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来者”的移动与回家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2)

一个“外来者”的移动与回家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2)

电影序幕,待业的摩多修理员阿强(陈泽耀饰)拿着空水瓶,徐徐爬上里面住着一只青蛙的生锈蓄水池。引入眼帘的是俯瞰汽车工厂、住宅区与公寓怪诞混合的城市地貌。阿强和妹妹从厕所成功偷水后,镜头就跟随他的摩多穿梭在吉隆坡的旧城——富都(Pudu)社区的大街小巷之中。当地熟为人知的旧巴刹天桥底下、电子街、印刷厰区、木屋区,逐一镶嵌成电影的布景。

《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为什么要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主要布景?

电影书写吉隆坡老城

“我很喜欢Pudu这个地方。”

他说,富都早年热闹得很,是吉隆坡最早被发展的地区。整个区域的老建筑,有别于后期吉隆坡逐栋立起的发展模式,透露出这里曾是城市规划的重点。后来,随着八打灵市一带被开发,半山芭就开始没落,成了老建筑与老人汇集的老社区。

他也很喜欢这里的人蛇混杂,保存了许多华人市井小民的生活方式,食物、巴刹摊位、人们讲话的方式都还是有那个道地味儿。

“我很想去拍一个老了的城市,跟一个新诞生的地方。他们可能没办法逃离这个地区,只能在这里生活。”

刚开始写剧本时,他并没有指定地点。喜欢边写剧本边看场地的他,有次开车兜到俗称红灯区的格朗路(Jalan Gelang)上,发现“东厂”墙上五光十色的的灯管招牌,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迎面开来,某个转弯处,突然出现一个那么大的电视机,很亮。”他说,这很荒谬,一座住着许多老人的老社区,突然有栋建筑的电视墙那么新颖亮丽,即使要在其它商业地区都很难找到。

这座城市拼凑着太多奇怪的事物,他说:“我对那个景象很难忘,好想把一切东西都发生在这里。”后来,这里就成了阿强找到凶手车子,后来被警察追捕的场景。

观看《分贝人生》时,辨别实景的具体地点仿佛成了另一种乐趣,也隐约感知到电影兼具记录城市面貌的使命。

木屋拆迁发生在蕉赖啤路(Jalan Peel)上,熟知吉隆坡的人,大概都知道那里曾有一大片的木屋区,后来因发展之名,木屋居民忽然成了吉隆坡市政局“零违章木屋区计划”,以及后来的购物商场和捷运计划的牺牲对象。

“我想要用很多外来的东西,去呈现阿强的角色,就像木屋倒下、推土是一个爆发。我想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配合他的心情去做,于是想到拆迁木屋。”

原来编剧梁秀红也曾住在木屋区,那是一个邮差有地址也找不到的地方。“我就去看,真的就如我们所写的那样,喷红字的就是要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住在里面,同时又拆掉了很多家,有人在那里捡破烂。”

“它就在Sunway VeloCity(双威永乐城)后面。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凉,后面还有栋高楼正在起着,才一条马路而已,反差那么大。”

坚持不妥协:不要配乐

首次执导长片后,陈胜吉认为,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应该坚持什么?

他快速回应,坚持不妥协。但是,为了让电影顺利开拍上映,他不都作出一连串的妥协,例如选角。他反驳,“我也有一堆的不妥协,像配乐这件事情。”

为了坚持不要配乐,他曾多次和监制闹僵。因为两三年合作下来开始变得熟悉也罢,为了让电影给更多人看见也好,彼此说话方式和语气很不客气,连投资方也认为要有配乐不可。

“那时候我很焦虑,一直想着要怎么说服他们,不要配乐。”

他解释,有些立场可以妥协;可是,配乐不行。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还曾为此写了一封很长的简讯。到底为什么不要有配乐?

“因为它不可以有配乐。它为什么要有配乐?今天如果它可以不需要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要给它?”

