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分贝人生》的第4天，导演陈胜吉连剪接都没看，就跟着另一部记录吉辇河（Sungai Kerian）渡轮河殇的电影《9.13回家》，到霹雳巴力文打（Parit Buntar）拉电线。直到一个月后，他才有机会坐下来看。
我们现在院线上看到的91分钟版，自《分贝人生》在2014年赢获台湾“金马创投百万首奖”后，从故事大纲、分场、剧本，至少改了50几稿。单是让张艾嘉点头答应参演以前，他和编剧梁秀红两人就在短短两个月内，来回改了至少4次。
“我们想要呈现这座城市的无力感。”
陈胜吉在《当今大马》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故事本质，也是整部电影的大方向，却偏偏是早期刘德华在马新成立的公司表示有意投资时，最有意见的地方。“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想要做。可是，想要改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太灰，整个东西太沉重。”
在没有合约酬劳的情况下，他们来回修改剧本，期间故事原貌已面目全非，陈胜吉的编剧夥伴也换了两个，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投降喊退，徒留监制等人跟进。后来，投资方也觉得这样下去没看头，前后半年的磨合顿时归零，剧本又重新回到了陈胜吉的手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保留了最初的故事原型。这个坚持让《分贝人生》赢得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摄影奖，还入围了金马复选等荣誉。
凝视荒谬是日常
回想当初，创投的百万奖金折合成马币、扣税后才不过8万多令吉，距离电影开拍的预算还有一大段距离。既然太灰暗的电影难找投资方，为什么那么执着要描述城市的无力感？
“我相信有很多从外面读书回来的人，回到这座城市时，都会有不适应的感觉，觉得很陌生，就是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他来自彭亨，念书和工作曾在不熟悉的吉隆坡待上一段时间。城市总是有一种把人训练成适者生存的魔力，还未出国念书以前，他觉得这座城市的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
“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直在温水，你怎么会察觉那是一个温水叻？”这让人想起干枯蓄水池里的青蛙（还是蛤蟆？），逃不出偌大的蓄水池，久而久之，青蛙以为自己不需要水。
后来，从台湾艺术大学毕业，数年的异地生活，像是在他的黑色粗框眼镜外，加了一片滤镜。2013年回马那一年，原来介于陌生与熟悉的城市，透过他的镜头，折射出来的尽是拒绝视为理所当然的光怪流离。
“出去之后，有很多思维和感受变得不一样。再回到来，发现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到底怎么了？它没有错，所谓的‘怎么了’，”他稍停顿，“用一个很怪的方式继续营运。我当下觉得那个‘怪’特别强烈。”
剧情开始没多久，阿强（陈泽耀饰）和妹妹（陈彦文饰）就在某个转角被车撞后逃，台湾《放映周报》的翁煌德，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观影后，跟中国观众问了相同的问题：你们怎么不去报公安？
游走在上下阶层之间的社工小川（颜薇恩饰演）到警局保释阿强出来后，只见玻璃门上贴着：“Polis dan masyarakat berpisah tiada”（警民同在）。我们早已对周遭张贴的大小官方标语无感。找警察没有用，是居住在这座治理失灵的城市的人们，长年累月领教的重要道理。这一切的发生与后续处理，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麻木了啊。我很害怕麻木，所以不断用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去提醒自己。”
所以，他想要趁自己对眼前的不合理还有一些知觉的时候，记录下来。
“当下我还是有知觉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可能，我也是会没有知觉的一天。这可能是五年、十年后的事了，那时候再拍商业片吧。”
为什么谈制水？
患有精神疾病的单亲妈妈（张艾嘉饰演），在男人缺席的家庭里，靠着以件计费的车衣家庭工，独立抚养身份不明的妹妹，还有辍学的阿强。妹妹车祸逝世后，因无父母出示报生纸，一直留在停尸间，而展开了阿强四处凑钱救人的荒诞剧目。
“大家都在讲这部电影在谈贫穷，没有啊，它就是马来西亚大环境底下的一个人小人物抗争。”
从电影制作花絮到此刻，他老是强调电影所能承载和传达的不只有单一讯息，他也不想这部电影只被定格在某个特定面向上，于是解释时也会自我推翻或延伸，“也不一定是抗争，而是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去生活、生存，怎么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荒谬与不荒谬。”
“我为什么讲制水？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很荒谬啊。”
那一年刚好是2014年年初，雪隆一带实施不定期轮流制水，人们过着两天制水两天复水的日子。当时陈胜吉其实并不在马，有次他在姐姐于吉隆坡的三层排屋的厕所，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桶水，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就成了贯穿《分贝人生》的主题。
“我吓到……它看起来跟你一般想象的那种不是很有钱的家的水桶是一样的。”他说着说着，语气转急促，“你懂吗？到了某个点的时候，大家缺的用的是一样的，这个很妙。稍微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和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共同的。”
底层社会：活着就有出口？
