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张溦紟 3月 13, 2018 | 人物
（编按：此素描由受访者琳达的友人沙迪，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按琳达的故事所描绘，本素描经琳达同意转载刊登。）
下午，只见琳达（Linda Iskandar）的额头全是汗水，身边带着两个12岁和6岁大的儿子。约访的地点距离她家约10分钟步程，在工作尚未稳定前，她得想办法把住家、孩子学校、工作地点以及管吃喝住行的基本设施，全都安顿在可步行的距离。偏偏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机能越高的住所，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租金。
去年8月，琳达只来得及抓了两袋行李，即带着两个儿子匆匆离开住家，还有那一段12年的婚姻。她的电脑、平板电脑、旧护照以及爱看的科幻小说，都一并滞留在家中，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当时，友人帮她们叫了部德士，把她们母子仨送到妇女援助组织的庇护中心，再由中心付车钱。
琳达全身上下只有15令吉，她担心孩子会饿坏肚子，匆忙之下，包包里还来得及塞进一条面包。后来，听友人说，上门向丈夫追债的人把家里值钱的物件挖空变卖，朋友只来得及帮她保住了一本旧护照。
“我受不了了，家里完全没有食物，当时我还有工作，可是却被迫辞掉。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人经常出现在我家向我讨债，说我的前夫向他们借了一笔钱。他们还威胁我，若不还钱，就要绑架我的孩子。”
她曾待在妇女援助组织的庇护中心，也曾参与柏尼斯曹丽（Bernice Chauly）的创意写作坊。在《蒂娜的旅程》绘本推介礼上，她是家暴幸存者公开发言的唯一代表，除了分享自己的历程，还朗诵了一首诗歌。
“我不惧怕发声，大部分女人看似害羞，其实不是，她们是为自己的遭遇感到羞耻。可是，我们必须把这些事情（家暴）说出来。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但没有人讨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正在受罪，只是保持缄默。”
琳达来自沙巴，45岁，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思路清晰，说话条理分明。她还有一把说故事的声音，语调有起伏，用词有画面，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听她创作的故事，还到处跟同学分享。她的幽默感伴随着爽朗的笑声，经常跟咖啡馆内的咖啡机蒸汽声混杂在一起。不过，外人或许很难想象，眼前的她跟过去判若两人。以前，她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从来不敢直视他人。
前夫不准我笑
传统价值观让她得长年忍受丈夫在语言和肢体上的暴力， “女人无论受过多高的教育，回厨房待住，服从你的丈夫，即使他是错误的。”那段期间，拒绝工作的丈夫，经常要求她向公司预支薪水，每次约两三百令吉，拿回家里后，他就一下花光。“我早已厌倦，可是我依然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很尴尬、羞耻。我曾向身边的朋友哭诉，可是她们都说，他是你的丈夫，你要听从他的话。这是我最常得到的回复。”
琳达曾在汶莱建筑公司工作近十年，从最低阶的资料分析员到成为公司代表到海外开会受训。回马后，她认识巴基斯坦籍丈夫，结婚生子12年。刚开始两人的感情甚好，在印度清真寺（Masjid India）经营摊贩生意，由于没有冷冻箱，每天凌晨5点，得拎着装有四只大鸡的塑料袋，从住处乘搭捷运到工作地点。
解冻的脏水就这样一路从塑料袋往下滴，两人也顾不了周遭厌恶的眼光，只管为眼前的未来打拼。后来，生意不错，挣了点小钱，丈夫打算聘人减轻工作，扩大生意，同时也想让她在家里待着，享受好日子。结果，却是噩梦的前奏。
丈夫疏于看管摊贩，生意惨淡，最终结业收场。后来，丈夫在秋杰路跟朋友租了半间店铺贩卖衣物，却不幸遇上火神，她还因此曾登上新闻版面。当时，琳达也不顾怀有身孕，跟工人拼命抢救店里的商品，不过，事与愿违，他们还是失去了所有。夫妻两人付不起房租，不断搬移住所，外面的工作条件恶劣，每天要工作12至15小时，丈夫找工屡屡失败，脾气变坏，关系也开始变质。
第一次家暴的画面，琳达迄今记忆犹新。2005年生下大儿子两周后，新手妈妈满心喜悦，想说跟丈夫儿子出门购物，享受天伦之乐。途中，她劝丈夫不要老是玩电话，对方突然转身用力地刮了她一巴掌，连眼镜都摔断在地上。她手里还抱着初生的婴儿，当下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只是觉得非常诧异，为何要受到这般对待。她原本想要到朋友家暂住，结果一回到家里，却被丈夫反锁，还没收了她的电话。
事后多年，她才开始回想，自己一直都在掩护丈夫，即使是被关在房门的那一次，她也一心想着，毕竟是家丑，不要太引起关注，连大喊救命都觉得羞耻。之后，她变得越来越沉默。丈夫每次数落她，嫌她长得丑陋，说她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愿意娶她。丈夫的面子书从来都没有夫妻两人的照片，仿如他的世界没有她，只有跟孩子们的合照。她曾经要求分开，丈夫却对她百般威胁；每次她跟孩子说笑，他总是故意破坏气氛，不准她开怀大笑。后来，她被驯化得“很好”，成天挂着苦脸，见到外人尤其是男人时，都不敢直视说话，只敢望着对方的额头。
有次，她在上班途中被车撞倒，赶紧爬起来慌张地离开现场，还安慰肇事者说自己没事。她害怕一上警局，就会不小心把所有的事情抖了出来。过去12年来，她有意识地不报警，即使身体出现损伤，她要么用长袖遮掩照常上班，要么自个儿到医院检查。老板有时发现异状，她就编织各种理由打发过去。她最害怕的就是工作面试，因为老板总会问到家庭状况去。她还曾试过自寻短路，一心只想，若死后公积金里至少还有一笔钱留给丈夫。
跟许多家暴幸存者一样，她们能够万般忍耐，唯一的底线就是孩子受到威胁时。上门追债的人威胁要绑架孩子，她于是下定决心出走，到庇护中心求助。
厨房是天堂的模样
庇护中心每天进出的人很多，进来的人，有的带着四五个孩子来求宿，有的则孤身一人，她们遭丈夫踢出家门，与孩子隔离。至于出去的人，有的选择重回丈夫身边。她问，“你知道妇女来到庇护中心之后第一件会做的事是什么吗？”我摇头，她说：“睡觉。”她们任由孩子在中心玩耍，自己倒头就睡，沉睡的鼻鼾声此起彼落。长期受虐的妇女，不敢在深夜里沉睡，总是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放心安眠，也是琳达来到庇护中心所做的第一件事。过去她总是浅眠，担心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无预警之下发生。
