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迪拉（Nadirah Babji）现年26岁，去年才拿到医学学位，却已数次走到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最前线。
她到过土耳其、希腊、塞尔维亚和其他欧洲国家，到处提供医疗援助和灾难救援。此前，她曾在肯亚的学校带领一支体育队，也曾到坦桑尼亚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募款，甚至在中国、印尼和印度孤儿教英语
不过，这位来自雪兰莪梳邦双威镇的女生却直言，她从小在备受忽视的世界中长大。
她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全家挤在简陋窄小的公共组屋。比起拼命啃书考取奖学金，她更专注要如何闪躲周遭人的欺压
大马教育文凭放榜，她凭着全科A的耀眼成绩，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在2011年飞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学医。
印度的另类换宿旅游
求学之余，她趁机到印度各地旅游，同时也激发了她对救援和社区工作的兴趣。
凡到需要援助之处，她总会多待几天，留下帮忙，也开展了另类的换宿旅游。
“我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就让我留宿在他们家中。”
“在那里待得越久，我愈感觉自己也是他们的家人或是社区一部分。”
活泼开朗的娜迪拉告诉《当今大马》，“我到处跟人说话，聆听他们的故事，也从中学习他们如何思考。我很享受这样的方式。”
顺利毕业后，她趁见习前的空档，先后到了非洲、中东和欧洲等国家，参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救援工作。
“我把奖学金全花光了，旅费能省则省。”
“我住在各种旅店或当沙发客。我在欧洲每天只吃一餐。”
她的工作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它们主动接洽和邀请她，在灾区设立医疗设备。
虽然她尚需实习才能取得医生执照，但她已受过专业医疗训练，擅长灾难救援和人道援助。受访的两天后，娜迪拉飞往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诊所的设施。
根据《BBC》的消息，科克斯巴扎尔位于孟加拉东南部，与缅甸接壤。当地的医院今年9月持续接受大量罗兴亚穆斯林伤患，他们许多是在越境逃亡时被地雷炸至重伤，医院因而人满为患。
土耳其的狙击手
回想在土耳其的日子，她恍如身在另一个世界，每天在烽火前线，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惊险事情等着她。
叙利亚难民每天游走在生死边缘之间。狙击手驻守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一旦有人越过边境，格杀勿论。当地难民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每天约有1000人集合出发，一起越境。
有个男人告诉她，就算人再多，狙击手还是照样开枪。不过，躲在人群中，用肉身分摊死亡风险，降低被击毙的机率。有些家庭则选择走山路，希望可以保住性命。
叙利亚难民营里，她是唯一的医护人员。那里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许多难民发烧感冒，她每天要处理很多急救护理、包扎伤口等。
她曾在土耳其的难民营，遇到一个痛不欲生的男病人。一个月前，他才刚刚置换肾脏。不过，土耳其政府却不提供任何止痛药物，身为医护人员的她也束手无策。
这些难民从叙利亚走了整整一个月的路，才来到这里。鞋子已烂不成形，很多人还得了冻疮。
“过去，我只在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热带国家生活，从未看过冻疮。我得向人求教如何处理冻疮。”
每个难民身穿救生衣，准备穿过边境区，搭船到希腊。娜迪拉从未亲眼见过这一幕，他们都在夜里涉险而行，目的正是为了抵达欧洲，在那里落脚，找一个栖身立命之处。
一个刚生产两天的妈妈，怀里还抱着婴儿，也跟着大伙儿涉水过海。生完孩子一天后，土耳其的医院就让她出院，也没有提供任何止痛药。
“除了通知另一端的人，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妈妈和一天大的婴儿正准备过境外，我别无它策。”
炽热夏天穿冬装
娜迪拉在土耳其快一个月时，希腊北部马其顿边界传来急需医生救援的消息。当时那里有将近2万至3万名叙利亚难民困守在边境，实在是个大灾难。
2016年3月，她决定和两位美籍护士一同前往希腊支援，参加了当地一个叫作“Kitrinos”的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的设备简陋，但还是勉为其难地改装救护车，车内的床充当病床，救护车的后门则挂满各种药物和听诊器，还算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流动诊所。这部“流动诊所”四处拜访，需要治疗的病患就排队等待就医。
去年6月，她重返希腊。可是，希腊政府早已关闭她原先支援的难民营，将难民疏散到军营。她也只好跟着移到那里。白天，她一边巡逻，一边为难民测量血压或检查慢性疾病；晚上，她就在朋友的帐篷里借宿。
她发现，身为穆斯林，遇到同样宗教的叙利亚难民时，化解了不少不必要的文化差异。
她经常成为难民和志工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志工会问，明明是炽热夏天，难民为什么还穿着厚重的冬装不换？当时已有不少人因此中暑昏眩。这些志工大部分是欧洲人，他们不理解穆斯林要遵守教义。经解释后，他们才开始晓得要提供长袖衣服。
不过，她补充，“可是，当你伸出援手时，你最先想到的是大家同样是人类，而不是对方的种族或宗教。”
在塞尔维亚，有大批叙利亚难民想要经由此地进入匈牙利。娜迪拉协助当地组织设立医疗设备，他们放手让她决定许多重要决策的信任程度，让她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把一个年仅26岁的人的话当真。
之后，她还去了德国、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去拜访那些被安置该处的叙利亚朋友。他们入乡随俗，重新适应生活；有的已经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连英语都忘了怎么说。
最大的心愿
放眼周遭，她说愿意参与人道救援的同伴少之又少，但四处都传来严重缺乏医护人员的消息。她设身处地地想，若她的父母也身在难民潮，谁来救援他们。
“我并非来自富裕家庭，我能理解那种难偿所愿的滋味。在自己的国度，感受贫穷的滋味已经够苦了，更何况是在他人的国家。”
回来以后，她长期密切关注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她认为，这里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灾难救援，而是为难民倡议，争取他们基本的权益。
迄今，马来西亚尚未签署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受访两天后，她将启程到科克斯巴扎尔，当一个月的医疗志工，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设备。
“我希望去到那里以后，他们看到我所做出的成果后，会愿意多捐一点。”
不同地方的人权状况不一，难民危机的处境也截然不同。尽管困难重重，她依然感到振奋，将其视为一种挑战。
她最大的心愿是设立一支自己的搜索和救援团队，能够进入灾区提供救援。打从开始着手难民的工作以后，她发现那是她毕生中最想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