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纪行:神权与诗的国度

伊朗纪行:神权与诗的国度

伊朗纪行:神权与诗的国度

苏颖欣 | 2017年3月10日

未到伊朗以前,对伊朗的认识仅来自电影。去年刚去世的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他电影中对生命的哲思对白和诗意画面,让人对这片被西方媒体渲染为极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土地,呈现两种迥异的想象。

女性旅客必须带头巾、上衣必须长及膝、男女分坐、异性不能握手、无法跨国领钱、不能刷信用卡、没有连锁快餐店、没有酒、没有面子书……这些都是旅游书和网站提醒的重要事项,无不令人忐忑。

我和十余位年轻朋友数月前有幸随同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伊朗访学,拜访德黑兰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悠久的大学,创办于30年代,这里是众多学生运动的发迹地,亦是伊朗革命和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

学校外就是一整条街的书店和书摊,可媲美东京的神保町。

 

 

什叶与逊尼派之争

随行的朋友大多是穆斯林,对他们而言,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次重要的宗教探索经验,因什叶派在马来西亚被打压,他们自小就被教育什叶派是异端,一切与伊朗及什叶派有关的事务,皆属“Haram”。有趣的是,我们来到什叶派圣地库姆(Qom)和一些神职人员交流、听阿亚图拉(Ayatollah,什叶派宗教领袖)讲道、到圣陵及清真寺祈祷,朋友们笑说,返马后不知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自己未被“洗脑”。

什叶派与逊尼派最主要的分歧点是先知继承人。什叶派认为先知指定女婿阿里为接班人,但逊尼派坚信先知没有立下继承人。什叶派最主要派系尊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为“十二伊玛目”(Twelve Imans),他们重视伊玛目圣陵,以致一些逊尼派认为是个人崇拜。

穿上罩袍(chador),我随朋友到清真寺祈祷,在库姆看见第七任伊玛目之女法蒂玛的陵墓旁有许多啜泣的女人,她们除了祈求过失获得原谅,也为法蒂玛的奉献和圣洁流泪。我在马从未有机会上清真寺祈祷,便学逊尼派朋友双手交叉在腰际祈祷,与一旁的什叶派祈祷者不同。我好奇什叶派朝拜时额头必会碰在一块小石(turbah)上,也拿了一块来尝试,什叶派认为祈祷时必须触碰土地(而非地毯)。

什叶派祈祷所用的小石(turbah)

伊朗属于文学电影

我对伊斯兰的认识仍粗浅,此行只能当个旁观者。同行朋友们都积极提问,不少问题颇尖锐,例如科学伊斯兰化的制约、逊尼与什叶派对正义的概念、伊朗女性地位、宗教领袖威权主义、伊朗的核能试验等。我则对伊朗如何处理波斯人以外的少数民族权利感兴趣,尤其记得一名库德(Kurdish)朋友说,3000万库德人是没有国家的民族。

对我而言,伊朗或更属于文学、电影和革命。

到伊朗适逢冬至,他们把这一年最长的夜叫耶尔达(Yalda),家人聚集在最年长的长辈家围着暖炉聊天吃喝,朗诵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据说,伊朗家家户户必有两本书,一本是可兰经,一本就是哈菲兹诗集。

一晚,有人买了本哈菲兹诗集,我们围着朗诗,伊朗朋友也以波斯语朗读,更为我们解释诗中意涵,仿佛人人都能谈诗。文学即是生活与传统,在伊朗,要说每人都能背诵几句哈菲兹或海亚姆(Omar Khayyam),并不为过。

伊朗冬节(Shab-e-Yalda 冬至日)所准备的食物

 

革命前的知识分子

从20世纪初期立宪革命到1953年美国资助策动政变,在此后的三十年间,波斯语现代文学发展达致高峰,作家们也积极介入社会。尼玛尤什(Nima Yooshij)和萨德海达亚(Sadeq Hedayat)奠定下来的现代文学基础,以及之后芙茹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的女性主义诗歌、苏赫拉塞培赫里(Sohrab Sepehri)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可见进步思想蓬勃发展。