其次，房间四处总会传来抽泣声，有的是把头埋在枕头里暗自哭泣，有的则是放声大哭。琳达抵步的第一天，不敢在儿子面前哭泣，独自偷偷走到后院大哭，责问苍天为何要如此对她。哭完了，才回到中心。
刚开始，琳达不爱跟别人交谈，就连庇护中心举办的瑜伽、手作课程，她也兴致缺缺；唯一让她眼睛发亮的，就是厨房。每当中心需要志工帮忙烹饪时，她总是抢先举手。“那个厨房几乎成为了我的中心。任何人若想要进来帮忙，我都会把她们赶出去。我要煮饭，我需要空间，（烹饪时）我必须移动得很快。”别人以为她发脾气，事实上，她一旦拿起刀子锅子，就会像她的奶奶煮中餐一样，在砧板上啪啪啪啪，动作利落迅速。
“我乐在其中，这里的厨房设备齐全，冰箱偌大，食物储备丰富，有很多鸡肉，所有你想要的香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里简直就是我的天堂，所以我把我身上的全部能量都投注在这里。”琳达说话很有画面感，看她欣悦地描述“天堂”的模样，跟家中空无一物的厨房，顿时形成强烈的对比。
写作课找回美好事物
琳达观察入微。起初，最令她不解的是，听着女人公开地数落丈夫的不是，有的甚至开始相互比较，谁的丈夫最差劲。后来，好友告诉她，她们敢于发言是因为一门写作课。出于好奇，她抱着尝试的心态加入写作课。好友已在中心待上四个月，人向来不多话，可是一到了课室，却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言，这点令她感到很意外。
写作坊导师柏尼斯请琳达自我介绍时，她尚未卸下防卫心，只是简短回答快速打发，“就像这里每个人一样，我跟我丈夫之间出了一些问题。”直至有次，她写了一篇短文，提到丈夫如何虐打她时，她发现班上的学员听她朗读时纷纷哭了起来。她心里一慌，“是我比她们都悲惨么？”可是，当她转头看到好友也哭得悲凉时，忍不住问好友：“我的故事你不都已听过了么？”她才开始稍稍意识到，书写的潜力和威力。
琳达恍如重返求学时期，每周下课后还得应付导师给的功课，如：你最怀念的童年时光、形容镜子里的你；或是，想象你背着背包站在小镇中央，你会……她说，这些题目让她暂时脱离了现状，回到几乎快遗忘的自己，想起一些美好的小事。“当你记起美好的事情，你会发现事情不会总是那么坏。”最近，她在某个国际社交网站成了网络编辑志工，在匿名的虚拟世界，她敞开自己，贴文分享自己的心情，还给世界各地的网友加油打气，吸引不少粉丝
“柏尼斯的写作课以后，我学会接受现实。她教会我们要爱惜自己。她问，我们喜欢自己什么？我想了想，幽默感。”年轻时，她曾在一家蛋糕店打工，也许门可罗雀。她笑说，那是一家令人沮丧的蛋糕店，她只好幻想自己身在好莱坞，每每走进一个客户，她都会从对方的一些特征幻想对方是某某大明星。她自己也没发现，这些年来，那个乐观开怀，充满幽默感的女孩都去了哪里？
离开舒适圈面对世界
重拾勇气的她在庇护中心只待了短短两个月半，就决定带着孩子出走，勇敢面对外面的世界。庇护中心越安全越危险，这里什么都有，她担心再这样待下去，会离不开这个舒服圈，儿子的未来更没有出路。出去以后，她找过无数的工作却不果。职场的年龄歧视，让她难以重当上班族；她试过问餐馆或便利店，但对方都以没有相关经验为由打发她。间中，孩子因思念父亲过度，乞求母亲重返父亲身边，她一开始不答应，后来为了孩子，即使明知不可能，还是决定尝试。
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回，还被打断中指一小节骨头，后颈也被摔伤。但她学会了报警，丈夫被送进监狱，她每天打电话去警局追问下落，因为丈夫曾扬言若出狱要置她于死地。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琳达前夫在访问的前一周，在狱中心脏病发猝死。她是他在马来西亚唯一的亲人，原本找到新工作的她，只好延后报到时间，耐住性子和情绪为前夫办理身后事。每次说到此处，她手握拳头，“什么？我心烦意乱，像他这样强壮的男人，竟然会因为心脏病而死去。这很恼人。他原本应该是被遣返回国，然后重新开始……可是，他竟然这样就死去了，真是不可思议。”
“写作课以后，（它让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它会否再次发生，全看你自己。我选择不让它再发生，要向前看。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由的感觉。”访谈的两天后，她准备开始迎接新工作，是一份文职，她的老本行，工资不错，老板也乐意让她带放长假中的孩子上班。从琳达身上，更能深刻体会到，那些看似抽象的劳工权益及就职女性或单亲妈妈的权益，在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是何等重要的社会安全网，为他们提供基本且合理的工资，友善且人性的工作环境，以及公共托育服务。
琳达坦诚，勇敢是需要练习的，现在的自己还是会走一步退两步。她回想起，柏尼斯曾在写作课要求她们写一封信给5或10年后的自己。“我有很大的梦想。5年后，我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意，拥有一部车子，能够独立负担孩子的开支，有能力的话，还可以一起去旅行。我会全力以赴。”
by Hanna 2月 7, 2018 | 人物
娜迪拉（Nadirah Babji）现年26岁，去年才拿到医学学位，却已数次走到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最前线。
她到过土耳其、希腊、塞尔维亚和其他欧洲国家，到处提供医疗援助和灾难救援。此前，她曾在肯亚的学校带领一支体育队，也曾到坦桑尼亚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募款，甚至在中国、印尼和印度孤儿教英语
不过，这位来自雪兰莪梳邦双威镇的女生却直言，她从小在备受忽视的世界中长大。
她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全家挤在简陋窄小的公共组屋。比起拼命啃书考取奖学金，她更专注要如何闪躲周遭人的欺压
大马教育文凭放榜，她凭着全科A的耀眼成绩，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在2011年飞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学医。
印度的另类换宿旅游
求学之余，她趁机到印度各地旅游，同时也激发了她对救援和社区工作的兴趣。
凡到需要援助之处，她总会多待几天，留下帮忙，也开展了另类的换宿旅游。
