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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访战地医生洪瑞钗

67岁的她将半生都奉献给巴勒斯坦人,自己也更曾是无国籍难民

苏颖欣

助理编辑,《当今大马》

在战火无情的中东,尤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最为历久而复杂。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下,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大举迁离家园,在异地成了难民。

67岁的洪瑞钗医生带着倦容,轻声说出坚定有力的字句。她穿起黑色的大衣显得身形更娇小,难以想象这位半生奉献给巴勒斯坦人的骨科医生,自己也曾是无国籍难民。

苏颖欣

助理编辑,《当今大马》

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

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

无国籍一点也不好玩

情绪上是难受的

他们要夺走你身而为人的权利

她10月底到吉隆坡出席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译本的发布会,并在文运书坊和读者分享她的巴勒斯坦经验,事后接受《当今大马》专访。

在槟城出生、新加坡成长的洪瑞钗,是新加坡大学医学系毕业生。1977年,她新婚的人权律师丈夫丘甲祥遭新加坡政府通缉,当时丘甲祥已是著名异议分子,曾为被指发动暴动的工人辩护,绘制政治讽刺漫画。当逮捕的风声到来,他选择逃亡至伦敦。

洪瑞钗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洪瑞钗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警方随后找上洪瑞钗,彻夜盘问、迫使她签署招供书,要她劝丈夫回新受审。洪瑞钗签了字,飞往伦敦和丈夫聚首,两人从此展开流亡生活。“我丈夫完全不想知道我到底签了什么,他说,‘没关系,在酷刑下,人人都会签那些愚蠢的东西。’”

与丈夫的流亡生活

2014年,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纪录片《星国恋》遭新加坡政府以“威胁国安”为由禁映,却引起大批新加坡人租巴士过长堤到新山观看禁片。这部影片访问数名新加坡政治流亡者,包括前学运领袖、共产党员、人权律师等,而洪瑞钗也是受访者之一。

她在片中谈起两人的流亡生活,丘甲祥如何以诗歌怀念无法重返的家乡,并在2011年因病去世。洪瑞钗和丘甲祥于1984年在英国创办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不遗余力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救援。

《星国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

《星国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

这个机构的起源,是由于洪瑞钗在1982年到黎巴嫩当医生志工时,见证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种种暴力。她更是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的见证者和幸存者。

“当时,我不是英国公民,还拿着难民证件。英国当局未把我的名字列在幸存英国人的名单中,甲祥在伦敦非常惊慌。”

“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杀了。”

洪瑞钗和一些外国志工当时被以色列军队逮捕,所幸她的亚洲面孔让她得以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角力之间逃脱,幸存下来。

曾100%支持以色列

洪瑞钗是虔诚的基督徒,她说,自己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因她的新加坡教会立场坚定。

“他们认为,以色列得以建国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这么多苦痛,现在有了家园,我们必须支持。”

“我们也被教导,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其他都是封建的阿拉伯王朝。”

1977年,洪瑞钗和丈夫赴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就此在伦敦生活。某天,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看见电视新闻画面出现被轰炸的场景——那是1982年的黎巴嫩。

新闻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摧毁流亡到黎巴嫩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当时,她也相信巴解组织是恐怖组织,但在跟进新闻后发现被杀害的不是所谓的巴解恐怖分子,而是像她一样的普通人、妇女和小孩。她开始和教会的朋友争论。

我开始问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不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这是破坏医院、学校、工厂的行动,造成无数人为了躲避轰炸而流离失所,成了难民。”

当时,有组织刚好在征求骨科医生到黎巴嫩。丘甲祥告诉她,“如果我是医生,我一定会去,可惜我不是。没人在征求律师。”

洪瑞钗最终和组织签了合约,从任职的医院离开,前往黎巴嫩。

“身为政治难民,要在英国重建我的医生事业是困难的。那时我已在其中一家最好的大学医院上班。”

“第一,你是有色人种,一个新加坡华人;第二,你是个女人。(有了稳定工作后)你不会选择就这样辞职离开。”

但她还是离职了。

见证难民营大屠杀

1982年,洪瑞钗抵达贝鲁特,在加沙医院建立整形外科部门。当时,以色列已连续10周炮轰黎巴嫩,占领多个地区,而巴解组织终于在停火协议下答应撤退;由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也答应,将维护难民营老弱妇孺的安全。

“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人们相信那些和平协议,因为他们真的要和平。”

她不知道,三个星期后,医院外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会遭到大屠杀。坦克直接开入难民营将之封锁三天三夜,估计有3000人被杀。

这起事件的肇因和动机各方有诸多解释,一般相信是因黎巴嫩新当选的基督教长枪党总统巴希尔杰马耶(Bachir Gemayel)遇袭身亡,而巴勒斯坦民兵被认定是暗杀事件的凶手。

不少人也认为以色列是背后主谋,並以“搜捕剩余的巴解恐怖分子”为由,作为清洗难民营的合理借口,而多国维和部队也早已悄然撤军。

亲眼目睹难民营惨况的洪瑞钗,在手术室里没日没夜的开刀。她回忆,当自己在努力拯救数人的生命时,外头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她不停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怎么做?”