彼时,革命与反殖运动风潮在第三世界吹起,不少伊朗知识分子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将之与伊斯兰思想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寻找第三条路,成为伊朗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尤以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为代表。

参访阿里沙里亚蒂基金会(Ali Shariati Foundation)

我们有幸拜访沙里亚蒂的儿女,向他们了解父亲的事迹和思想。沙里亚蒂在革命前数次遭逮捕监禁,他未能亲眼见到革命真正发生就在1977年过世。然而,也因沙里亚蒂生前对神职人员及体制的批评,革命后他的思想被边缘化,五本书遭禁。

根据当代伊朗批判知识分子哈密达巴什(Hamid Dabashi),促成伊朗革命的思想准备有多种面向,惟大致可分为两大共同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彼此却又截然对立:第一、欧美中心的世俗主义,主要在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发生;第二、草根的什叶派信徒,主要为宗教集团、市集商贩、劳工阶级、城市底层和农民(149页)。

而在这两种面向的基础上,还有一群有机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在政治上皆是激进左派,惟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德黑兰,无法如宗教集团般能触及草根阶层,轻易搅动大众的革命情绪。

“反现代”的革命?

1979年,没人相信在冷战后期会出现这如今被视为“反现代”的大规模革命。亲美奢华的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位君主莫哈末里扎(Mohammad Reza Pahlavi)举家仓皇而逃,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伊朗,经过全国公投后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自此成为和西方势不两立(尤其是美国)的巨大抗衡力量,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后冷战时代,高举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宣称世界格局已然定论,而伊朗与伊斯兰就被树立为最棘手的敌人。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院长在演讲中,大力批判美国军事策略和西方国家制裁活动,也指责西方媒体不实报道伊朗境况,加重世人对伊斯兰和伊朗的恐惧和误解。他也自豪地说,以宗教为主导的革命能在那个时代发生,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但伊朗做到了。

这也是我在不少场合(官方机构或民间)都听见的论述。在德黑兰,到处可见“打倒美国”(Down with USA)的布条标语,昔日发生人质事件的美国大使馆如今成了博物馆,我没有进去参观,但可想而知和好莱坞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的美国英雄主义视角截然不同。

在大马,不少穆斯林青年当时也受到霍梅尼感召,伊党少壮派尤索拉瓦(Yusof Rawa)夺权后也在党内设立如霍梅尼的精神领袖一职,宗教师的地位更崇高。

美国前驻伊朗大使馆旧址,现改为“美国罪行”纪念馆

后革命时代年轻人

一些伊朗学生告诉我,他们认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集团出卖了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建设并期待的新国家没有出现,伊朗反而走向另一种威权。“他们把伊斯兰变得很可怕”,一位年轻女孩这么说,她的黑色头巾里藏着染成金色的头发。但妳以身为伊朗人为傲吗?我问她。“当然,非常自豪。”

伊朗人对自身社会和文化特殊性的自豪,非比寻常。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第一即是不是中国人,第二就是“你认为伊朗怎么样?”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大家都想知道外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伊朗人是我碰过最热情好客的人,走在街上不断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问了以上两个问题后就说:“欢迎来到伊朗”,或是“欢迎来到我的国家”。更别说招待我们的伊朗朋友及老师,还有我之后独自旅行碰到的民宿老板和陌生人,他们的好客和关心令人难以忘怀。

当然,伊朗青年也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渴望刺激、潮流和新知识,但由于公共行为的限制和社交媒体的管制,迫使他们把所有能量都转移到地下。地下读书会、电影节、狂欢派对等活动都在悄然进行。这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文化,向不合时宜的宗教及政治权威挑战。