“我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就让我留宿在他们家中。”
“在那里待得越久，我愈感觉自己也是他们的家人或是社区一部分。”
活泼开朗的娜迪拉告诉《当今大马》，“我到处跟人说话，聆听他们的故事，也从中学习他们如何思考。我很享受这样的方式。”
顺利毕业后，她趁见习前的空档，先后到了非洲、中东和欧洲等国家，参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救援工作。
“我把奖学金全花光了，旅费能省则省。”
“我住在各种旅店或当沙发客。我在欧洲每天只吃一餐。”
她的工作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它们主动接洽和邀请她，在灾区设立医疗设备。
虽然她尚需实习才能取得医生执照，但她已受过专业医疗训练，擅长灾难救援和人道援助。受访的两天后，娜迪拉飞往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诊所的设施。
根据《BBC》的消息，科克斯巴扎尔位于孟加拉东南部，与缅甸接壤。当地的医院今年9月持续接受大量罗兴亚穆斯林伤患，他们许多是在越境逃亡时被地雷炸至重伤，医院因而人满为患。
土耳其的狙击手
回想在土耳其的日子，她恍如身在另一个世界，每天在烽火前线，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惊险事情等着她。
叙利亚难民每天游走在生死边缘之间。狙击手驻守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一旦有人越过边境，格杀勿论。当地难民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每天约有1000人集合出发，一起越境。
有个男人告诉她，就算人再多，狙击手还是照样开枪。不过，躲在人群中，用肉身分摊死亡风险，降低被击毙的机率。有些家庭则选择走山路，希望可以保住性命。
叙利亚难民营里，她是唯一的医护人员。那里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许多难民发烧感冒，她每天要处理很多急救护理、包扎伤口等。
她曾在土耳其的难民营，遇到一个痛不欲生的男病人。一个月前，他才刚刚置换肾脏。不过，土耳其政府却不提供任何止痛药物，身为医护人员的她也束手无策。
这些难民从叙利亚走了整整一个月的路，才来到这里。鞋子已烂不成形，很多人还得了冻疮。
“过去，我只在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热带国家生活，从未看过冻疮。我得向人求教如何处理冻疮。”
每个难民身穿救生衣，准备穿过边境区，搭船到希腊。娜迪拉从未亲眼见过这一幕，他们都在夜里涉险而行，目的正是为了抵达欧洲，在那里落脚，找一个栖身立命之处。
一个刚生产两天的妈妈，怀里还抱着婴儿，也跟着大伙儿涉水过海。生完孩子一天后，土耳其的医院就让她出院，也没有提供任何止痛药。
“除了通知另一端的人，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妈妈和一天大的婴儿正准备过境外，我别无它策。”
炽热夏天穿冬装
娜迪拉在土耳其快一个月时，希腊北部马其顿边界传来急需医生救援的消息。当时那里有将近2万至3万名叙利亚难民困守在边境，实在是个大灾难。
2016年3月，她决定和两位美籍护士一同前往希腊支援，参加了当地一个叫作“Kitrinos”的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的设备简陋，但还是勉为其难地改装救护车，车内的床充当病床，救护车的后门则挂满各种药物和听诊器，还算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流动诊所。这部“流动诊所”四处拜访，需要治疗的病患就排队等待就医。
去年6月，她重返希腊。可是，希腊政府早已关闭她原先支援的难民营，将难民疏散到军营。她也只好跟着移到那里。白天，她一边巡逻，一边为难民测量血压或检查慢性疾病；晚上，她就在朋友的帐篷里借宿。
她发现，身为穆斯林，遇到同样宗教的叙利亚难民时，化解了不少不必要的文化差异。
她经常成为难民和志工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志工会问，明明是炽热夏天，难民为什么还穿着厚重的冬装不换？当时已有不少人因此中暑昏眩。这些志工大部分是欧洲人，他们不理解穆斯林要遵守教义。经解释后，他们才开始晓得要提供长袖衣服。
不过，她补充，“可是，当你伸出援手时，你最先想到的是大家同样是人类，而不是对方的种族或宗教。”
在塞尔维亚，有大批叙利亚难民想要经由此地进入匈牙利。娜迪拉协助当地组织设立医疗设备，他们放手让她决定许多重要决策的信任程度，让她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把一个年仅26岁的人的话当真。
之后，她还去了德国、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去拜访那些被安置该处的叙利亚朋友。他们入乡随俗，重新适应生活；有的已经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连英语都忘了怎么说。
最大的心愿
“我并非来自富裕家庭，我能理解那种难偿所愿的滋味。在自己的国度，感受贫穷的滋味已经够苦了，更何况是在他人的国家。”
回来以后，她长期密切关注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她认为，这里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灾难救援，而是为难民倡议，争取他们基本的权益。
迄今，马来西亚尚未签署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受访两天后，她将启程到科克斯巴扎尔，当一个月的医疗志工，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设备。
这趟科克斯巴扎之旅，是她首次与罗兴亚难民合作。她预计这趟旅程需要1000美元（近4080令吉），但是她全副身家仅有500令吉。她也不顾手头上的盘川寥寥无几，还是一股脑儿地往前冲。
“我希望去到那里以后，他们看到我所做出的成果后，会愿意多捐一点。”
不同地方的人权状况不一，难民危机的处境也截然不同。尽管困难重重，她依然感到振奋，将其视为一种挑战。
她最大的心愿是设立一支自己的搜索和救援团队，能够进入灾区提供救援。打从开始着手难民的工作以后，她发现那是她毕生中最想要做的事。
by 张溦紟 10月 21, 2017 | 人物
