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特米亚人聚落
高俊麟，2017年2月23日吉兰丹话望生的森林不再平静，甚至暗流涌动。多年的滥伐活动，直接威胁当地原住民的生计和文化，导致原住民“揭竿起义”，屡设路障阻挡发展，却也屡遭当局镇压。
我在话望生的接待家庭这么告诉我。42岁的安加（Anga Anja）是特米亚族原住民，他本身也直接参与抗争，设立路障阻止伐木商进入原住民习俗地。
我抵达话望生那天，安加为我准备了简单但美味的午餐，象征当地原住民的好客本性。但这也不禁让人担心，若他们周遭的森林都被砍伐，剥夺了生活方式和生计，他们该何去何从。
桌上摆着的是烤番薯、鱼、菠萝蜜等，还有米饭和甜茶。安加的猫咪在邻房不断喵喵叫，听起来有些凄惨，想必是要加入我们的丰盛大餐。
而我们这边的气氛也有些沉闷，因为安加正在担心，他的孙儿们未来还能否煮出如此丰盛的美食。
安加（见下图）来自话望生巴隆村（Kampung Barong）的特米亚聚落，他周遭的土地都面对滥伐森林的威胁。一向个性温顺的特米亚族，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之时，也不禁感到担心与愤怒。
“我们觉醒了，而我们感到难过。我们的孙儿如何继续生活？”
“我可能随时会过世，但我们的孙儿之后要如何生活？这就是我们必须醒觉的原因。”
3万公顷树林消失
根据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收集的卫星图像，吉兰丹的树林覆盖率在2000年是120万公顷。但到了2014年，接近3万公顷（约20.9%）消失了。
“（伐木地点）不会离我们很远，就近在咫尺。我们周遭都被伐木区包围。就在昨天，他们（伐木商）说要把所有树木都砍下。他们说，那是森林保育区。”
这个比例若和许多国家的森林砍伐程度比较，或许算是一般。而同时期的全国树林覆盖率减少比例则是约19.1%，相差不多（注）。
全国覆盖率减幅最高的是森美兰州（33.9%）、柔佛（31.5%）和马六甲（30.3%）。
不过，在卫生图上看着绿色大地变成红色，并不能真正了解问题所在。对安加和其他村民而言，滥伐森林更是直接冲击他们的文化和生活。对于如我们这样的局外人，或许只有走入原住民村落，亲眼所见才能了解。
巴隆村（Kampung Barong）是我的话望生行程第一站，前一天晚上我在瓜拉立卑（Kuala Lipis）留宿，汽车还有铺好的路可行。
之后必须经过50公里的颠簸才能抵达村落。这个距离一般只需半小时的车程，但坐在四轮驱动车上，经过崎岖不平的泥泞道路和河流，却用了三小时才抵达。
一路上，我和录影师经过一大片被开垦成油棕园的土地，几经波折才到真正的森林。这些被砍伐的地方，曾是墓地、丰富的果园和狩猎地。
我们的司机说，庆幸路上只下了小雨，否则即便是这些坚固的四轮驱动车，也会陷入泥沼。一路上，他也惊叹数年前经过此地时，身旁都还是绿油油的森林。
丹政府的除贫计划
和安加见面后，他迫不及待地分享，数年前和村民们第一次听到丹州政府的除贫计划——人民园地（Ladang Rakyat），那和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的定居计划有些类似。
那是7年前，约下午4点，安加和其他巴隆村的居民在村外的岔路，等待搭车出席宗教课程。
“约5点钟，我们听到铁桥附近有链锯声。那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事发生，而且他们（外籍工人和本地发展商）为何去到墓地？甚至在那里扎营？”
“听到链锯声后，我的朋友过去探查，看见有很多车辆停在那里，就前去问那些人：‘先生，你们怎么来这里的？’”
他们发现，这些工人来清理土地，为人民园地计划做准备。原住民当然不允许，因这片土地是墓地，周遭是原住民照料的丛林。
不料，工人不予理会，声称那不是原住民的丛林，甚至揶揄说那些榴莲树是熊粪变出来的。
安加的朋友回到部落，将此事告知村民。
“我们想了又想，在那之前只知道有伐木商会摧毁树，不知道还有其他计划。现在我们知道了。”
他说，当时他们决定是时候行动，因为文化和生计备受威胁。
2012年首次设路障
于是，第一次的反伐木路障在2012年1月建立起来。当时，话望生31个村子的约300名原住民参与抗争，控诉他们的祖地被州政府掠夺，再转手于伐木公司和人民园地计划。
这个路障是西马有史以来第一次类似行动，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继续。路障也频频被当局拆除，特米亚人甚至将丹州政府告上庭，指他们的习俗地遭侵占。