他语速变得好快,仿佛这些回应在过去上演了好多遍。打破电影制作的固有思维,是他想要表达的。

那天,他们印制了一个没有配乐的DCP(数字电影版),准备播放给工作人员看,还有台北影业的老板。起初连他也认为要有配乐,现场很多人也这么认为,唯独台湾知名电影音效师杜笃之认为不需要。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他说,完全可以不用配乐,剧情完全可以撑起来。”

直至后来播放完毕,大家才觉得可以不用配乐。

“我当下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这部电影跟你有关,如果你自己不去坚持的话,请问谁还会来帮你坚持和保护这个东西。”

他笑说,“这是廖克发(《不即不离》纪录片导演)跟我说的,呵呵呵。”

“不过是部普通片子”

片子上映后,看到各媒体电台的宣传,大家在面子书上的讨论,他有什么想法?

由于厌倦媒体重复性的样版访问,原来他早已和监制达成共识,不参与后期宣传和媒体访问。他直说,“没有看到大家,只有身边的朋友讨论。”

朋友或许碍于情面,都不特别严厉批评。他忽然陷入少有的沉默,“当初做这件事时,很不好做。”

“电影上映最让我期待的一件事,是…..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是一部很普通的片子。可是,它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少数的片子,算是比较异类的片子。”

他说,先不论观众对这部电影喜欢与否,至少它的出现撑开了电影的类型。“我们真的太少看到其他样貌的电影,我觉得至少做了一个跟过往其他电影稍稍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做的就是趁着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应该以一个很多不同面貌的方式去做电影。”

他说,电影本身的呈现手法很复杂。它多样和包容,同时可以跟不同的元素、其他艺术形式连结在一起,像文学、音乐、戏剧。当然,电影也可以简单处理。

问起与《分贝人生》有相同社会关怀的本土电影《Jagat》的看法(倒是忘了问《黑眼圈》对他有没有影响),他说,“整部片子的情绪都是愤怒。我看完整部片子读到的一个讯息是,导演做电影非常困难,所以他就趁着这次的片子把全部情绪宣泄出来。”

同处这样的环境,他很同理电影创作者的心情,但他一共重复了三次“很怕”,说自己最怕第一次拍片的时候,有太多事情和情绪想说,所以不断说服自己,要把自己放下。

“你要放下自己,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放下自己心里面的某些点,可能是一个贪心,想要讲更多。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看看自己在电影上的高度可以去到哪里,看看自己有多厉害或不厉害。”

他话锋一转,“但是,观众来看电影只是要看两个东西而已,看故事好不好,看演员好不好。谁管你陈胜吉是谁?谁管你陈克勤(《分贝人生》摄影师)拍出来的画面有多厉害?”

他当过各类广告和电影的收音师、灯光师、助导等幕后工作,心里清楚自己想要在电影创作上抵达的彼岸,与电影被大众市场逻辑餵养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拉扯。

“后来,我觉得和两个监制(王礼霖、李治成)合作下来也是好的。前面真的有很多争执,现在是很好的,很庆幸监制他们觉得电影有另外一个面貌,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另一种回家:多伦多影展偶遇同乡

电影仍然是目前他最想要和世界沟通的媒介。“是啊,马来西亚长这个样子,太多人拍马来西亚好的样子,或者拍完全跟马来西亚无关的片子,纯粹是语言或演员,看起来像是马来西亚(电影)。”

“它是记录一个城市这个时候的样子,也是记录我当时怎么看待这个环境周遭的一个方式。”

去年12月起,《分贝人生》一直拼欧美影展,迟迟没有消息,直至今年8月,《分贝人生》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探索发现单元”,陈胜吉有机会跟电影团队去跟当地观众交流,万万没想到在观影现场,偶遇一位移居多伦多多年的马来西亚人,让他印象深刻。

对方也是修电影,“看完之后,他问为什么电影的观点是从华人出发?我就跟他说,我是华人啊,我没有办法从马来人的观点出发。”

“这个土地就摆在那里,我就想要去拍它。我觉得很多人不拍,所以我想要回去拍。”