“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完全没办法自卫,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枪。”

“女人被强暴,头颅被砍,这是多残忍的屠杀。巴解组织已经撤退了,他们怎么还要对付这些妇女和小孩?”

向世界说出真相

原本只预计在黎巴嫩待两个月的洪瑞钗,最后决定留下。她把亲眼见到的战地状况快电给在伦敦的丈夫,让他把消息广布。

而她也开始接受采访,向世人披露真相,甚至带着第一手资料到耶路撒冷的卡汗委员会调查听证会(The Kahan Commission of Inquiry)作证。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在1989年出版,即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在2015年和2016年再版,补充了最新的以巴资讯,中译本也終於在今年出版。

演讲中她分享许多照片,有在废墟中比起胜利手势的小孩,也有血肉模糊的受伤躯体,一些观众忍不住拭泪。

“巴勒斯坦人很美丽,至少我碰到的难民皆是如此,他们善良又文明。你很难在他们的家久坐,因为他们即使生存困难,只要他们有什么,他们都要给你。”

“我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自私感到羞愧,我们拥有这么多但我们不分享;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么少,但却如此慷慨宽厚。”

见证了大屠杀后,洪瑞钗与丈夫在伦敦设立“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组织,30余年来不断进出中东,协助巴勒斯坦人。

洪瑞钗在教学时,总提醒年轻医生:“你先是一个人,才是一名医生。”

“如果你忘了身为人的原则,如果你不为正义发声,不负起责任,那我们就能直接以机器人取代你。”

“要说动手术,机器人可能比你和我都做得好,但机器人不会爱。幸运的是,我们能选择对或错,作为专业医生,我们能做的事很多。”

 

至今无法入境新国

2014年,洪瑞钗被以色列禁止入境,甚至被扣留,她和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命运似乎又再靠近了一些。他们心中皆有个回不去的“家”,一辈子成为异乡人。

离开新加坡已近40年,洪瑞钗在家的日子只有6天。那是2011年,新加坡政府特准她带丈夫丘甲祥的骨灰返新。丘甲祥因病去世,洪瑞钗来不及见上他最后一面。

之后,她再无法进入新加坡,就连今年3月她获选列入新加坡女性名人堂,也无法获特准入境。

洪瑞钗的公民身份颇复杂,她和丘甲祥1977年前往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时,原本能在5年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但他们皆坚持保留新加坡身份。

即便在80年代她频密往返中东,却仍然只持有政治庇护者的旅行证件。

“在机场,一定会被移民官员拉到一旁盘问,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三小时。随行的朋友都很着急。”

1990年,洪瑞钗母亲去世,她向新加坡申请入境却不获准。而他们也因东盟之间有相关协议,无法入境马来西亚。

终于,她告诉丘甲祥:“就吞下我们的自尊心吧,申请英国护照,至少我们能到新山和家人见面。”

自此,她更能自由在中东国家行动,因英国政府同意给她两本护照,一本入境阿拉伯国家,一本入境以色列,以免遇到困难。不过,她最终仍遭以色列列入黑名单,遣返回英国。

洪瑞釵带着丈夫骨灰回新后,新加坡政府即要求她放弃英国国籍,否则无法保留新加坡国籍,但她坚持不放弃新加坡身份。

“他们可以夺走我的公民权,但我不会自动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我被迫离开新加坡,那是不公平的,内安法令是不公的法律,是英国殖民者统治新马时的邪恶发明。”

而她虽然愿意放弃英国国籍,但申请过程繁琐,而这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在英国的事业,在新加坡重新开始,她也可能无法继续援助巴勒斯坦人,因此她并没选择这么做。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可能不给我护照,也不会给我两本护照,那我怎么去帮助巴勒斯坦人?这不只是我一人的事,我有责任。这是我无法放弃英国国籍的原因。”

新加坡仍是家吗?

洪瑞钗的母语是华语,但离家40年后,她已经不太能说华语。新加坡仍是妳的家吗?我问她。“我家已经因兴建地铁而毁了”,她笑说。

“我仍是新加坡人,公民权只是一张纸。”

“其实,帮助巴勒斯坦人,也是我身为新加坡人的责任。”

她说,新加坡公民在学校、国庆等典礼中必须宣誓“国家信约”,里头提及国人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我认真实践(这项信约)。写下信约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但作为宣读信约的新加坡人,我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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