资源分配不均造成阶级差异的两极化，反复以对比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比如，议员高级住宅与木屋拆迁和人民组屋、专用水车和排队拿水、豪华自助餐与嘛嘛档、整个蛋糕与红鸡蛋，还有政府医院、停尸间、监狱和警局等公家机构，如何与在关键时刻急需社会制度支援的底层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陷入毫无出路、恶性循环的退路。
毫无曙光的退路是大部分观众感到沉重的主因，但似乎跟《分贝人生》海报上正能量满满的字样“活着就有出口”有些出入。
他总爱跟演员聊天，无论演员角色轻重，那是一个创作者采集故事的方式。有次他拍短片时，跟一个在剧中完全无对白的六十几嵗阿姨聊天。
“她说，她一辈子都在换地方住，以前是因为战争，日军来袭开始逃亡，一会儿投靠姐姐，一会儿投靠哥哥、阿姨，一直换地方。”
后来，阿姨在吉隆坡落脚，丈夫离开她，单独抚养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40来岁，脚因受伤长年在家。她想过做生意，但资金周转困难，没成。她想要孩子成龙成凤，也未能如愿。一家人的困顿和命运周而复始地在世代之间重复上演。
他自嘲自己当时很天真，主观认为下一代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突破世代遗传下来的困顿，扭转命运乾坤。“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去忙碌，待他们解决完后，可能你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
那次对阶级流动的反省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也成了张艾嘉在剧中的原型，至于介于正常与不正常的精神病母亲，则是来自饰演议员朋友的张水发亲身经历的启发。
面对底层社会的繁杂多样，强调真实的他如何避免污名、刻板化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他说，在设计每个电影人物时，他念玆在玆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环境下的苦难者，大家都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例如，印刷厰老板征收昂贵费用是为了让唐氏症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自己最终也会跟别人一样撞后逃而无故他人死活。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有天你的家里有事，你一定会以你家里为优先。” 《分贝人生》没把人黑白好坏简易划分，在网咖的混混粉肠哥从钱包掏出仅有的大张钞票作为帛金，“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吧，可能大家对流氓、小混混、啦啦就是那个印象。他却是唯一一个对妹妹死亡付出了一点温暖。”
“当然也很害怕，尤其是刻板印象这件事情。” 访谈里，他经常会用“很害怕、很恐怖”，浅易了当地直接表达他对事物的感受和立场。他说，刻板印象有时候也未必来自电影本身，而是观众从自身经验去观看世界的既定印象。
他直呼两次很难拿捏，边大笑：“你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一直把剧情做得很精彩，让大家忘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会看到阿强很忙很忙，又来又来又来，做么这样忙的，因为就是要撇开这些刻板印象。”
MH370与土地关怀
11年前，陈胜吉曾在讲座上问蔡明亮，为什么一直创作孤独。那一年，蔡明亮执导的《黑眼圈》经电检后终获在大马上映，说的也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贯穿其中的命题是烟霾，发生在吉隆坡市中心一栋巨大的废墟大楼里。
陈胜吉在另一个访问说，他后来似乎也开始明白，长年专注在同一命题的必要，那他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他直说，“我不知道，我还在找。就目前来看，可能都是跟社会环境和土地有关，一些民生问题。我自己是这样想，自己还在摸索。”
像与制水发生在同一年的MH370飞机失踪事件，是陈胜吉有意识地要摆入电影的元素。他说，虽然按照电影故事本身，即使抽掉了这一段，其实也言之成理。“这部电影根本不需要有这个，也可以撑起剧情，但是我太想要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去记录这件事，我很想将这一点点东西拍下来。”
同一件事情，不同位置，每个人的观感就会不同。他在书写的时候，他知道对这些受难者的家属来说是一件重大伤痛，但是对所有关注的人来说，它可能不过是大家茶馀饭后的休閒话题。
拍完《分贝人生》之后，他有次在路边拍片时，偶遇7年不见的阿姨。虽然心里忐忑，担心没话题可聊，但他还是跟阿姨约了碰面聊天。三四年前，年纪尚轻的表弟因车祸过世。陈胜吉问阿姨是否释怀了，阿姨点头。事发当晚，阿姨也是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赶紧从居銮往槟城去，中间急救了很长的时间仍然无法幸存。之后，她终日失眠，每晚都很怕接到电话。每次电话一响，她的心都会直坠落地，仿佛不幸的事又要降临。直到MH370事件爆发以后，她才真正释怀。
“她会觉得，MH370在飞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了，至少她还可以看见孩子在医院的全貌，为他办一场葬礼，但是MH370连一个祭拜（受难者）的位置都没有。她觉得有人比她更难过，自己不应该太难过，于是就释怀了。”
当中的一些真实情节其实与张艾嘉的境况神似，他说，虽然当时已拍完《分贝人生》，但是遇上阿姨却让他更笃定当初的坚持。“一个家庭的大事，放在社会之中，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在那边，不会有人理会你这些人的感受。”陈胜吉说话有时候像个剧本，对话的画面跃身于现实中，让人身入其境，鸡皮疙瘩掉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