电影序幕，待业的摩多修理员阿强（陈泽耀饰）拿着空水瓶，徐徐爬上里面住着一只青蛙的生锈蓄水池。引入眼帘的是俯瞰汽车工厂、住宅区与公寓怪诞混合的城市地貌。阿强和妹妹从厕所成功偷水后，镜头就跟随他的摩多穿梭在吉隆坡的旧城——富都（Pudu）社区的大街小巷之中。当地熟为人知的旧巴刹天桥底下、电子街、印刷厰区、木屋区，逐一镶嵌成电影的布景。
《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为什么要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主要布景？
电影书写吉隆坡老城
“我很喜欢Pudu这个地方。”
他说，富都早年热闹得很，是吉隆坡最早被发展的地区。整个区域的老建筑，有别于后期吉隆坡逐栋立起的发展模式，透露出这里曾是城市规划的重点。后来，随着八打灵市一带被开发，半山芭就开始没落，成了老建筑与老人汇集的老社区。
他也很喜欢这里的人蛇混杂，保存了许多华人市井小民的生活方式，食物、巴刹摊位、人们讲话的方式都还是有那个道地味儿。
“我很想去拍一个老了的城市，跟一个新诞生的地方。他们可能没办法逃离这个地区，只能在这里生活。”
刚开始写剧本时，他并没有指定地点。喜欢边写剧本边看场地的他，有次开车兜到俗称红灯区的格朗路（Jalan Gelang）上，发现“东厂”墙上五光十色的的灯管招牌，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迎面开来，某个转弯处，突然出现一个那么大的电视机，很亮。”他说，这很荒谬，一座住着许多老人的老社区，突然有栋建筑的电视墙那么新颖亮丽，即使要在其它商业地区都很难找到。
这座城市拼凑着太多奇怪的事物，他说：“我对那个景象很难忘，好想把一切东西都发生在这里。”后来，这里就成了阿强找到凶手车子，后来被警察追捕的场景。
观看《分贝人生》时，辨别实景的具体地点仿佛成了另一种乐趣，也隐约感知到电影兼具记录城市面貌的使命。
木屋拆迁发生在蕉赖啤路（Jalan Peel）上，熟知吉隆坡的人，大概都知道那里曾有一大片的木屋区，后来因发展之名，木屋居民忽然成了吉隆坡市政局“零违章木屋区计划”，以及后来的购物商场和捷运计划的牺牲对象。
“我想要用很多外来的东西，去呈现阿强的角色，就像木屋倒下、推土是一个爆发。我想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配合他的心情去做，于是想到拆迁木屋。”
原来编剧梁秀红也曾住在木屋区，那是一个邮差有地址也找不到的地方。“我就去看，真的就如我们所写的那样，喷红字的就是要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住在里面，同时又拆掉了很多家，有人在那里捡破烂。”
“它就在Sunway VeloCity（双威永乐城）后面。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凉，后面还有栋高楼正在起着，才一条马路而已，反差那么大。”
坚持不妥协：不要配乐
首次执导长片后，陈胜吉认为，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应该坚持什么？
他快速回应，坚持不妥协。但是，为了让电影顺利开拍上映，他不都作出一连串的妥协，例如选角。他反驳，“我也有一堆的不妥协，像配乐这件事情。”
为了坚持不要配乐，他曾多次和监制闹僵。因为两三年合作下来开始变得熟悉也罢，为了让电影给更多人看见也好，彼此说话方式和语气很不客气，连投资方也认为要有配乐不可。
“那时候我很焦虑，一直想着要怎么说服他们，不要配乐。”
他解释，有些立场可以妥协；可是，配乐不行。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还曾为此写了一封很长的简讯。到底为什么不要有配乐？
“因为它不可以有配乐。它为什么要有配乐？今天如果它可以不需要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要给它？”
他语速变得好快，仿佛这些回应在过去上演了好多遍。打破电影制作的固有思维，是他想要表达的。
那天，他们印制了一个没有配乐的DCP（数字电影版），准备播放给工作人员看，还有台北影业的老板。起初连他也认为要有配乐，现场很多人也这么认为，唯独台湾知名电影音效师杜笃之认为不需要。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他说，完全可以不用配乐，剧情完全可以撑起来。”
直至后来播放完毕，大家才觉得可以不用配乐。
“我当下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这部电影跟你有关，如果你自己不去坚持的话，请问谁还会来帮你坚持和保护这个东西。”
他笑说，“这是廖克发（《不即不离》纪录片导演） 跟我说的，呵呵呵。”
“不过是部普通片子”
片子上映后，看到各媒体电台的宣传，大家在面子书上的讨论，他有什么想法？
由于厌倦媒体重复性的样版访问，原来他早已和监制达成共识，不参与后期宣传和媒体访问。他直说，“没有看到大家，只有身边的朋友讨论。”
朋友或许碍于情面，都不特别严厉批评。他忽然陷入少有的沉默，“当初做这件事时，很不好做。”
“电影上映最让我期待的一件事，是…..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是一部很普通的片子。可是，它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少数的片子，算是比较异类的片子。”
他说，先不论观众对这部电影喜欢与否，至少它的出现撑开了电影的类型。“我们真的太少看到其他样貌的电影，我觉得至少做了一个跟过往其他电影稍稍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做的就是趁着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应该以一个很多不同面貌的方式去做电影。”
他说，电影本身的呈现手法很复杂。它多样和包容，同时可以跟不同的元素、其他艺术形式连结在一起，像文学、音乐、戏剧。当然，电影也可以简单处理。
问起与《分贝人生》有相同社会关怀的本土电影《Jagat》的看法（倒是忘了问《黑眼圈》对他有没有影响），他说，“整部片子的情绪都是愤怒。我看完整部片子读到的一个讯息是，导演做电影非常困难，所以他就趁着这次的片子把全部情绪宣泄出来。”
同处这样的环境，他很同理电影创作者的心情，但他一共重复了三次“很怕”，说自己最怕第一次拍片的时候，有太多事情和情绪想说，所以不断说服自己，要把自己放下。
“你要放下自己，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放下自己心里面的某些点，可能是一个贪心，想要讲更多。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看看自己在电影上的高度可以去到哪里，看看自己有多厉害或不厉害。”
