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序幕,待业的摩多修理员阿强(陈泽耀饰)拿着空水瓶,徐徐爬上里面住着一只青蛙的生锈蓄水池。引入眼帘的是俯瞰汽车工厂、住宅区与公寓怪诞混合的城市地貌。阿强和妹妹从厕所成功偷水后,镜头就跟随他的摩多穿梭在吉隆坡的旧城——富都(Pudu)社区的大街小巷之中。当地熟为人知的旧巴刹天桥底下、电子街、印刷厰区、木屋区,逐一镶嵌成电影的布景。

《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为什么要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主要布景?

电影书写吉隆坡老城

“我很喜欢Pudu这个地方。”

他说,富都早年热闹得很,是吉隆坡最早被发展的地区。整个区域的老建筑,有别于后期吉隆坡逐栋立起的发展模式,透露出这里曾是城市规划的重点。后来,随着八打灵市一带被开发,半山芭就开始没落,成了老建筑与老人汇集的老社区。

他也很喜欢这里的人蛇混杂,保存了许多华人市井小民的生活方式,食物、巴刹摊位、人们讲话的方式都还是有那个道地味儿。

“我很想去拍一个老了的城市,跟一个新诞生的地方。他们可能没办法逃离这个地区,只能在这里生活。”

刚开始写剧本时,他并没有指定地点。喜欢边写剧本边看场地的他,有次开车兜到俗称红灯区的格朗路(Jalan Gelang)上,发现“东厂”墙上五光十色的的灯管招牌,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迎面开来,某个转弯处,突然出现一个那么大的电视机,很亮。”他说,这很荒谬,一座住着许多老人的老社区,突然有栋建筑的电视墙那么新颖亮丽,即使要在其它商业地区都很难找到。

这座城市拼凑着太多奇怪的事物,他说:“我对那个景象很难忘,好想把一切东西都发生在这里。”后来,这里就成了阿强找到凶手车子,后来被警察追捕的场景。

观看《分贝人生》时,辨别实景的具体地点仿佛成了另一种乐趣,也隐约感知到电影兼具记录城市面貌的使命。

木屋拆迁发生在蕉赖啤路(Jalan Peel)上,熟知吉隆坡的人,大概都知道那里曾有一大片的木屋区,后来因发展之名,木屋居民忽然成了吉隆坡市政局“零违章木屋区计划”,以及后来的购物商场和捷运计划的牺牲对象。

“我想要用很多外来的东西,去呈现阿强的角色,就像木屋倒下、推土是一个爆发。我想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配合他的心情去做,于是想到拆迁木屋。”

原来编剧梁秀红也曾住在木屋区,那是一个邮差有地址也找不到的地方。“我就去看,真的就如我们所写的那样,喷红字的就是要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住在里面,同时又拆掉了很多家,有人在那里捡破烂。”

“它就在Sunway VeloCity(双威永乐城)后面。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凉,后面还有栋高楼正在起着,才一条马路而已,反差那么大。”

坚持不妥协:不要配乐

首次执导长片后,陈胜吉认为,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应该坚持什么?

他快速回应,坚持不妥协。但是,为了让电影顺利开拍上映,他不都作出一连串的妥协,例如选角。他反驳,“我也有一堆的不妥协,像配乐这件事情。”

为了坚持不要配乐,他曾多次和监制闹僵。因为两三年合作下来开始变得熟悉也罢,为了让电影给更多人看见也好,彼此说话方式和语气很不客气,连投资方也认为要有配乐不可。

“那时候我很焦虑,一直想着要怎么说服他们,不要配乐。”

他解释,有些立场可以妥协;可是,配乐不行。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还曾为此写了一封很长的简讯。到底为什么不要有配乐?

“因为它不可以有配乐。它为什么要有配乐?今天如果它可以不需要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要给它?”

他语速变得好快,仿佛这些回应在过去上演了好多遍。打破电影制作的固有思维,是他想要表达的。

那天,他们印制了一个没有配乐的DCP(数字电影版),准备播放给工作人员看,还有台北影业的老板。起初连他也认为要有配乐,现场很多人也这么认为,唯独台湾知名电影音效师杜笃之认为不需要。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他说,完全可以不用配乐,剧情完全可以撑起来。”

直至后来播放完毕,大家才觉得可以不用配乐。

“我当下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这部电影跟你有关,如果你自己不去坚持的话,请问谁还会来帮你坚持和保护这个东西。”

他笑说,“这是廖克发(《不即不离》纪录片导演)跟我说的,呵呵呵。”

“不过是部普通片子”

片子上映后,看到各媒体电台的宣传,大家在面子书上的讨论,他有什么想法?