州政府也指控，原住民的抗争行动是受外人唆使。他们的律师西蒂卡欣（Siti Kasim）甚至被说成是因为反对执政丹州的伊党政府，才会支持原住民社群的抗争。
伊党中委莫哈末沙努西（Muhammad Sanusi Md Nor）在去年12月，就曾如此批评西蒂卡欣。
“丹州的这项（原住民）课题是由政党挑起的，并和那些反对伊斯兰法的人联手，如西蒂卡欣，以对付丹州政府。”
“她（西蒂卡欣）即不是环保分子，也肯定不是关心原住民的人。”
不过，我到话望生采访的不同村落的原住民，皆强烈否认这点。他们强调，设立路障是自己的行为，并非受外人指使。
“外人”的各种协助
若说这些“外人”做了任何事，那就是为原住民抗争注入一些影响力，也让抗争维持在非暴力的状态。
“我们用嘴巴抗争，用书信抗争，不用拳头、枪械、或飞镖。我们守法，我们通过法律诉求，通过法律斗争。”
“没有什么外来影响。我们只是寻求他们的意见，了解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外人不会动摇我们。”
“外人只是提供意见：如果你主张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就以正常手段，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我们用合法的方式，因为不会造成破坏。我们依照法律，通过法院。”
“那是我们的决定。”
阿烈刚刚打猎回来，腰际间还挂着一巴砍刀和匕首，他也对觅食的森林资源遭剥夺感到担忧，更担心习俗地被侵占。
“我们设立路障，是因为伐木和我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觉得不对。伐木商入侵我们的习俗地，使得生计皆受影响。人民园地计划亦是如此，因他们并未征询任何村民的意见。”
“他们没有咨询（村民委员会）主席或村长，不尊重我们，所以我们感到失望。”
“雨季来临时，受苦的是我们。2014年，有3个小孩因水灾而死亡，水患是我们反对伐木的原因之一，它破坏我们的生活和生计。”
“森林的植物都没了，我们的果树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设立路障的原因，我们不喜欢（伐木）。”
州政府少接触原民
根据《马新社》去年12月4日的报导，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末耶谷否认边缘化原住民，相反地认为该州相当顾及原住民的福利。
他说，该州已经将973公顷的土地宪报为原住民保留地，另外1万9000公顷是供作原住民活动地域。
“不该挑起这个议题。吉兰丹的原住民社群只有1万人，该区域应该是足够的，不应该再挑起课题。”
尽管州政府自认已有这样的措施，但因为少和原住民接触，导致州政府和原住民的矛盾加深。
根据阿烈的说法，原住民尝试将诉求带到丹州大臣办公室，但备忘录却不被接受。
“他们（大臣办公室）说这些事应该带到原住民发展局（JAKOA），但我们去拜访时，原住民发展局又说是森林局的事。我们去见森林局，他们又要我们去找州政府。”
原住民的美好生活
在原住民和州政府之间的路障拉锯战中，安加向我分享什么是特米亚人的美好生活。
他说，曾有人民园地计划的一家公司，献议给巴隆村1万令吉，据称不带任何附带条件。而村民最后拒绝了这笔钱，他们希望能保住森林，至少能长期赚取收入，而非接受一次性的巨款，最后却失去祖地。
“钱可以改天再算，但只要我们保有土地和森林，我们可以做手链或其他东西，拿到店里售卖，赚些钱。”
“比如昨天，我去抓鱼。我带一个朋友去，他说：‘嘿去抓些鱼吧，我想吃’。我撒网捕了鱼交给他，他给我20令吉。这就足够了，很好。”
“我们不要就这样拿那笔钱（1万令吉），我们不要欠人家任何东西。”
注：不是所有覆盖林都是森林，这仅是代表树冠覆盖率高于30%的树木和其减少程度。然而，树木减少未必是滥发森林所造成，也可能是原有的种植园地，正改种其他作物。
本文数据引述独立来源资料，来说明森林砍伐程度。国际森林观察虽然也提供树林覆盖率增加的数据，但没有在本文引用，因其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覆盖率增加和减少不能比拟。
本文原文为The simmering disquiet in Gua Musang，由《当今大马》英文版记者高俊麟撰写，苏颖欣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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