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到伊朗以前，对伊朗的认识仅来自电影。去年刚去世的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他电影中对生命的哲思对白和诗意画面，让人对这片被西方媒体渲染为极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土地，呈现两种迥异的想象。

女性旅客必须带头巾、上衣必须长及膝、男女分坐、异性不能握手、无法跨国领钱、不能刷信用卡、没有连锁快餐店、没有酒、没有面子书……这些都是旅游书和网站提醒的重要事项，无不令人忐忑。

我和十余位年轻朋友数月前有幸随同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伊朗访学，拜访德黑兰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悠久的大学，创办于30年代，这里是众多学生运动的发迹地，亦是伊朗革命和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

什叶与逊尼派之争

随行的朋友大多是穆斯林，对他们而言，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次重要的宗教探索经验，因什叶派在马来西亚被打压，他们自小就被教育什叶派是异端，一切与伊朗及什叶派有关的事务，皆属“Haram”。有趣的是，我们来到什叶派圣地库姆（Qom）和一些神职人员交流、听阿亚图拉（Ayatollah，什叶派宗教领袖）讲道、到圣陵及清真寺祈祷，朋友们笑说，返马后不知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自己未被“洗脑”。

什叶派与逊尼派最主要的分歧点是先知继承人。什叶派认为先知指定女婿阿里为接班人，但逊尼派坚信先知没有立下继承人。什叶派最主要派系尊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为“十二伊玛目”（Twelve Imans），他们重视伊玛目圣陵，以致一些逊尼派认为是个人崇拜。

穿上罩袍（chador），我随朋友到清真寺祈祷，在库姆看见第七任伊玛目之女法蒂玛的陵墓旁有许多啜泣的女人，她们除了祈求过失获得原谅，也为法蒂玛的奉献和圣洁流泪。我在马从未有机会上清真寺祈祷，便学逊尼派朋友双手交叉在腰际祈祷，与一旁的什叶派祈祷者不同。我好奇什叶派朝拜时额头必会碰在一块小石（turbah）上，也拿了一块来尝试，什叶派认为祈祷时必须触碰土地（而非地毯）。

伊朗属于文学电影

我对伊斯兰的认识仍粗浅，此行只能当个旁观者。同行朋友们都积极提问，不少问题颇尖锐，例如科学伊斯兰化的制约、逊尼与什叶派对正义的概念、伊朗女性地位、宗教领袖威权主义、伊朗的核能试验等。我则对伊朗如何处理波斯人以外的少数民族权利感兴趣，尤其记得一名库德（Kurdish）朋友说，3000万库德人是没有国家的民族。

对我而言，伊朗或更属于文学、电影和革命。

到伊朗适逢冬至，他们把这一年最长的夜叫耶尔达（Yalda），家人聚集在最年长的长辈家围着暖炉聊天吃喝，朗诵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据说，伊朗家家户户必有两本书，一本是可兰经，一本就是哈菲兹诗集。

一晚，有人买了本哈菲兹诗集，我们围着朗诗，伊朗朋友也以波斯语朗读，更为我们解释诗中意涵，仿佛人人都能谈诗。文学即是生活与传统，在伊朗，要说每人都能背诵几句哈菲兹或海亚姆（Omar Khayyam），并不为过。

革命前的知识分子

从20世纪初期立宪革命到1953年美国资助策动政变，在此后的三十年间，波斯语现代文学发展达致高峰，作家们也积极介入社会。尼玛尤什（Nima Yooshij）和萨德海达亚（Sadeq Hedayat）奠定下来的现代文学基础，以及之后芙茹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的女性主义诗歌、苏赫拉塞培赫里（Sohrab Sepehri）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可见进步思想蓬勃发展。

彼时，革命与反殖运动风潮在第三世界吹起，不少伊朗知识分子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将之与伊斯兰思想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寻找第三条路，成为伊朗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尤以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为代表。

我们有幸拜访沙里亚蒂的儿女，向他们了解父亲的事迹和思想。沙里亚蒂在革命前数次遭逮捕监禁，他未能亲眼见到革命真正发生就在1977年过世。然而，也因沙里亚蒂生前对神职人员及体制的批评，革命后他的思想被边缘化，五本书遭禁。

根据当代伊朗批判知识分子哈密达巴什（Hamid Dabashi），促成伊朗革命的思想准备有多种面向，惟大致可分为两大共同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彼此却又截然对立：第一、欧美中心的世俗主义，主要在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发生；第二、草根的什叶派信徒，主要为宗教集团、市集商贩、劳工阶级、城市底层和农民（149页）。

而在这两种面向的基础上，还有一群有机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在政治上皆是激进左派，惟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德黑兰，无法如宗教集团般能触及草根阶层，轻易搅动大众的革命情绪。