后来,那个人当场哭了。陈胜吉回溯当时的情景,“他是十多、快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也很少再回去。他也是念电影,他觉得他是在逃避。可是,他看到一部非常亲切的马来西亚电影。”对方很感谢他们拍了《分贝人生》,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他也能看到。

那也许是另一种回家,与电影中不断召唤我们“回家”的童谣,有了一种预料之外的呼应。

“那个点让我非常感动,你没有想象过一部影像的力量可以去到那里。可是,偏偏在某些时刻,它带给你的回报是远大于你可以想象的。”

“电影本身到最后可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有那么多主创人员、工作人员和演员,那么多不同的人,将自己的经历和历练在里面。它自己本身就诞生了一个,你控制不道的生命。”

他反刍,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别人的影子,也有很多其他片子的影子,或是其他人的戏剧思考模式。

“坏的我也不能怎样,我已经在我这个年纪,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拍一部电影。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会拍到这个样子,我就只好更努力,或是吸收更多不同的知识养分,然后再去拍一部。”

他说,这是创作者要面对的,而非推说观众看不懂。

他很坦然地说,也不知道是否有第二部、第三部电影可拍,但对于《分贝人生》的好坏,他觉得暂时也只能搁置在此,算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今年他以《风和日丽》再度入围金马创投,尽管下个月才揭晓成绩,平时很早起床的他,最近已开始投入写剧本,展开新的旅程。

《分贝人生》里好多场剧幕都在路上,无论是在公车上、摩多,或是汽车。陈胜吉说,他很喜欢移动,人一定要移动,往更好的方向去。

“移动会有个目的地。你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移动。个人一定要身体力行去移动,你才会有不同的东西。”

阿强在最后一幕,载着母亲在久别的雨天开往未知的路途上,重尝移动的自由。当年从台湾回来的“外来者”透过电影书写,回应他对马来西亚本土的关怀,试图撑开电影的不同类型,也是一种透过移动与回家的矛盾辩证与自我完成。

为了回家,我们总在路上。

上篇:害怕麻木,才拍城市无力感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1)

害怕麻木,才拍城市无力感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1)

https://youtu.be/NG4zEt03DeA

拍完《分贝人生》的第4天,导演陈胜吉连剪接都没看,就跟着另一部记录吉辇河(Sungai Kerian)渡轮河殇的电影《9.13回家》,到霹雳巴力文打(Parit Buntar)拉电线。直到一个月后,他才有机会坐下来看。

我们现在院线上看到的91分钟版,自《分贝人生》在2014年赢获台湾“金马创投百万首奖”后,从故事大纲、分场、剧本,至少改了50几稿。单是让张艾嘉点头答应参演以前,他和编剧梁秀红两人就在短短两个月内,来回改了至少4次。

“我们想要呈现这座城市的无力感。”

陈胜吉在《当今大马》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故事本质,也是整部电影的大方向,却偏偏是早期刘德华在马新成立的公司表示有意投资时,最有意见的地方。“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想要做。可是,想要改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太灰,整个东西太沉重。”

在没有合约酬劳的情况下,他们来回修改剧本,期间故事原貌已面目全非,陈胜吉的编剧夥伴也换了两个,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投降喊退,徒留监制等人跟进。后来,投资方也觉得这样下去没看头,前后半年的磨合顿时归零,剧本又重新回到了陈胜吉的手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保留了最初的故事原型。这个坚持让《分贝人生》赢得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摄影奖,还入围了金马复选等荣誉。

凝视荒谬是日常

回想当初,创投的百万奖金折合成马币、扣税后才不过8万多令吉,距离电影开拍的预算还有一大段距离。既然太灰暗的电影难找投资方,为什么那么执着要描述城市的无力感?

