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特米亚人聚落

高俊麟,2017年2月23日

吉兰丹话望生的森林不再平静,甚至暗流涌动。多年的滥伐活动,直接威胁当地原住民的生计和文化,导致原住民“揭竿起义”,屡设路障阻挡发展,却也屡遭当局镇压。

我在话望生的接待家庭这么告诉我。42岁的安加(Anga Anja)是特米亚族原住民,他本身也直接参与抗争,设立路障阻止伐木商进入原住民习俗地。

我抵达话望生那天,安加为我准备了简单但美味的午餐,象征当地原住民的好客本性。但这也不禁让人担心,若他们周遭的森林都被砍伐,剥夺了生活方式和生计,他们该何去何从。

桌上摆着的是烤番薯、鱼、菠萝蜜等,还有米饭和甜茶。安加的猫咪在邻房不断喵喵叫,听起来有些凄惨,想必是要加入我们的丰盛大餐。

而我们这边的气氛也有些沉闷,因为安加正在担心,他的孙儿们未来还能否煮出如此丰盛的美食。

安加(见下图)来自话望生巴隆村(Kampung Barong)的特米亚聚落,他周遭的土地都面对滥伐森林的威胁。一向个性温顺的特米亚族,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之时,也不禁感到担心与愤怒。

“我们觉醒了,而我们感到难过。我们的孙儿如何继续生活?”

“我可能随时会过世,但我们的孙儿之后要如何生活?这就是我们必须醒觉的原因。”

3万公顷树林消失

根据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收集的卫星图像,吉兰丹的树林覆盖率在2000年是120万公顷。但到了2014年,接近3万公顷(约20.9%)消失了。

“(伐木地点)不会离我们很远,就近在咫尺。我们周遭都被伐木区包围。就在昨天,他们(伐木商)说要把所有树木都砍下。他们说,那是森林保育区。”

这个比例若和许多国家的森林砍伐程度比较,或许算是一般。而同时期的全国树林覆盖率减少比例则是约19.1%,相差不多(注)。

全国覆盖率减幅最高的是森美兰州(33.9%)、柔佛(31.5%)和马六甲(30.3%)。

不过,在卫生图上看着绿色大地变成红色,并不能真正了解问题所在。对安加和其他村民而言,滥伐森林更是直接冲击他们的文化和生活。对于如我们这样的局外人,或许只有走入原住民村落,亲眼所见才能了解。

巴隆村(Kampung Barong)是我的话望生行程第一站,前一天晚上我在瓜拉立卑(Kuala Lipis)留宿,汽车还有铺好的路可行。

之后必须经过50公里的颠簸才能抵达村落。这个距离一般只需半小时的车程,但坐在四轮驱动车上,经过崎岖不平的泥泞道路和河流,却用了三小时才抵达。

一路上,我和录影师经过一大片被开垦成油棕园的土地,几经波折才到真正的森林。这些被砍伐的地方,曾是墓地、丰富的果园和狩猎地。

我们的司机说,庆幸路上只下了小雨,否则即便是这些坚固的四轮驱动车,也会陷入泥沼。一路上,他也惊叹数年前经过此地时,身旁都还是绿油油的森林。

丹政府的除贫计划

和安加见面后,他迫不及待地分享,数年前和村民们第一次听到丹州政府的除贫计划——人民园地(Ladang Rakyat),那和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的定居计划有些类似。

那是7年前,约下午4点,安加和其他巴隆村的居民在村外的岔路,等待搭车出席宗教课程。

“约5点钟,我们听到铁桥附近有链锯声。那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事发生,而且他们(外籍工人和本地发展商)为何去到墓地?甚至在那里扎营?”

“听到链锯声后,我的朋友过去探查,看见有很多车辆停在那里,就前去问那些人:‘先生,你们怎么来这里的?’”

他们发现,这些工人来清理土地,为人民园地计划做准备。原住民当然不允许,因这片土地是墓地,周遭是原住民照料的丛林。

不料,工人不予理会,声称那不是原住民的丛林,甚至揶揄说那些榴莲树是熊粪变出来的。

安加的朋友回到部落,将此事告知村民。

“我们想了又想,在那之前只知道有伐木商会摧毁树,不知道还有其他计划。现在我们知道了。”

他说,当时他们决定是时候行动,因为文化和生计备受威胁。

2012年首次设路障

于是,第一次的反伐木路障在2012年1月建立起来。当时,话望生31个村子的约300名原住民参与抗争,控诉他们的祖地被州政府掠夺,再转手于伐木公司和人民园地计划。

这个路障是西马有史以来第一次类似行动,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继续。路障也频频被当局拆除,特米亚人甚至将丹州政府告上庭,指他们的习俗地遭侵占。