由于厌倦媒体重复性的样版访问,原来他早已和监制达成共识,不参与后期宣传和媒体访问。他直说,“没有看到大家,只有身边的朋友讨论。”

朋友或许碍于情面,都不特别严厉批评。他忽然陷入少有的沉默,“当初做这件事时,很不好做。”

“电影上映最让我期待的一件事,是…..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是一部很普通的片子。可是,它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少数的片子,算是比较异类的片子。”

他说,先不论观众对这部电影喜欢与否,至少它的出现撑开了电影的类型。“我们真的太少看到其他样貌的电影,我觉得至少做了一个跟过往其他电影稍稍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做的就是趁着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应该以一个很多不同面貌的方式去做电影。”

他说,电影本身的呈现手法很复杂。它多样和包容,同时可以跟不同的元素、其他艺术形式连结在一起,像文学、音乐、戏剧。当然,电影也可以简单处理。

问起与《分贝人生》有相同社会关怀的本土电影《Jagat》的看法(倒是忘了问《黑眼圈》对他有没有影响),他说,“整部片子的情绪都是愤怒。我看完整部片子读到的一个讯息是,导演做电影非常困难,所以他就趁着这次的片子把全部情绪宣泄出来。”

同处这样的环境,他很同理电影创作者的心情,但他一共重复了三次“很怕”,说自己最怕第一次拍片的时候,有太多事情和情绪想说,所以不断说服自己,要把自己放下。

“你要放下自己,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放下自己心里面的某些点,可能是一个贪心,想要讲更多。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看看自己在电影上的高度可以去到哪里,看看自己有多厉害或不厉害。”

他话锋一转,“但是,观众来看电影只是要看两个东西而已,看故事好不好,看演员好不好。谁管你陈胜吉是谁?谁管你陈克勤(《分贝人生》摄影师)拍出来的画面有多厉害?”

他当过各类广告和电影的收音师、灯光师、助导等幕后工作,心里清楚自己想要在电影创作上抵达的彼岸,与电影被大众市场逻辑餵养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拉扯。

“后来,我觉得和两个监制(王礼霖、李治成)合作下来也是好的。前面真的有很多争执,现在是很好的,很庆幸监制他们觉得电影有另外一个面貌,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另一种回家:多伦多影展偶遇同乡

电影仍然是目前他最想要和世界沟通的媒介。“是啊,马来西亚长这个样子,太多人拍马来西亚好的样子,或者拍完全跟马来西亚无关的片子,纯粹是语言或演员,看起来像是马来西亚(电影)。”

“它是记录一个城市这个时候的样子,也是记录我当时怎么看待这个环境周遭的一个方式。”

去年12月起,《分贝人生》一直拼欧美影展,迟迟没有消息,直至今年8月,《分贝人生》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探索发现单元”,陈胜吉有机会跟电影团队去跟当地观众交流,万万没想到在观影现场,偶遇一位移居多伦多多年的马来西亚人,让他印象深刻。

对方也是修电影,“看完之后,他问为什么电影的观点是从华人出发?我就跟他说,我是华人啊,我没有办法从马来人的观点出发。”

“这个土地就摆在那里,我就想要去拍它。我觉得很多人不拍,所以我想要回去拍。”

后来,那个人当场哭了。陈胜吉回溯当时的情景,“他是十多、快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也很少再回去。他也是念电影,他觉得他是在逃避。可是,他看到一部非常亲切的马来西亚电影。”对方很感谢他们拍了《分贝人生》,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他也能看到。

那也许是另一种回家,与电影中不断召唤我们“回家”的童谣,有了一种预料之外的呼应。

“那个点让我非常感动,你没有想象过一部影像的力量可以去到那里。可是,偏偏在某些时刻,它带给你的回报是远大于你可以想象的。”

“电影本身到最后可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有那么多主创人员、工作人员和演员,那么多不同的人,将自己的经历和历练在里面。它自己本身就诞生了一个,你控制不道的生命。”

他反刍,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别人的影子,也有很多其他片子的影子,或是其他人的戏剧思考模式。

“坏的我也不能怎样,我已经在我这个年纪,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拍一部电影。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会拍到这个样子,我就只好更努力,或是吸收更多不同的知识养分,然后再去拍一部。”

他说,这是创作者要面对的,而非推说观众看不懂。

他很坦然地说,也不知道是否有第二部、第三部电影可拍,但对于《分贝人生》的好坏,他觉得暂时也只能搁置在此,算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今年他以《风和日丽》再度入围金马创投,尽管下个月才揭晓成绩,平时很早起床的他,最近已开始投入写剧本,展开新的旅程。

《分贝人生》里好多场剧幕都在路上,无论是在公车上、摩多,或是汽车。陈胜吉说,他很喜欢移动,人一定要移动,往更好的方向去。

“移动会有个目的地。你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移动。个人一定要身体力行去移动,你才会有不同的东西。”

阿强在最后一幕,载着母亲在久别的雨天开往未知的路途上,重尝移动的自由。当年从台湾回来的“外来者”透过电影书写,回应他对马来西亚本土的关怀,试图撑开电影的不同类型,也是一种透过移动与回家的矛盾辩证与自我完成。

为了回家,我们总在路上。

上篇:害怕麻木,才拍城市无力感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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