他话锋一转，“但是，观众来看电影只是要看两个东西而已，看故事好不好，看演员好不好。谁管你陈胜吉是谁？谁管你陈克勤（《分贝人生》摄影师）拍出来的画面有多厉害？”
他当过各类广告和电影的收音师、灯光师、助导等幕后工作，心里清楚自己想要在电影创作上抵达的彼岸，与电影被大众市场逻辑餵养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拉扯。
“后来，我觉得和两个监制（王礼霖、李治成）合作下来也是好的。前面真的有很多争执，现在是很好的，很庆幸监制他们觉得电影有另外一个面貌，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另一种回家：多伦多影展偶遇同乡
电影仍然是目前他最想要和世界沟通的媒介。“是啊，马来西亚长这个样子，太多人拍马来西亚好的样子，或者拍完全跟马来西亚无关的片子，纯粹是语言或演员，看起来像是马来西亚（电影）。”
“它是记录一个城市这个时候的样子，也是记录我当时怎么看待这个环境周遭的一个方式。”
去年12月起，《分贝人生》一直拼欧美影展，迟迟没有消息，直至今年8月，《分贝人生》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探索发现单元”，陈胜吉有机会跟电影团队去跟当地观众交流，万万没想到在观影现场，偶遇一位移居多伦多多年的马来西亚人，让他印象深刻。
对方也是修电影，“看完之后，他问为什么电影的观点是从华人出发？我就跟他说，我是华人啊，我没有办法从马来人的观点出发。”
“这个土地就摆在那里，我就想要去拍它。我觉得很多人不拍，所以我想要回去拍。”
后来，那个人当场哭了。陈胜吉回溯当时的情景，“他是十多、快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也很少再回去。他也是念电影，他觉得他是在逃避。可是，他看到一部非常亲切的马来西亚电影。”对方很感谢他们拍了《分贝人生》，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他也能看到。
那也许是另一种回家，与电影中不断召唤我们“回家”的童谣，有了一种预料之外的呼应。
“那个点让我非常感动，你没有想象过一部影像的力量可以去到那里。可是，偏偏在某些时刻，它带给你的回报是远大于你可以想象的。”
“电影本身到最后可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有那么多主创人员、工作人员和演员，那么多不同的人，将自己的经历和历练在里面。它自己本身就诞生了一个，你控制不道的生命。”
他反刍，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别人的影子，也有很多其他片子的影子，或是其他人的戏剧思考模式。
“坏的我也不能怎样，我已经在我这个年纪，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拍一部电影。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会拍到这个样子，我就只好更努力，或是吸收更多不同的知识养分，然后再去拍一部。”
他说，这是创作者要面对的，而非推说观众看不懂。
他很坦然地说，也不知道是否有第二部、第三部电影可拍，但对于《分贝人生》的好坏，他觉得暂时也只能搁置在此，算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今年他以《风和日丽》再度入围金马创投，尽管下个月才揭晓成绩，平时很早起床的他，最近已开始投入写剧本，展开新的旅程。
《分贝人生》里好多场剧幕都在路上，无论是在公车上、摩多，或是汽车。陈胜吉说，他很喜欢移动，人一定要移动，往更好的方向去。
“移动会有个目的地。你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移动。个人一定要身体力行去移动，你才会有不同的东西。”
阿强在最后一幕，载着母亲在久别的雨天开往未知的路途上，重尝移动的自由。当年从台湾回来的“外来者”透过电影书写，回应他对马来西亚本土的关怀，试图撑开电影的不同类型，也是一种透过移动与回家的矛盾辩证与自我完成。
为了回家，我们总在路上。
上篇：害怕麻木，才拍城市无力感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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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张溦紟 10月 21, 2017 |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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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分贝人生》的第4天，导演陈胜吉连剪接都没看，就跟着另一部记录吉辇河（Sungai Kerian）渡轮河殇的电影《9.13回家》，到霹雳巴力文打（Parit Buntar）拉电线。直到一个月后，他才有机会坐下来看。
我们现在院线上看到的91分钟版，自《分贝人生》在2014年赢获台湾“金马创投百万首奖”后，从故事大纲、分场、剧本，至少改了50几稿。单是让张艾嘉点头答应参演以前，他和编剧梁秀红两人就在短短两个月内，来回改了至少4次。
“我们想要呈现这座城市的无力感。”
陈胜吉在《当今大马》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故事本质，也是整部电影的大方向，却偏偏是早期刘德华在马新成立的公司表示有意投资时，最有意见的地方。“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想要做。可是，想要改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太灰，整个东西太沉重。”
在没有合约酬劳的情况下，他们来回修改剧本，期间故事原貌已面目全非，陈胜吉的编剧夥伴也换了两个，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投降喊退，徒留监制等人跟进。后来，投资方也觉得这样下去没看头，前后半年的磨合顿时归零，剧本又重新回到了陈胜吉的手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保留了最初的故事原型。这个坚持让《分贝人生》赢得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摄影奖，还入围了金马复选等荣誉。