“我相信有很多从外面读书回来的人,回到这座城市时,都会有不适应的感觉,觉得很陌生,就是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他来自彭亨,念书和工作曾在不熟悉的吉隆坡待上一段时间。城市总是有一种把人训练成适者生存的魔力,还未出国念书以前,他觉得这座城市的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

“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直在温水,你怎么会察觉那是一个温水叻?”这让人想起干枯蓄水池里的青蛙(还是蛤蟆?),逃不出偌大的蓄水池,久而久之,青蛙以为自己不需要水。

后来,从台湾艺术大学毕业,数年的异地生活,像是在他的黑色粗框眼镜外,加了一片滤镜。2013年回马那一年,原来介于陌生与熟悉的城市,透过他的镜头,折射出来的尽是拒绝视为理所当然的光怪流离。

“出去之后,有很多思维和感受变得不一样。再回到来,发现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到底怎么了?它没有错,所谓的‘怎么了’,”他稍停顿,“用一个很怪的方式继续营运。我当下觉得那个‘怪’特别强烈。”

剧情开始没多久,阿强(陈泽耀饰)和妹妹(陈彦文饰)就在某个转角被车撞后逃,台湾《放映周报》的翁煌德,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观影后,跟中国观众问了相同的问题:你们怎么不去报公安?

游走在上下阶层之间的社工小川(颜薇恩饰演)到警局保释阿强出来后,只见玻璃门上贴着:“Polis dan masyarakat berpisah tiada”(警民同在)。我们早已对周遭张贴的大小官方标语无感。找警察没有用,是居住在这座治理失灵的城市的人们,长年累月领教的重要道理。这一切的发生与后续处理,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麻木了啊。我很害怕麻木,所以不断用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去提醒自己。”

所以,他想要趁自己对眼前的不合理还有一些知觉的时候,记录下来。

“当下我还是有知觉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可能,我也是会没有知觉的一天。这可能是五年、十年后的事了,那时候再拍商业片吧。”

为什么谈制水?

患有精神疾病的单亲妈妈(张艾嘉饰演),在男人缺席的家庭里,靠着以件计费的车衣家庭工,独立抚养身份不明的妹妹,还有辍学的阿强。妹妹车祸逝世后,因无父母出示报生纸,一直留在停尸间,而展开了阿强四处凑钱救人的荒诞剧目。

“大家都在讲这部电影在谈贫穷,没有啊,它就是马来西亚大环境底下的一个人小人物抗争。”

从电影制作花絮到此刻,他老是强调电影所能承载和传达的不只有单一讯息,他也不想这部电影只被定格在某个特定面向上,于是解释时也会自我推翻或延伸,“也不一定是抗争,而是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去生活、生存,怎么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荒谬与不荒谬。”

“我为什么讲制水?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很荒谬啊。”

那一年刚好是2014年年初,雪隆一带实施不定期轮流制水,人们过着两天制水两天复水的日子。当时陈胜吉其实并不在马,有次他在姐姐于吉隆坡的三层排屋的厕所,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桶水,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就成了贯穿《分贝人生》的主题。

“我吓到……它看起来跟你一般想象的那种不是很有钱的家的水桶是一样的。”他说着说着,语气转急促,“你懂吗?到了某个点的时候,大家缺的用的是一样的,这个很妙。稍微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和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共同的。”

底层社会:活着就有出口?

资源分配不均造成阶级差异的两极化,反复以对比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比如,议员高级住宅与木屋拆迁和人民组屋、专用水车和排队拿水、豪华自助餐与嘛嘛档、整个蛋糕与红鸡蛋,还有政府医院、停尸间、监狱和警局等公家机构,如何与在关键时刻急需社会制度支援的底层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陷入毫无出路、恶性循环的退路。

毫无曙光的退路是大部分观众感到沉重的主因,但似乎跟《分贝人生》海报上正能量满满的字样“活着就有出口”有些出入。

他总爱跟演员聊天,无论演员角色轻重,那是一个创作者采集故事的方式。有次他拍短片时,跟一个在剧中完全无对白的六十几嵗阿姨聊天。

“她说,她一辈子都在换地方住,以前是因为战争,日军来袭开始逃亡,一会儿投靠姐姐,一会儿投靠哥哥、阿姨,一直换地方。”

后来,阿姨在吉隆坡落脚,丈夫离开她,单独抚养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40来岁,脚因受伤长年在家。她想过做生意,但资金周转困难,没成。她想要孩子成龙成凤,也未能如愿。一家人的困顿和命运周而复始地在世代之间重复上演。

