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艺术家——拉末哈仑

界外艺术家——拉末哈仑

界外艺术家拉末哈仑

脏辫与刺青不代表“怪咖”

你可以试试用谷歌搜寻 “Rahmat Haron”(拉末哈仑)的名字,其中一项出现的条目是 “Rahmat Haron tattoos”(拉末哈仑刺青),证明这是个热门搜索词。

必须承认,第一眼见到这名绑着一头脏辫、满身刺青的艺术家诗人,许多人会被他独特的外表吓着。可惜的是,大部分人也以他身上的刺青,作为拉末哈仑的唯一代表。

拉末哈仑是《当今大马》马来版专栏作者。他臂上其中一个刺青写着 “jangan bunuh bahasa ibunda”(别杀死母语),是之前反对以英语教数理政策的抗议符号。

然而,访谈中可发现,其实拉末的英语不俗。

哈仑还问,他身为《当今大马》专栏作者,如今成为受访的对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长达3小时的访谈中,拉末常因各种话题而开怀地笑,一边抽着他的卷烟。

访谈在他安邦的家进行,他不断为自己“凌乱”的家道歉,不过其实真正状况并没如他所形容这么糟。或者可说,他家有种“凌乱美”。

人们只在意外表

说起他身上的10多个刺青图案,拉末当然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

“这是他们用谷歌搜寻我的第一件事,他们对我的艺术没兴趣,只在意我的外表。”

“他们没有谈论我的想法,或我在《当今大马》发表的文章。他们只会说:‘他有纹身’。”

“这很奇怪,人们不该以貌取人。”

拉末今年39岁,他承认,社会常把有刺青的人视为亵渎神明。但他认为自己仅是以刺青庆祝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如华人或东马原住民都有刺青的传统。

“问题只是我不原属这些文化,不过这就是文化的建构方式——它是流动的。”

拉末说,刺青无关道德,而马来西亚人应该谈论笼罩国家的众多问题,而非他的刺青。

“可能根据你的教条和道德标准,刺青是有罪的。”

“不过,用用你的这个逻辑思考,涉及贪污滥权和破坏生态,也是有罪的。”

因此,他对社会大众最中肯的问题是——大家如何被他的外表所影响?

“所以,我的模样犯了什么罪吗?我打抢你了吗?还是我向你征税?”

“我不是怪咖”

拉末也藉此反驳一些有关他的“迷思”。他说,人们谈论他的大多数事情,都不是真的。

有一次他接受本地杂志《Mastika》专访,该杂志经常报道各种稀奇古怪的真人真事。

“一开始,他们并没说是《Mastika》的记者,他们只说来自另类媒体。访问结束后,他们才承认来自《Mastika》。”

之后,尽管拉末要求他们不得引用访谈内容,但杂志依然刊出了访问。

他说,在《Mastika》杂志出现,仿佛说明自己是个“又怪又真实”(pelik tapi benar)的人,或者可说是“怪咖”。

“所以我就被如此归类——一个怪咖。但我并非《Mastika》里‘又怪又真实’的迷样人物。”

拉末坚称自己不是怪咖,而是“界外艺术家”。他说,自己从未正式学习艺术,所以不属于一般的艺术圈子。

拉末曾在马大修读经济系,却在大三时毅然决定停学,除了为声援其他被学校停学的学运分子,也是因为他在校外参与了学生组织孟沙大学(Universiti Bangsar Utama,简称UBU)。

“我发现那(经济系)不是我想做的事。孟沙大学开启了我的世界,我们积极参与非政府人权组织和公民运动,包括烈火莫熄。”

“当时的大学没有多元的活动,非常官僚,于是有了孟沙大学。我对艺术、诗歌和文学的兴趣就从那时开始展开。”

参与各种社会运动

拉末来自新山,他在1999年仍是学生时开始旅行。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到印尼寻找亚齐难民的真相,却在跨越大马边界后,周遭的景象、声音和想法开启了他的艺术之眼。

