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序幕，待业的摩多修理员阿强（陈泽耀饰）拿着空水瓶，徐徐爬上里面住着一只青蛙的生锈蓄水池。引入眼帘的是俯瞰汽车工厂、住宅区与公寓怪诞混合的城市地貌。阿强和妹妹从厕所成功偷水后，镜头就跟随他的摩多穿梭在吉隆坡的旧城——富都（Pudu）社区的大街小巷之中。当地熟为人知的旧巴刹天桥底下、电子街、印刷厰区、木屋区，逐一镶嵌成电影的布景。
《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为什么要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主要布景？
电影书写吉隆坡老城
“我很喜欢Pudu这个地方。”
他说，富都早年热闹得很，是吉隆坡最早被发展的地区。整个区域的老建筑，有别于后期吉隆坡逐栋立起的发展模式，透露出这里曾是城市规划的重点。后来，随着八打灵市一带被开发，半山芭就开始没落，成了老建筑与老人汇集的老社区。
他也很喜欢这里的人蛇混杂，保存了许多华人市井小民的生活方式，食物、巴刹摊位、人们讲话的方式都还是有那个道地味儿。
“我很想去拍一个老了的城市，跟一个新诞生的地方。他们可能没办法逃离这个地区，只能在这里生活。”
刚开始写剧本时，他并没有指定地点。喜欢边写剧本边看场地的他，有次开车兜到俗称红灯区的格朗路（Jalan Gelang）上，发现“东厂”墙上五光十色的的灯管招牌，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迎面开来，某个转弯处，突然出现一个那么大的电视机，很亮。”他说，这很荒谬，一座住着许多老人的老社区，突然有栋建筑的电视墙那么新颖亮丽，即使要在其它商业地区都很难找到。
这座城市拼凑着太多奇怪的事物，他说：“我对那个景象很难忘，好想把一切东西都发生在这里。”后来，这里就成了阿强找到凶手车子，后来被警察追捕的场景。
观看《分贝人生》时，辨别实景的具体地点仿佛成了另一种乐趣，也隐约感知到电影兼具记录城市面貌的使命。
木屋拆迁发生在蕉赖啤路（Jalan Peel）上，熟知吉隆坡的人，大概都知道那里曾有一大片的木屋区，后来因发展之名，木屋居民忽然成了吉隆坡市政局“零违章木屋区计划”，以及后来的购物商场和捷运计划的牺牲对象。
“我想要用很多外来的东西，去呈现阿强的角色，就像木屋倒下、推土是一个爆发。我想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配合他的心情去做，于是想到拆迁木屋。”
原来编剧梁秀红也曾住在木屋区，那是一个邮差有地址也找不到的地方。“我就去看，真的就如我们所写的那样，喷红字的就是要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住在里面，同时又拆掉了很多家，有人在那里捡破烂。”
“它就在Sunway VeloCity（双威永乐城）后面。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凉，后面还有栋高楼正在起着，才一条马路而已，反差那么大。”
坚持不妥协：不要配乐
首次执导长片后，陈胜吉认为，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应该坚持什么？
他快速回应，坚持不妥协。但是，为了让电影顺利开拍上映，他不都作出一连串的妥协，例如选角。他反驳，“我也有一堆的不妥协，像配乐这件事情。”
为了坚持不要配乐，他曾多次和监制闹僵。因为两三年合作下来开始变得熟悉也罢，为了让电影给更多人看见也好，彼此说话方式和语气很不客气，连投资方也认为要有配乐不可。
“那时候我很焦虑，一直想着要怎么说服他们，不要配乐。”
他解释，有些立场可以妥协；可是，配乐不行。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还曾为此写了一封很长的简讯。到底为什么不要有配乐？
“因为它不可以有配乐。它为什么要有配乐？今天如果它可以不需要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要给它？”
他语速变得好快，仿佛这些回应在过去上演了好多遍。打破电影制作的固有思维，是他想要表达的。
那天，他们印制了一个没有配乐的DCP（数字电影版），准备播放给工作人员看，还有台北影业的老板。起初连他也认为要有配乐，现场很多人也这么认为，唯独台湾知名电影音效师杜笃之认为不需要。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他说，完全可以不用配乐，剧情完全可以撑起来。”
直至后来播放完毕，大家才觉得可以不用配乐。
“我当下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这部电影跟你有关，如果你自己不去坚持的话，请问谁还会来帮你坚持和保护这个东西。”
他笑说，“这是廖克发（《不即不离》纪录片导演）跟我说的，呵呵呵。”
“不过是部普通片子”
片子上映后，看到各媒体电台的宣传，大家在面子书上的讨论，他有什么想法？
由于厌倦媒体重复性的样版访问，原来他早已和监制达成共识，不参与后期宣传和媒体访问。他直说，“没有看到大家，只有身边的朋友讨论。”
朋友或许碍于情面，都不特别严厉批评。他忽然陷入少有的沉默，“当初做这件事时，很不好做。”
“电影上映最让我期待的一件事，是…..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是一部很普通的片子。可是，它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少数的片子，算是比较异类的片子。”