他自嘲自己当时很天真,主观认为下一代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突破世代遗传下来的困顿,扭转命运乾坤。“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去忙碌,待他们解决完后,可能你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

那次对阶级流动的反省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也成了张艾嘉在剧中的原型,至于介于正常与不正常的精神病母亲,则是来自饰演议员朋友的张水发亲身经历的启发。

面对底层社会的繁杂多样,强调真实的他如何避免污名、刻板化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他说,在设计每个电影人物时,他念玆在玆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环境下的苦难者,大家都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例如,印刷厰老板征收昂贵费用是为了让唐氏症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自己最终也会跟别人一样撞后逃而无故他人死活。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有天你的家里有事,你一定会以你家里为优先。” 《分贝人生》没把人黑白好坏简易划分,在网咖的混混粉肠哥从钱包掏出仅有的大张钞票作为帛金,“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吧,可能大家对流氓、小混混、啦啦就是那个印象。他却是唯一一个对妹妹死亡付出了一点温暖。”

“当然也很害怕,尤其是刻板印象这件事情。” 访谈里,他经常会用“很害怕、很恐怖”,浅易了当地直接表达他对事物的感受和立场。他说,刻板印象有时候也未必来自电影本身,而是观众从自身经验去观看世界的既定印象。

他直呼两次很难拿捏,边大笑:“你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一直把剧情做得很精彩,让大家忘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会看到阿强很忙很忙,又来又来又来,做么这样忙的,因为就是要撇开这些刻板印象。”

MH370与土地关怀

11年前,陈胜吉曾在讲座上问蔡明亮,为什么一直创作孤独。那一年,蔡明亮执导的《黑眼圈》经电检后终获在大马上映,说的也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贯穿其中的命题是烟霾,发生在吉隆坡市中心一栋巨大的废墟大楼里。

陈胜吉在另一个访问说,他后来似乎也开始明白,长年专注在同一命题的必要,那他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他直说,“我不知道,我还在找。就目前来看,可能都是跟社会环境和土地有关,一些民生问题。我自己是这样想,自己还在摸索。”

像与制水发生在同一年的MH370飞机失踪事件,是陈胜吉有意识地要摆入电影的元素。他说,虽然按照电影故事本身,即使抽掉了这一段,其实也言之成理。“这部电影根本不需要有这个,也可以撑起剧情,但是我太想要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去记录这件事,我很想将这一点点东西拍下来。”

同一件事情,不同位置,每个人的观感就会不同。他在书写的时候,他知道对这些受难者的家属来说是一件重大伤痛,但是对所有关注的人来说,它可能不过是大家茶馀饭后的休閒话题。

拍完《分贝人生》之后,他有次在路边拍片时,偶遇7年不见的阿姨。虽然心里忐忑,担心没话题可聊,但他还是跟阿姨约了碰面聊天。三四年前,年纪尚轻的表弟因车祸过世。陈胜吉问阿姨是否释怀了,阿姨点头。事发当晚,阿姨也是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赶紧从居銮往槟城去,中间急救了很长的时间仍然无法幸存。之后,她终日失眠,每晚都很怕接到电话。每次电话一响,她的心都会直坠落地,仿佛不幸的事又要降临。直到MH370事件爆发以后,她才真正释怀。

“她会觉得,MH370在飞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了,至少她还可以看见孩子在医院的全貌,为他办一场葬礼,但是MH370连一个祭拜(受难者)的位置都没有。她觉得有人比她更难过,自己不应该太难过,于是就释怀了。”

当中的一些真实情节其实与张艾嘉的境况神似,他说,虽然当时已拍完《分贝人生》,但是遇上阿姨却让他更笃定当初的坚持。“一个家庭的大事,放在社会之中,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在那边,不会有人理会你这些人的感受。”陈胜吉说话有时候像个剧本,对话的画面跃身于现实中,让人身入其境,鸡皮疙瘩掉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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