凝视荒谬是日常
回想当初，创投的百万奖金折合成马币、扣税后才不过8万多令吉，距离电影开拍的预算还有一大段距离。既然太灰暗的电影难找投资方，为什么那么执着要描述城市的无力感？
“我相信有很多从外面读书回来的人，回到这座城市时，都会有不适应的感觉，觉得很陌生，就是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他来自彭亨，念书和工作曾在不熟悉的吉隆坡待上一段时间。城市总是有一种把人训练成适者生存的魔力，还未出国念书以前，他觉得这座城市的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
“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直在温水，你怎么会察觉那是一个温水叻？”这让人想起干枯蓄水池里的青蛙（还是蛤蟆？），逃不出偌大的蓄水池，久而久之，青蛙以为自己不需要水。
后来，从台湾艺术大学毕业，数年的异地生活，像是在他的黑色粗框眼镜外，加了一片滤镜。2013年回马那一年，原来介于陌生与熟悉的城市，透过他的镜头，折射出来的尽是拒绝视为理所当然的光怪流离。
“出去之后，有很多思维和感受变得不一样。再回到来，发现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到底怎么了？它没有错，所谓的‘怎么了’，”他稍停顿，“用一个很怪的方式继续营运。我当下觉得那个‘怪’特别强烈。”
剧情开始没多久，阿强（陈泽耀饰）和妹妹（陈彦文饰）就在某个转角被车撞后逃，台湾《放映周报》的翁煌德，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观影后，跟中国观众问了相同的问题：你们怎么不去报公安？
游走在上下阶层之间的社工小川（颜薇恩饰演）到警局保释阿强出来后，只见玻璃门上贴着：“Polis dan masyarakat berpisah tiada”（警民同在）。我们早已对周遭张贴的大小官方标语无感。找警察没有用，是居住在这座治理失灵的城市的人们，长年累月领教的重要道理。这一切的发生与后续处理，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麻木了啊。我很害怕麻木，所以不断用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去提醒自己。”
所以，他想要趁自己对眼前的不合理还有一些知觉的时候，记录下来。
“当下我还是有知觉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可能，我也是会没有知觉的一天。这可能是五年、十年后的事了，那时候再拍商业片吧。”
为什么谈制水？
患有精神疾病的单亲妈妈（张艾嘉饰演），在男人缺席的家庭里，靠着以件计费的车衣家庭工，独立抚养身份不明的妹妹，还有辍学的阿强。妹妹车祸逝世后，因无父母出示报生纸，一直留在停尸间，而展开了阿强四处凑钱救人的荒诞剧目。
“大家都在讲这部电影在谈贫穷，没有啊，它就是马来西亚大环境底下的一个人小人物抗争。”
从电影制作花絮到此刻，他老是强调电影所能承载和传达的不只有单一讯息，他也不想这部电影只被定格在某个特定面向上，于是解释时也会自我推翻或延伸，“也不一定是抗争，而是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去生活、生存，怎么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荒谬与不荒谬。”
“我为什么讲制水？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很荒谬啊。”
那一年刚好是2014年年初，雪隆一带实施不定期轮流制水，人们过着两天制水两天复水的日子。当时陈胜吉其实并不在马，有次他在姐姐于吉隆坡的三层排屋的厕所，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桶水，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就成了贯穿《分贝人生》的主题。
“我吓到……它看起来跟你一般想象的那种不是很有钱的家的水桶是一样的。”他说着说着，语气转急促，“你懂吗？到了某个点的时候，大家缺的用的是一样的，这个很妙。稍微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和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共同的。”
底层社会：活着就有出口？
资源分配不均造成阶级差异的两极化，反复以对比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比如，议员高级住宅与木屋拆迁和人民组屋、专用水车和排队拿水、豪华自助餐与嘛嘛档、整个蛋糕与红鸡蛋，还有政府医院、停尸间、监狱和警局等公家机构，如何与在关键时刻急需社会制度支援的底层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陷入毫无出路、恶性循环的退路。
毫无曙光的退路是大部分观众感到沉重的主因，但似乎跟《分贝人生》海报上正能量满满的字样“活着就有出口”有些出入。
他总爱跟演员聊天，无论演员角色轻重，那是一个创作者采集故事的方式。有次他拍短片时，跟一个在剧中完全无对白的六十几嵗阿姨聊天。
“她说，她一辈子都在换地方住，以前是因为战争，日军来袭开始逃亡，一会儿投靠姐姐，一会儿投靠哥哥、阿姨，一直换地方。”
后来，阿姨在吉隆坡落脚，丈夫离开她，单独抚养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40来岁，脚因受伤长年在家。她想过做生意，但资金周转困难，没成。她想要孩子成龙成凤，也未能如愿。一家人的困顿和命运周而复始地在世代之间重复上演。
他自嘲自己当时很天真，主观认为下一代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突破世代遗传下来的困顿，扭转命运乾坤。“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去忙碌，待他们解决完后，可能你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
那次对阶级流动的反省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也成了张艾嘉在剧中的原型，至于介于正常与不正常的精神病母亲，则是来自饰演议员朋友的张水发亲身经历的启发。