他说，先不论观众对这部电影喜欢与否，至少它的出现撑开了电影的类型。“我们真的太少看到其他样貌的电影，我觉得至少做了一个跟过往其他电影稍稍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做的就是趁着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应该以一个很多不同面貌的方式去做电影。”
他说，电影本身的呈现手法很复杂。它多样和包容，同时可以跟不同的元素、其他艺术形式连结在一起，像文学、音乐、戏剧。当然，电影也可以简单处理。
问起与《分贝人生》有相同社会关怀的本土电影《Jagat》的看法（倒是忘了问《黑眼圈》对他有没有影响），他说，“整部片子的情绪都是愤怒。我看完整部片子读到的一个讯息是，导演做电影非常困难，所以他就趁着这次的片子把全部情绪宣泄出来。”
同处这样的环境，他很同理电影创作者的心情，但他一共重复了三次“很怕”，说自己最怕第一次拍片的时候，有太多事情和情绪想说，所以不断说服自己，要把自己放下。
“你要放下自己，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放下自己心里面的某些点，可能是一个贪心，想要讲更多。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看看自己在电影上的高度可以去到哪里，看看自己有多厉害或不厉害。”
他话锋一转，“但是，观众来看电影只是要看两个东西而已，看故事好不好，看演员好不好。谁管你陈胜吉是谁？谁管你陈克勤（《分贝人生》摄影师）拍出来的画面有多厉害？”
他当过各类广告和电影的收音师、灯光师、助导等幕后工作，心里清楚自己想要在电影创作上抵达的彼岸，与电影被大众市场逻辑餵养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拉扯。
“后来，我觉得和两个监制（王礼霖、李治成）合作下来也是好的。前面真的有很多争执，现在是很好的，很庆幸监制他们觉得电影有另外一个面貌，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另一种回家：多伦多影展偶遇同乡
电影仍然是目前他最想要和世界沟通的媒介。“是啊，马来西亚长这个样子，太多人拍马来西亚好的样子，或者拍完全跟马来西亚无关的片子，纯粹是语言或演员，看起来像是马来西亚（电影）。”
“它是记录一个城市这个时候的样子，也是记录我当时怎么看待这个环境周遭的一个方式。”
去年12月起，《分贝人生》一直拼欧美影展，迟迟没有消息，直至今年8月，《分贝人生》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探索发现单元”，陈胜吉有机会跟电影团队去跟当地观众交流，万万没想到在观影现场，偶遇一位移居多伦多多年的马来西亚人，让他印象深刻。
对方也是修电影，“看完之后，他问为什么电影的观点是从华人出发？我就跟他说，我是华人啊，我没有办法从马来人的观点出发。”
“这个土地就摆在那里，我就想要去拍它。我觉得很多人不拍，所以我想要回去拍。”
后来，那个人当场哭了。陈胜吉回溯当时的情景，“他是十多、快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也很少再回去。他也是念电影，他觉得他是在逃避。可是，他看到一部非常亲切的马来西亚电影。”对方很感谢他们拍了《分贝人生》，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他也能看到。
那也许是另一种回家，与电影中不断召唤我们“回家”的童谣，有了一种预料之外的呼应。
“那个点让我非常感动，你没有想象过一部影像的力量可以去到那里。可是，偏偏在某些时刻，它带给你的回报是远大于你可以想象的。”
“电影本身到最后可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有那么多主创人员、工作人员和演员，那么多不同的人，将自己的经历和历练在里面。它自己本身就诞生了一个，你控制不道的生命。”
他反刍，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别人的影子，也有很多其他片子的影子，或是其他人的戏剧思考模式。
“坏的我也不能怎样，我已经在我这个年纪，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拍一部电影。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会拍到这个样子，我就只好更努力，或是吸收更多不同的知识养分，然后再去拍一部。”
他说，这是创作者要面对的，而非推说观众看不懂。
他很坦然地说，也不知道是否有第二部、第三部电影可拍，但对于《分贝人生》的好坏，他觉得暂时也只能搁置在此，算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今年他以《风和日丽》再度入围金马创投，尽管下个月才揭晓成绩，平时很早起床的他，最近已开始投入写剧本，展开新的旅程。
《分贝人生》里好多场剧幕都在路上，无论是在公车上、摩多，或是汽车。陈胜吉说，他很喜欢移动，人一定要移动，往更好的方向去。
“移动会有个目的地。你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移动。个人一定要身体力行去移动，你才会有不同的东西。”
阿强在最后一幕，载着母亲在久别的雨天开往未知的路途上，重尝移动的自由。当年从台湾回来的“外来者”透过电影书写，回应他对马来西亚本土的关怀，试图撑开电影的不同类型，也是一种透过移动与回家的矛盾辩证与自我完成。
为了回家，我们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