德黑兰的平安夜只有2度,没有圣诞庆祝活动。一位建筑系毕业的伊朗朋友开车带我们看看夜晚的德黑兰。北部的高级住宅区通常是夜夜狂欢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富裕朋友的家开派对喝酒。是的,公开场合不能卖酒饮酒,他们就自己酿酒或想办法走私,毒品亦然。另一位朋友笑说,我不会猜到他曾在哪里喝醉——答案是警局门口。我们也经过跨性别性工作者招客的街道,但那天凌晨刚好下起微雨,五六辆车内的单身男子苦等不到性服务。

德黑兰的年轻人,不少也曾参与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绿色革命”反政府运动。当时,武装部队进入大学宿舍,逮捕甚至杀害了参与示威的学生。一位朋友说,他的朋友被子弹射中头部,昏迷数月后醒来,家人害怕他再被逮捕,只好把他送到加拿大。

流亡,是许多伊朗知识分子和异议分子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便是其中一例。

古列斯坦皇宮(Golestan Palace)

 

传统与现代伪对立

伊朗革命后,社会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争论不休。传统似乎就指向保守的宗教人士,推崇伊斯兰传统价值作为生活原则;现代似乎就是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世俗派。这样的对立终将掉入进退维谷的无尽循环之中。

革命后,文学与知识运动陷入失语状态,反而是电影成为艺术家得以尽情表达的语言。

哈密达巴什认为,1979年以后,除了电影以外,所有文化表达方式失去了共同行为、社会意义和公共领域。当后革命制度越趋腐败,人民的愤怒与平庸转化成浩大美丽的世界电影。

“伊朗电影成为世界电影,是为伊朗给了世界一个暴政神权体制而道歉,也为了弥补这份恐惧而创造希望。”(209页)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那片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主角开着货车不断穿梭在小镇与山间,只为找到能和德黑兰连线的手机讯号,告知村里一位濒死老人的状况。当乡村医生为城里来的工程师朗诵海亚姆,当工程师为挤牛奶的女孩朗诵芙茹法洛克扎德,这是他们沟通的语言。

此时,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文学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皆在同样一个电影画面共生。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的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

参考资料:

  • Dabashi, Hamid. Iran: A People Interrupted. NY: The New Press, 2007.
  • Afshar, Medhi (ed). Selected Persian Poems. Tehran: Parmis Boo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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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访战地医生洪瑞钗

67岁的她将半生都奉献给巴勒斯坦人,自己也更曾是无国籍难民

苏颖欣

助理编辑,《当今大马》

在战火无情的中东,尤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最为历久而复杂。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下,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大举迁离家园,在异地成了难民。

67岁的洪瑞钗医生带着倦容,轻声说出坚定有力的字句。她穿起黑色的大衣显得身形更娇小,难以想象这位半生奉献给巴勒斯坦人的骨科医生,自己也曾是无国籍难民。

苏颖欣

助理编辑,《当今大马》

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

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

无国籍一点也不好玩

情绪上是难受的

他们要夺走你身而为人的权利

她10月底到吉隆坡出席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译本的发布会,并在文运书坊和读者分享她的巴勒斯坦经验,事后接受《当今大马》专访。

在槟城出生、新加坡成长的洪瑞钗,是新加坡大学医学系毕业生。1977年,她新婚的人权律师丈夫丘甲祥遭新加坡政府通缉,当时丘甲祥已是著名异议分子,曾为被指发动暴动的工人辩护,绘制政治讽刺漫画。当逮捕的风声到来,他选择逃亡至伦敦。

洪瑞钗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洪瑞钗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警方随后找上洪瑞钗,彻夜盘问、迫使她签署招供书,要她劝丈夫回新受审。洪瑞钗签了字,飞往伦敦和丈夫聚首,两人从此展开流亡生活。“我丈夫完全不想知道我到底签了什么,他说,‘没关系,在酷刑下,人人都会签那些愚蠢的东西。’”

