1950年4月1日，查尔斯·德鲁医师（Dr. Charles Richard Drew ）从华盛顿特区驾车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 University）（注1），途中发生意外导致车子翻覆。他身体多处受重伤，包括大腿血管撕裂导致大量出血，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医院紧急室里死亡。

流传的说法是，德鲁医师因为是黑人，被白人医院拒绝治疗而不治。另一个版本是急症室的白人医师虽然极力抢救，却因医院只有白人捐出的血液，不可输给这位黑人医师，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这些民间流传的野史最后都被证实是以讹传讹，事实是医院里的两位白人医师第一时间即刻尽力抢救他，奈何却因伤势过重而还魂乏术。

德鲁成为被压迫代表

二战时，德鲁是将血浆从美国送到欧洲战场的最大推手，同盟国最后战胜德国，有效的输血服务是一大因素。战后他在美国创立红十字会血库和现代输血制度，那时的美国，种族隔离及歧视政策乃是常态，后来他因无法苟同美国政府与民间团体坚持白人及黑人的血必须隔开的做法，黯然离开输血界。

黑人医师德鲁死亡的虚构情节之所以成为图腾，因为他是美国现代输血作业中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救了无数美国白人士兵及平民，结局偏偏是因为种族歧视，无法接受输血而死，这种故事当然很容易煽动起来，引起黑人群体的共鸣。

德鲁之死很快成为受压迫的代表，在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中，黑人社运份子以口述、故事、书写及表演等手法呈现出来。这个真假掺半的悲剧，在黑人社会里流传，也成为黑人争取平权的武器之一。许多黑人民权份子后来即使承认这段被编辑过的故事造假，依然觉得身为被国家制度歧视和剥削的群体，他们夸大其词（其实是欺骗）的做法并没有错，因为当时（甚至是现今）许多美国黑人的确因为制度偏差，无法获得医疗照顾而死亡。

援偏颇证据自证偏见

如果1950年代有宽频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德鲁医师之死又会以什麽样的手法被呈现呢？肯定的是故事会以更快的速度转发，也会更广泛的流传。在资讯更为轻易获取及更广泛流通的年代，事实是否会以真正的面貌呈现？

我猜想我们看到的会是更加扭曲的故事，媒体会以更耸动的标题来刺激点击率，一些团体会更断章取义来动员其支持者，大众会更极端的发表各自的愤怒言论。

自古以来，人类难免选择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故事，也会尽量寻找偏颇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想要相信的“真相”。十六世纪时培根 (Francis Bacon) 就已经说过人类有四种心灵偶像 (Idola mentis) ，其中之一就是预设立场之后，再拼命搜寻及诠释自己想要相信的“剧场偶像” 。

若把德鲁医师的角色换上一位马来西亚人，相信也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掀起滔天巨浪。不久前在我国闹得沸沸腾腾的快餐店和清真蛋糕事件，许多社交网站及网民的言论再度出现了输血时否需要以宗教来区别血液。这些言论或许只是意气用事，但也反映出在许多人心底最深处，最终还是会兜回到族群、宗教、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在自己和他者之间画上一条界线。

筑围牆防卫自身权利

许多人反对歧视，却又同时划地自限，例如华人一般认为“黄种人”及“黄祸”是西方人歧视东方人建构出来的观念，却也认同《龙的传人》歌词里强调黄皮肤是中国人的一项特徵。

美国黑人医师和病患组织不断抗议医学界以肤色当作隔离的手段，但在 2005 年，当一个名为 BiDil 的药物在美国被批准以“黑人专用”的条件推出市场，许多美国黑人医师与团体不但不抗议，反而大事庆祝认为这是族群的胜利。

处于围城心态和忧患意识之下，人们难免要在自己和他者之间筑起一道围牆，作为防备本身权益不被侵蚀的防线。这种人以类聚的现象，与其借用着名学者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体”来形容，倒不如说是为了排斥“想像的异体”而建构出来的群体。

很多时候，这类自我围牆的行为，也导致人们利用污名、隔离及歧视别人的手段，来反抗自己面对的污名、隔离及歧视。道格拉斯·史塔 (Douglas Starr) 的《血液的魔力、战争与金钱》里就描述了 1980 年代爱滋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男性同性恋群体里开始流行后，当地血库拒绝男同性恋者成为捐血人，结果此举造成社会双重恐慌——医疗血液供应短缺及输血可能是感染爱滋病的源头（当时爱滋病还未正式命名及还未被确定是病毒感染）。

就在同性恋因为爱滋病而重新被污名化的那个年代，加州圣地亚哥(San Diego)的女同性恋组织成立“姐妹血液计划”(Blood Sisters Project)，呼吁女同性恋者踊跃出来捐血以填补血库的不足，也让和她们一样被卫道社会人士歧视的男同志们，在需要输血时得以使用女同志的血 。

但同时，她们也对血库派下定心丸——“如果男同性恋者及其伴侣会传播这种疾病，那麽女同志的血也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因为女同志们绝对不会和男人有任何接触”。这其实就像 BiDil 药物里微妙兼荒谬的悖论一样，一些团体反对当权者以不正确的医学理由将社会群体隔离，同时却也用不甚正确的医疗理由，来合理化将自己和被污名的群体区隔开来，甚至进而歧视其他弱势的群体。

当谎言被昇华成为抗争的理由，划地自限被当作捍卫本身团体的策略，污名及歧视成为对付他者的武器，我们不得不忧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将会如何冲击和分裂未来的世界。我们被动地由一些用想像虚构出来的性别、种族、宗教、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等等围牆隔离开来，同时却也使用同样的想像，将自己主动和其他群体隔离，始终无法鑽出牛角尖。如何不作茧自缚和跨出这些虚构的界限，才是一篇真文章。

注1：塔斯基吉大学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私立黑人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医药伦理历史里臭名昭彰，被视为现代医学压迫和欺瞒黑人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也是在这里由美国医学界配合大学的黑人教务人员进行的。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十九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