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迪拉(Nadirah Babji)现年26岁,去年才拿到医学学位,却已数次走到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最前线。

她到过土耳其、希腊、塞尔维亚和其他欧洲国家,到处提供医疗援助和灾难救援。此前,她曾在肯亚的学校带领一支体育队,也曾到坦桑尼亚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募款,甚至在中国、印尼和印度孤儿教英语

不过,这位来自雪兰莪梳邦双威镇的女生却直言,她从小在备受忽视的世界中长大。

她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全家挤在简陋窄小的公共组屋。比起拼命啃书考取奖学金,她更专注要如何闪躲周遭人的欺压

大马教育文凭放榜,她凭着全科A的耀眼成绩,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在2011年飞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学医。

印度的另类换宿旅游

求学之余,她趁机到印度各地旅游,同时也激发了她对救援和社区工作的兴趣。

凡到需要援助之处,她总会多待几天,留下帮忙,也开展了另类的换宿旅游。

“我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就让我留宿在他们家中。”

“在那里待得越久,我愈感觉自己也是他们的家人或是社区一部分。”

活泼开朗的娜迪拉告诉《当今大马》,“我到处跟人说话,聆听他们的故事,也从中学习他们如何思考。我很享受这样的方式。”

顺利毕业后,她趁见习前的空档,先后到了非洲、中东和欧洲等国家,参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救援工作。

“我把奖学金全花光了,旅费能省则省。”

“我住在各种旅店或当沙发客。我在欧洲每天只吃一餐。”

她的工作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它们主动接洽和邀请她,在灾区设立医疗设备。

虽然她尚需实习才能取得医生执照,但她已受过专业医疗训练,擅长灾难救援和人道援助。受访的两天后,娜迪拉飞往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诊所的设施。

根据《BBC》的消息,科克斯巴扎尔位于孟加拉东南部,与缅甸接壤。当地的医院今年9月持续接受大量罗兴亚穆斯林伤患,他们许多是在越境逃亡时被地雷炸至重伤,医院因而人满为患。

土耳其的狙击手

回想在土耳其的日子,她恍如身在另一个世界,每天在烽火前线,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惊险事情等着她。

叙利亚难民每天游走在生死边缘之间。狙击手驻守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一旦有人越过边境,格杀勿论。当地难民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每天约有1000人集合出发,一起越境。

有个男人告诉她,就算人再多,狙击手还是照样开枪。不过,躲在人群中,用肉身分摊死亡风险,降低被击毙的机率。有些家庭则选择走山路,希望可以保住性命。

叙利亚难民营里,她是唯一的医护人员。那里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许多难民发烧感冒,她每天要处理很多急救护理、包扎伤口等。

她曾在土耳其的难民营,遇到一个痛不欲生的男病人。一个月前,他才刚刚置换肾脏。不过,土耳其政府却不提供任何止痛药物,身为医护人员的她也束手无策。

这些难民从叙利亚走了整整一个月的路,才来到这里。鞋子已烂不成形,很多人还得了冻疮。

“过去,我只在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热带国家生活,从未看过冻疮。我得向人求教如何处理冻疮。”

每个难民身穿救生衣,准备穿过边境区,搭船到希腊。娜迪拉从未亲眼见过这一幕,他们都在夜里涉险而行,目的正是为了抵达欧洲,在那里落脚,找一个栖身立命之处。

一个刚生产两天的妈妈,怀里还抱着婴儿,也跟着大伙儿涉水过海。生完孩子一天后,土耳其的医院就让她出院,也没有提供任何止痛药。

“除了通知另一端的人,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妈妈和一天大的婴儿正准备过境外,我别无它策。”

炽热夏天穿冬装

娜迪拉在土耳其快一个月时,希腊北部马其顿边界传来急需医生救援的消息。当时那里有将近2万至3万名叙利亚难民困守在边境,实在是个大灾难。

2016年3月,她决定和两位美籍护士一同前往希腊支援,参加了当地一个叫作“Kitrinos”的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的设备简陋,但还是勉为其难地改装救护车,车内的床充当病床,救护车的后门则挂满各种药物和听诊器,还算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流动诊所。这部“流动诊所”四处拜访,需要治疗的病患就排队等待就医。

去年6月,她重返希腊。可是,希腊政府早已关闭她原先支援的难民营,将难民疏散到军营。她也只好跟着移到那里。白天,她一边巡逻,一边为难民测量血压或检查慢性疾病;晚上,她就在朋友的帐篷里借宿。

她发现,身为穆斯林,遇到同样宗教的叙利亚难民时,化解了不少不必要的文化差异。

她经常成为难民和志工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志工会问,明明是炽热夏天,难民为什么还穿着厚重的冬装不换?当时已有不少人因此中暑昏眩。这些志工大部分是欧洲人,他们不理解穆斯林要遵守教义。经解释后,他们才开始晓得要提供长袖衣服。

不过,她补充,“可是,当你伸出援手时,你最先想到的是大家同样是人类,而不是对方的种族或宗教。”

在塞尔维亚,有大批叙利亚难民想要经由此地进入匈牙利。娜迪拉协助当地组织设立医疗设备,他们放手让她决定许多重要决策的信任程度,让她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把一个年仅26岁的人的话当真。

之后,她还去了德国、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去拜访那些被安置该处的叙利亚朋友。他们入乡随俗,重新适应生活;有的已经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连英语都忘了怎么说。

最大的心愿
放眼周遭,她说愿意参与人道救援的同伴少之又少,但四处都传来严重缺乏医护人员的消息。她设身处地地想,若她的父母也身在难民潮,谁来救援他们。

“我并非来自富裕家庭,我能理解那种难偿所愿的滋味。在自己的国度,感受贫穷的滋味已经够苦了,更何况是在他人的国家。”

回来以后,她长期密切关注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她认为,这里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灾难救援,而是为难民倡议,争取他们基本的权益。

迄今,马来西亚尚未签署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受访两天后,她将启程到科克斯巴扎尔,当一个月的医疗志工,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设备。

这趟科克斯巴扎之旅,是她首次与罗兴亚难民合作。她预计这趟旅程需要1000美元(近4080令吉),但是她全副身家仅有500令吉。她也不顾手头上的盘川寥寥无几,还是一股脑儿地往前冲。

“我希望去到那里以后,他们看到我所做出的成果后,会愿意多捐一点。”

不同地方的人权状况不一,难民危机的处境也截然不同。尽管困难重重,她依然感到振奋,将其视为一种挑战。

她最大的心愿是设立一支自己的搜索和救援团队,能够进入灾区提供救援。打从开始着手难民的工作以后,她发现那是她毕生中最想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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