与丈夫的流亡生活

2014年,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纪录片《星国恋》遭新加坡政府以“威胁国安”为由禁映,却引起大批新加坡人租巴士过长堤到新山观看禁片。这部影片访问数名新加坡政治流亡者,包括前学运领袖、共产党员、人权律师等,而洪瑞钗也是受访者之一。

她在片中谈起两人的流亡生活,丘甲祥如何以诗歌怀念无法重返的家乡,并在2011年因病去世。洪瑞钗和丘甲祥于1984年在英国创办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不遗余力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救援。

《星国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

《星国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

这个机构的起源,是由于洪瑞钗在1982年到黎巴嫩当医生志工时,见证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种种暴力。她更是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的见证者和幸存者。

“当时,我不是英国公民,还拿着难民证件。英国当局未把我的名字列在幸存英国人的名单中,甲祥在伦敦非常惊慌。”

“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杀了。”

洪瑞钗和一些外国志工当时被以色列军队逮捕,所幸她的亚洲面孔让她得以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角力之间逃脱,幸存下来。

曾100%支持以色列

洪瑞钗是虔诚的基督徒,她说,自己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因她的新加坡教会立场坚定。

“他们认为,以色列得以建国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这么多苦痛,现在有了家园,我们必须支持。”

“我们也被教导,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其他都是封建的阿拉伯王朝。”

1977年,洪瑞钗和丈夫赴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就此在伦敦生活。某天,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看见电视新闻画面出现被轰炸的场景——那是1982年的黎巴嫩。

新闻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摧毁流亡到黎巴嫩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当时,她也相信巴解组织是恐怖组织,但在跟进新闻后发现被杀害的不是所谓的巴解恐怖分子,而是像她一样的普通人、妇女和小孩。她开始和教会的朋友争论。

我开始问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不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这是破坏医院、学校、工厂的行动,造成无数人为了躲避轰炸而流离失所,成了难民。”

当时,有组织刚好在征求骨科医生到黎巴嫩。丘甲祥告诉她,“如果我是医生,我一定会去,可惜我不是。没人在征求律师。”

洪瑞钗最终和组织签了合约,从任职的医院离开,前往黎巴嫩。

“身为政治难民,要在英国重建我的医生事业是困难的。那时我已在其中一家最好的大学医院上班。”

“第一,你是有色人种,一个新加坡华人;第二,你是个女人。(有了稳定工作后)你不会选择就这样辞职离开。”

但她还是离职了。

见证难民营大屠杀

1982年,洪瑞钗抵达贝鲁特,在加沙医院建立整形外科部门。当时,以色列已连续10周炮轰黎巴嫩,占领多个地区,而巴解组织终于在停火协议下答应撤退;由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也答应,将维护难民营老弱妇孺的安全。

“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人们相信那些和平协议,因为他们真的要和平。”

她不知道,三个星期后,医院外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会遭到大屠杀。坦克直接开入难民营将之封锁三天三夜,估计有3000人被杀。

这起事件的肇因和动机各方有诸多解释,一般相信是因黎巴嫩新当选的基督教长枪党总统巴希尔杰马耶(Bachir Gemayel)遇袭身亡,而巴勒斯坦民兵被认定是暗杀事件的凶手。

不少人也认为以色列是背后主谋,並以“搜捕剩余的巴解恐怖分子”为由,作为清洗难民营的合理借口,而多国维和部队也早已悄然撤军。

亲眼目睹难民营惨况的洪瑞钗,在手术室里没日没夜的开刀。她回忆,当自己在努力拯救数人的生命时,外头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她不停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怎么做?”

“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完全没办法自卫,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枪。”

“女人被强暴,头颅被砍,这是多残忍的屠杀。巴解组织已经撤退了,他们怎么还要对付这些妇女和小孩?”