面对底层社会的繁杂多样，强调真实的他如何避免污名、刻板化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他说，在设计每个电影人物时，他念玆在玆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环境下的苦难者，大家都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例如，印刷厰老板征收昂贵费用是为了让唐氏症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自己最终也会跟别人一样撞后逃而无故他人死活。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有天你的家里有事，你一定会以你家里为优先。” 《分贝人生》没把人黑白好坏简易划分，在网咖的混混粉肠哥从钱包掏出仅有的大张钞票作为帛金，“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吧，可能大家对流氓、小混混、啦啦就是那个印象。他却是唯一一个对妹妹死亡付出了一点温暖。”
“当然也很害怕，尤其是刻板印象这件事情。” 访谈里，他经常会用“很害怕、很恐怖”，浅易了当地直接表达他对事物的感受和立场。他说，刻板印象有时候也未必来自电影本身，而是观众从自身经验去观看世界的既定印象。
他直呼两次很难拿捏，边大笑：“你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一直把剧情做得很精彩，让大家忘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会看到阿强很忙很忙，又来又来又来，做么这样忙的，因为就是要撇开这些刻板印象。”
MH370与土地关怀
11年前，陈胜吉曾在讲座上问蔡明亮，为什么一直创作孤独。那一年，蔡明亮执导的《黑眼圈》 经电检后终获在大马上映，说的也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贯穿其中的命题是烟霾，发生在吉隆坡市中心一栋巨大的废墟大楼里。
陈胜吉在另一个访问说，他后来似乎也开始明白，长年专注在同一命题的必要，那他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他直说，“我不知道，我还在找。就目前来看，可能都是跟社会环境和土地有关，一些民生问题。我自己是这样想，自己还在摸索。”
像与制水发生在同一年的MH370飞机失踪事件 ，是陈胜吉有意识地要摆入电影的元素。他说，虽然按照电影故事本身，即使抽掉了这一段，其实也言之成理。“这部电影根本不需要有这个，也可以撑起剧情，但是我太想要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去记录这件事，我很想将这一点点东西拍下来。”
同一件事情，不同位置，每个人的观感就会不同。他在书写的时候，他知道对这些受难者的家属来说是一件重大伤痛，但是对所有关注的人来说，它可能不过是大家茶馀饭后的休閒话题。
拍完《分贝人生》之后，他有次在路边拍片时，偶遇7年不见的阿姨。虽然心里忐忑，担心没话题可聊，但他还是跟阿姨约了碰面聊天。三四年前，年纪尚轻的表弟因车祸过世。陈胜吉问阿姨是否释怀了，阿姨点头。事发当晚，阿姨也是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赶紧从居銮往槟城去，中间急救了很长的时间仍然无法幸存。之后，她终日失眠，每晚都很怕接到电话。每次电话一响，她的心都会直坠落地，仿佛不幸的事又要降临。直到MH370事件爆发以后，她才真正释怀。
“她会觉得，MH370在飞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了，至少她还可以看见孩子在医院的全貌，为他办一场葬礼，但是MH370连一个祭拜（受难者）的位置都没有。她觉得有人比她更难过，自己不应该太难过，于是就释怀了。”
当中的一些真实情节其实与张艾嘉的境况神似，他说，虽然当时已拍完《分贝人生》，但是遇上阿姨却让他更笃定当初的坚持。“一个家庭的大事，放在社会之中，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在那边，不会有人理会你这些人的感受。”陈胜吉说话有时候像个剧本，对话的画面跃身于现实中，让人身入其境，鸡皮疙瘩掉满地。
下篇：为何陈胜吉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场景？为何他坚持不要配乐？
by VOIZ asia 4月 6, 2017 | 人物 , 艺术
哲荣（Jerome Manjat）这趟来西马的行程很赶，除了到森林局参加一个香蕉树造纸的工作坊，还出席了本地艺术圈针对近期一起审查事件的闭门讨论会。
沙巴艺术团体“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的作品在国家艺廊和孟沙APW艺术空间展出，惟展览开幕两天后，APW的一幅大型木刻版画“沙巴，我的家乡”（Sabah Tanah Air Ku）因故被撤下。
32岁的哲荣是庞克摇滚舍一员，来自沙巴兰瑙（Ranau）。他日前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谈及这幅被撤下的作品，难掩失望及懊悔。
这幅大型版画是多名成员共同创作而成，配合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逃离东南亚之海”（ESCAPE from the SEA）展览，与另外13位艺术家及团体共同展出。
版画碰触不少“敏感”课题，如沙巴身份证计划、非法伐木、金钱政治等种种扭曲面貌，还有一个长得神似沙巴首长慕沙阿曼（Musa Aman）的角色，引来有心人士关注施压。
“不，那其实不是首长，只是一个无名士。（若真的画首长）那岂不是自杀吗？”
“这部作品描绘的是真实事件，这些事真的在沙巴发生，不过也可在任何国家发生，无论是发展中或发达国家。”
“我们的作品都是关乎事实，每一幅都蕴含意义。”
众人不知道的沙巴
哲荣说，在APW空间展出的这幅作品描绘大家所不知道的沙巴，但却是沙巴人真实的生活；而在国家艺廊的同名姐妹画，则是有关沙巴的梦想，及大家眼中美丽的沙巴。
哲荣（见图）坦承，一些人不满作品上刻了“沙巴是独立之州”（Sabah Negeri Merdeka）这句话。
当作品必须撤下的消息传来，庞克摇滚舍的其中四人在出席开幕后，与主办方和策展人开会讨论，最终决定将作品撤下，并等待主办方发表公开声明。
他们知道，将一部作品从展览中撤下，是件大事。然而，为了不影响其他参展艺术家，减低对他人的困扰，他们决定在短时间内创作新作品取而代之。
“但是，我们回到沙巴后，就感到后悔。我们当时应该要捍卫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作品审查事件，没有经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决定。”