“反现代”的革命？

1979年，没人相信在冷战后期会出现这如今被视为“反现代”的大规模革命。亲美奢华的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位君主莫哈末里扎（Mohammad Reza Pahlavi）举家仓皇而逃，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伊朗，经过全国公投后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自此成为和西方势不两立（尤其是美国）的巨大抗衡力量，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后冷战时代，高举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宣称世界格局已然定论，而伊朗与伊斯兰就被树立为最棘手的敌人。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院长在演讲中，大力批判美国军事策略和西方国家制裁活动，也指责西方媒体不实报道伊朗境况，加重世人对伊斯兰和伊朗的恐惧和误解。他也自豪地说，以宗教为主导的革命能在那个时代发生，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但伊朗做到了。

这也是我在不少场合（官方机构或民间）都听见的论述。在德黑兰，到处可见“打倒美国”（Down with USA）的布条标语，昔日发生人质事件的美国大使馆如今成了博物馆，我没有进去参观，但可想而知和好莱坞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的美国英雄主义视角截然不同。

在大马，不少穆斯林青年当时也受到霍梅尼感召，伊党少壮派尤索拉瓦（Yusof Rawa）夺权后也在党内设立如霍梅尼的精神领袖一职，宗教师的地位更崇高。

后革命时代年轻人

一些伊朗学生告诉我，他们认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集团出卖了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建设并期待的新国家没有出现，伊朗反而走向另一种威权。“他们把伊斯兰变得很可怕”，一位年轻女孩这么说，她的黑色头巾里藏着染成金色的头发。但妳以身为伊朗人为傲吗？我问她。“当然，非常自豪。”

伊朗人对自身社会和文化特殊性的自豪，非比寻常。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第一即是不是中国人，第二就是“你认为伊朗怎么样？”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大家都想知道外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伊朗人是我碰过最热情好客的人，走在街上不断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问了以上两个问题后就说：“欢迎来到伊朗”，或是“欢迎来到我的国家”。更别说招待我们的伊朗朋友及老师，还有我之后独自旅行碰到的民宿老板和陌生人，他们的好客和关心令人难以忘怀。

当然，伊朗青年也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渴望刺激、潮流和新知识，但由于公共行为的限制和社交媒体的管制，迫使他们把所有能量都转移到地下。地下读书会、电影节、狂欢派对等活动都在悄然进行。这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文化，向不合时宜的宗教及政治权威挑战。

德黑兰的平安夜只有2度，没有圣诞庆祝活动。一位建筑系毕业的伊朗朋友开车带我们看看夜晚的德黑兰。北部的高级住宅区通常是夜夜狂欢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富裕朋友的家开派对喝酒。是的，公开场合不能卖酒饮酒，他们就自己酿酒或想办法走私，毒品亦然。另一位朋友笑说，我不会猜到他曾在哪里喝醉——答案是警局门口。我们也经过跨性别性工作者招客的街道，但那天凌晨刚好下起微雨，五六辆车内的单身男子苦等不到性服务。

德黑兰的年轻人，不少也曾参与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绿色革命”反政府运动。当时，武装部队进入大学宿舍，逮捕甚至杀害了参与示威的学生。一位朋友说，他的朋友被子弹射中头部，昏迷数月后醒来，家人害怕他再被逮捕，只好把他送到加拿大。

流亡，是许多伊朗知识分子和异议分子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便是其中一例。

传统与现代伪对立

伊朗革命后，社会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争论不休。传统似乎就指向保守的宗教人士，推崇伊斯兰传统价值作为生活原则；现代似乎就是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世俗派。这样的对立终将掉入进退维谷的无尽循环之中。

革命后，文学与知识运动陷入失语状态，反而是电影成为艺术家得以尽情表达的语言。

哈密达巴什认为，1979年以后，除了电影以外，所有文化表达方式失去了共同行为、社会意义和公共领域。当后革命制度越趋腐败，人民的愤怒与平庸转化成浩大美丽的世界电影。

“伊朗电影成为世界电影，是为伊朗给了世界一个暴政神权体制而道歉，也为了弥补这份恐惧而创造希望。”（209页）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那片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主角开着货车不断穿梭在小镇与山间，只为找到能和德黑兰连线的手机讯号，告知村里一位濒死老人的状况。当乡村医生为城里来的工程师朗诵海亚姆，当工程师为挤牛奶的女孩朗诵芙茹法洛克扎德，这是他们沟通的语言。

此时，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文学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皆在同样一个电影画面共生。

参考资料：

• Dabashi, Hamid. Iran: A People Interrupted. NY: The New Press, 2007.
• Afshar, Medhi (ed). Selected Persian Poems. Tehran: Parmis Boo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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