向世界说出真相

原本只预计在黎巴嫩待两个月的洪瑞钗,最后决定留下。她把亲眼见到的战地状况快电给在伦敦的丈夫,让他把消息广布。

而她也开始接受采访,向世人披露真相,甚至带着第一手资料到耶路撒冷的卡汗委员会调查听证会(The Kahan Commission of Inquiry)作证。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在1989年出版,即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在2015年和2016年再版,补充了最新的以巴资讯,中译本也終於在今年出版。

演讲中她分享许多照片,有在废墟中比起胜利手势的小孩,也有血肉模糊的受伤躯体,一些观众忍不住拭泪。

“巴勒斯坦人很美丽,至少我碰到的难民皆是如此,他们善良又文明。你很难在他们的家久坐,因为他们即使生存困难,只要他们有什么,他们都要给你。”

“我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自私感到羞愧,我们拥有这么多但我们不分享;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么少,但却如此慷慨宽厚。”

见证了大屠杀后,洪瑞钗与丈夫在伦敦设立“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组织,30余年来不断进出中东,协助巴勒斯坦人。

洪瑞钗在教学时,总提醒年轻医生:“你先是一个人,才是一名医生。”

“如果你忘了身为人的原则,如果你不为正义发声,不负起责任,那我们就能直接以机器人取代你。”

“要说动手术,机器人可能比你和我都做得好,但机器人不会爱。幸运的是,我们能选择对或错,作为专业医生,我们能做的事很多。”

 

至今无法入境新国

2014年,洪瑞钗被以色列禁止入境,甚至被扣留,她和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命运似乎又再靠近了一些。他们心中皆有个回不去的“家”,一辈子成为异乡人。

离开新加坡已近40年,洪瑞钗在家的日子只有6天。那是2011年,新加坡政府特准她带丈夫丘甲祥的骨灰返新。丘甲祥因病去世,洪瑞钗来不及见上他最后一面。

之后,她再无法进入新加坡,就连今年3月她获选列入新加坡女性名人堂,也无法获特准入境。

洪瑞钗的公民身份颇复杂,她和丘甲祥1977年前往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时,原本能在5年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但他们皆坚持保留新加坡身份。

即便在80年代她频密往返中东,却仍然只持有政治庇护者的旅行证件。

“在机场,一定会被移民官员拉到一旁盘问,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三小时。随行的朋友都很着急。”

1990年,洪瑞钗母亲去世,她向新加坡申请入境却不获准。而他们也因东盟之间有相关协议,无法入境马来西亚。

终于,她告诉丘甲祥:“就吞下我们的自尊心吧,申请英国护照,至少我们能到新山和家人见面。”

自此,她更能自由在中东国家行动,因英国政府同意给她两本护照,一本入境阿拉伯国家,一本入境以色列,以免遇到困难。不过,她最终仍遭以色列列入黑名单,遣返回英国。

洪瑞釵带着丈夫骨灰回新后,新加坡政府即要求她放弃英国国籍,否则无法保留新加坡国籍,但她坚持不放弃新加坡身份。

“他们可以夺走我的公民权,但我不会自动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我被迫离开新加坡,那是不公平的,内安法令是不公的法律,是英国殖民者统治新马时的邪恶发明。”

而她虽然愿意放弃英国国籍,但申请过程繁琐,而这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在英国的事业,在新加坡重新开始,她也可能无法继续援助巴勒斯坦人,因此她并没选择这么做。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可能不给我护照,也不会给我两本护照,那我怎么去帮助巴勒斯坦人?这不只是我一人的事,我有责任。这是我无法放弃英国国籍的原因。”

新加坡仍是家吗?

洪瑞钗的母语是华语,但离家40年后,她已经不太能说华语。新加坡仍是妳的家吗?我问她。“我家已经因兴建地铁而毁了”,她笑说。

“我仍是新加坡人,公民权只是一张纸。”

“其实,帮助巴勒斯坦人,也是我身为新加坡人的责任。”

她说,新加坡公民在学校、国庆等典礼中必须宣誓“国家信约”,里头提及国人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我认真实践(这项信约)。写下信约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但作为宣读信约的新加坡人,我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