然而，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声明迟迟不来，最后也只以该作品遭人“误读”（misread）为由来交待。两个星期后，庞克摇滚舍决定将所有作品从该展览撤下，以示抗议。
哲荣不违言，庞克摇滚舍的作品碰触敏感社会课题，但他强调，所刻画的都是真实发生在沙巴的问题。
“只有别人认为敏感，这些作品才成为敏感。”
平等参与无领导人
哲荣说，庞克摇滚舍的活跃成员有约8人，正式成员“差不多18至20人”。重要的是，所有成员都是平等参与，没有领导人的角色。
他们每周都在创办成员之一李佐（Rizo Leong）位于兰瑙的家聚会创作。虽然成员都有其他工作在身，但至少每月的首个星期四一定会聚在一起。
顾名思义，“pangrok”是英文 “punk rock”（庞克摇滚）的口语发音，而 “sulap”则是卡达山杜顺语（Kadazandusun），是小屋的意思。成员们都是庞克摇滚乐爱好者，崇尚Do-It-Yourself（DIY，自己动手做）精神，也都爱艺术创作，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及社区服务。
“我和李佐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上同一所学校，是同班同学，就连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像是有同个脑袋。”
“我们那时到处涂鸦，画黑板、桌子、壁画或画在马尼拉卡上再四处张贴。”
除了庞克和版画之外，哲荣也曾经从事服装设计和缝纫，她母亲便是一名裁缝。同时，
哲荣也醉心大自然，他在神山脚下出生成长，父亲也曾在森林局工作。
哲荣高中毕业后到西马一间艺术学院学习设计，之后返回沙巴工作，在森林局担任护林员和向导，驻在丹侬谷（Danum Valley）自然保育区数年。
“在丹侬谷工作真棒，我和自然相处，激发了很多想法，不必担心外面世界的问题，我只和大自然互动。那里什么都有……我最喜欢各式各样的菌类。”
“当时我也持续创作，老板见了要把我调到杂志部去，不过我不想在办公室里上班。”
在和友人创办了庞克摇滚舍后，哲荣便辞去森林局的工作，“回到”这个花花世界。
木刻版画成抗争手段
庞克摇滚舍在2010年成立，在这之前，哲荣和李佐等好友已有一个叫“V for Volunteering”的组织，主要从事社区服务。
2013年，印尼庞克乐团Marginal到沙巴举办木刻版画工作坊，哲荣和李佐等人学会了正确的版画创作技巧和工具。同时，他们也深受印尼版画团体Taring Padi的影响，以艺术创作表达社会改革的希望，并利用传统木刻技巧作为抗争手段。
自然地，庞克摇滚舍成员也都是社运分子。哲荣和好友们多是成长于兰瑙的杜顺人，有感兰瑙的社会问题严重，却未受到关注。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无牌烟草的问题。在兰瑙街上，会有不少老妇人摆设小摊售卖自种烟草或槟榔，但遭到执法单位多番驱赶，有时甚至遭拳打脚踢。
“我们感到很不满意，就画了三款海报，在晚上张贴在每一间店铺前。”
这三款海报的标语分别是“要民族进步，就买婆婆的烟草”（Kalau nak bangsa maju, belilah sigup nenek）、“卖也不对，买也不对，是谁说了算？”（Menjual salah, membeli salah, siapa benarkan semua ini?）、“传统卷烟最纯正” （kirai asli original）。
“我们这么做的效果其实只有一点点，但只有做了才会些影响。从那次起，我们就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不曾停止。”
之后，他们常在街边举办免费工作坊，教导有兴趣的人制作版画，也不时义卖画作为有需要的人筹款。当然，抗争活动他们也不缺席，如反对沙巴兴建凯端（Kaiduan）水坝等。
而哲荣这次前来位于甲洞的森林研究院参加造纸工作坊，就是希望能把技巧带回到沙巴，教给村里的人。
“我的任务就是要学会它，教给村民们，让我的村子更能够自给自足。”
个人风格与集体创作
木刻版画一点也不简单，需把翻转的图像雕刻在纤维木板（MDF）上，再完整印制在布条或纸张上，极考功夫和天份。而庞克摇滚舍又爱挑战创作大型版画，成员们集思广益、共同创作。
对于像Marginal、Taring Padi和庞克摇滚舍这样的艺术团体而言，“个人风格”似乎并不太重要，反而是集体创作要带出的信息更为关键。
哲荣说：“集体创作很有趣，很多头脑激荡出很多灵感，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很多想法。”
“（组织了庞克摇滚舍后）我们有更清楚的集体目标。”
“完全没有担心（失去个人风格的问题），不同田地不同煌，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创作，所以每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团体的创作风格非常雷同，甚至有人质疑庞克摇滚舍“抄袭”，询问Taring Padi是否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和其画风极其接近的版画团体。
然而，Taring Padi在该访问中却说，他们乐得与人分享共同风格，而且不在乎什么是属于他们的风格，什么版权和所有权等，因为重点是传播信息。
或许，庞克精神更是驱使他们利用艺术表达对世界看法的动力，“为艺术而艺术”则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艺术给人正面力量
哲荣目前在离亚庇市区约40公里的小镇淡布罗里（Tamparuli）工作，经营淡布罗里生活艺术中心 。这片占地4英亩的土地，是由今年已高龄一百的英国画家缇娜（Tina Rimmer）拥有，她在沙巴住了超过半个世纪，一直想在当地推广艺术活动。
前沙巴博物馆馆长派翠霞（Patricia Regis）目前是这个中心的管理人，她在2015年的一场展览上碰见哲荣，便极力邀请他到淡布罗里经营这个艺术中心。
哲荣说，艺术中心有图书馆、画廊和工作室等，目前已有3个沙巴艺术家驻村。
“艺术家有机会表达人们无法谈论的事情，我们能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受到启发。”
“我们可以让人感受事物，对我而言，我希望给别人正面力量。”
“至于我的艺术身份认同，我还在寻找中……我的家乡（兰瑙）给我很多启发，你要亲自拜访了才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