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将经济增长归因为“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一个国家只需要“热衷于”开发“显而易见”的商业应用，并为满足新产品的需求创建便利条件，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直到最近，中国都相信这个说法。但如今，中国商人和企业家日益表现出他们不仅具备适应新机会的企业家动力，还表现出为自己创新而非简单复制已有创新的渴望和能力。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意识到，它们必须创新才能赶超——并保持——全球经济的领先地位。一些公司——主要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通过提供便利创新活动的数字时代基础设施而取得突破。工业企业最近也转向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至于中国政府，则显然对中国企业发展内生创新的能力持支持态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些创新在西方创新保持弱势、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长期减速时更有价值。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旨在刺激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政策。它大大缩短了创办新公司的流程。它建设了大量学校，让中国儿童更多地学习他们将要面对的世界。最近它还对外国专家来华参与新商业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当局也认识到允许更加激烈的竞争对经济的重要性。个人应该获得自由创办新公司的权利，已有公司应该可以自由进入新行业。竞争解决了很多问题——而西方在这一点上日益迷失。
在1月份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官员讨论了中国政府两年前所采取的增加竞争的基础改革。根据新政策，产能过剩表明应该允许供给收缩，驱使冗余企业推出市场。当然，需求过剩表明应该允许供给提高，引来新企业进入。
关键洞见是，当现有企业受到保护，怀揣新概念的新来者无法进入市场时，结果将是——用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话说——创新和对变化的世界的“适应”的损失。
还可以得出另一个观点。在所有现代经济体中，几乎所有行业都需要面临基本未知的未来。一个行业中有越多的公司思考一个问题，就越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一家被排除在某个行业之外的公司可能知道一些行业内所有公司都不知道的东西。或者某种独特的经验可以通过只能传授给有相同经验的其他人的“个人知识”让某个个体取得成功。无论如何，当允许局外人之玉攻行业之石时，社会就会获益——更低的价格、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等。
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伟大理论家所耳熟能详的，包括哈耶克、奈特（Frank Knight）和凯恩斯。如今，中国人也有了这样的认识，认识到公司带着自己的思维和知识进行自由竞争将令国家受益。
西方则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部分西方政府将保护已有企业不受竞争冲击视为自己的责任，即使参与竞争的新企业能提供新的调整或创新。这些保护措施——形式多种多样——几乎必然地让许多企业家不再用更新更好的概念开拓进取。
历史中充满了竞争的价值的证据。在战后英国，步入20世纪70年代后，各行业被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内部的排他俱乐部所控制，新进入者被阻止。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时，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停滞不前。但撒切尔叫停了工业联合会的反竞争措施，英国全要素生产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增长。
如今，中国的情景似曾相识。到2016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多年放缓。但自2016年的改革以来，又开始加速。
西方必须解决其全要素生产率大减速的问题，这个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末便已出现。不再保护老牌企业不受怀揣新调整和创新的新进入者冲击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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