州政府也指控,原住民的抗争行动是受外人唆使。他们的律师西蒂卡欣(Siti Kasim)甚至被说成是因为反对执政丹州的伊党政府,才会支持原住民社群的抗争。

伊党中委莫哈末沙努西(Muhammad Sanusi Md Nor)在去年12月,就曾如此批评西蒂卡欣。

“丹州的这项(原住民)课题是由政党挑起的,并和那些反对伊斯兰法的人联手,如西蒂卡欣,以对付丹州政府。”

“她(西蒂卡欣)即不是环保分子,也肯定不是关心原住民的人。”

不过,我到话望生采访的不同村落的原住民,皆强烈否认这点。他们强调,设立路障是自己的行为,并非受外人指使。

Angah bin Along
Kampung Chemal 村民

“外人”的各种协助

若说这些“外人”做了任何事,那就是为原住民抗争注入一些影响力,也让抗争维持在非暴力的状态。

“我们用嘴巴抗争,用书信抗争,不用拳头、枪械、或飞镖。我们守法,我们通过法律诉求,通过法律斗争。”

安加的说法,也获得布巴拉(Pos Balar)村长阿烈布素(Alek Busu,见图)的呼应。他说,抗争是自己的选择,但其他人也给予建议,例如该如何行动。

“没有什么外来影响。我们只是寻求他们的意见,了解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外人不会动摇我们。”

“外人只是提供意见:如果你主张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就以正常手段,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我们用合法的方式,因为不会造成破坏。我们依照法律,通过法院。”

“那是我们的决定。”

阿烈刚刚打猎回来,腰际间还挂着一巴砍刀和匕首,他也对觅食的森林资源遭剥夺感到担忧,更担心习俗地被侵占。

“我们设立路障,是因为伐木和我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觉得不对。伐木商入侵我们的习俗地,使得生计皆受影响。人民园地计划亦是如此,因他们并未征询任何村民的意见。”

“他们没有咨询(村民委员会)主席或村长,不尊重我们,所以我们感到失望。”

“雨季来临时,受苦的是我们。2014年,有3个小孩因水灾而死亡,水患是我们反对伐木的原因之一,它破坏我们的生活和生计。”

“森林的植物都没了,我们的果树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设立路障的原因,我们不喜欢(伐木)。”

州政府少接触原民

根据《马新社》去年12月4日的报导,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末耶谷否认边缘化原住民,相反地认为该州相当顾及原住民的福利。

他说,该州已经将973公顷的土地宪报为原住民保留地,另外1万9000公顷是供作原住民活动地域。

“不该挑起这个议题。吉兰丹的原住民社群只有1万人,该区域应该是足够的,不应该再挑起课题。”

尽管州政府自认已有这样的措施,但因为少和原住民接触,导致州政府和原住民的矛盾加深。

根据阿烈的说法,原住民尝试将诉求带到丹州大臣办公室,但备忘录却不被接受。

“他们(大臣办公室)说这些事应该带到原住民发展局(JAKOA),但我们去拜访时,原住民发展局又说是森林局的事。我们去见森林局,他们又要我们去找州政府。”

原住民的美好生活

在原住民和州政府之间的路障拉锯战中,安加向我分享什么是特米亚人的美好生活。

他说,曾有人民园地计划的一家公司,献议给巴隆村1万令吉,据称不带任何附带条件。而村民最后拒绝了这笔钱,他们希望能保住森林,至少能长期赚取收入,而非接受一次性的巨款,最后却失去祖地。

“钱可以改天再算,但只要我们保有土地和森林,我们可以做手链或其他东西,拿到店里售卖,赚些钱。”

“比如昨天,我去抓鱼。我带一个朋友去,他说:‘嘿去抓些鱼吧,我想吃’。我撒网捕了鱼交给他,他给我20令吉。这就足够了,很好。”

“我们不要就这样拿那笔钱(1万令吉),我们不要欠人家任何东西。”

注:不是所有覆盖林都是森林,这仅是代表树冠覆盖率高于30%的树木和其减少程度。然而,树木减少未必是滥发森林所造成,也可能是原有的种植园地,正改种其他作物。

本文数据引述独立来源资料,来说明森林砍伐程度。国际森林观察虽然也提供树林覆盖率增加的数据,但没有在本文引用,因其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覆盖率增加和减少不能比拟。

本文原文为The simmering disquiet in Gua Musang,由《当今大马》英文版记者高俊麟撰写,苏颖欣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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