之后,他也投入表演艺术。然而,就如同他自我定义为“界外艺术家”,拉末说他不属于任何分类的表演艺术,他认为,任何事务都可以是表演艺术。

他积极参与区域内的各种艺术节,也更醉心于艺术的表现形式。同时,他也在教育、艺术、政治和环境课题上发声。

拉末哈仑在第十二届的 “International Montréal en Arts” 表演

“我参与很多事,但却没有一样专精。”

“搞艺术就像治疗一样,你无需要思考——你停止思考。对我而言,我就是近乎自然地去做,我很少通过象征表现来绘画,通常我只是探索形式。”

“诗歌亦然。可能在文法上,一个作品充满语句错误,不能被视为完整句子,但诗歌是通过文字表现的自由形式。”

拉末说,他和本地艺术圈有些疏离,亦属于亦不属于他们的一员。

“我可说是个局外人,你可以将我的艺术视为界外艺术,因为我的作品没有任何规则界限。”

拉末在2012年被缅甸遣返回国,他和艺术友人到曼德勒参与表演艺术交换计划,却因无证演出而被警方逮捕和问话。他们获释后,又再被移民厅官员逮捕,最后被遣返回马。

说起本地艺术圈,他认为有好有坏,虽然有更多艺术家冒现,但仍不足。

“我期待有更多像(政治漫画家)祖纳和(平面设计师)法米惹扎这样的艺术家。”

他也推从已故国家艺术奖得主赛阿末(Syed Ahmad Syed Jamal),认为他是现代艺术之父。

“他是让我们了解纯美术和视觉艺术的奠基者,不过看看现在当局如何对待他的作品。”

去年,赛阿末的雕塑品“望月峰”(Puncak Purnama)惨遭吉隆坡市政厅拆除,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更形容该雕塑品“碍眼”,引来艺术家和社运分子的抨击。

脏辫和刺青形象

拉末的脏辫和刺青,已成为他的形象。他说,留着脏辫是因为容易打理长发。

“我在1999年开始留长头发,于2004年开始打脏辫。这和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an)无关,虽然我听雷鬼(reggae)和斯卡(ska),但我也听其他音乐。”

“打脏辫是我要显示决心的最简单做法,就只是留头发而已……我不知道会留到何时,就让它生长吧。如果不留,也没关系,没什么是永久的。不过,目前我没想要把它剪短。”

而对于身上的刺青,他说虽然常常有人指指点点,却未真正被人骚扰。拉末说,他决定这么做,就必须承担后果。

“那些要教训我的人,就让他们这么做,这是言论自由,只要非暴力就没问题。”

“他们要和我谈也是好的,那我就有机会回答,我们就能谈到更大的事,如一马公司、生态灾难和原住民土地权利。”

对拉末影响最大的人,是国家文学家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和社运分子希山慕丁莱斯(Hishamuddin Rais)。他们在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上,补足了他在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

“我也和出版社 Teratak Nuromar 的拥有人诺哈琳(Nur Hanim Khairuddin)和其丈夫赛奥玛(Syed Omar)熟悉。这些人都很支持我,我很感激。这是让我坚持做我想做的事的动力。” 

仅以专栏稿费为生

拉末有过很多工作经验,1999年在离开亚齐后,他就参与印尼的一个选举观察的活动,被非政府组织亚洲干净选举联盟(Anfrel)派到苏拉威西北部,随后也到了柬埔寨和泰国观察当地选举。

他也曾参与全国廉正选举机构(NIEI)的工作。然而,这些机构常被人指控为外国特务。

“我不认为我们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你看看我,外国特务不会像我这样,他会有稳定收入。我目前基本上只是依赖《当今大马》专栏稿费生活,用它来缴房租。”

“卖艺术作品无法生存,我偶尔会出售我的作品。我的上一本书是2006年出版的《乌托邦创伤》(Utopia Trauma),今年会再出版一本新诗集。”

除此之外,他也为《公正党》供稿,曾是《火箭报》马来版编辑,也当过广播记者。

“真的,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曾经帮人洗碗,也做过清洁工。”

“如果有一本艺术文学杂志,我希望可以全职在那里工作,但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杂志。”

害怕开车拒绝社媒

拉末从未开过车,经济是主因,因他的收入都拿来支付房租和食物。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买书,而不会买车。

他说自己害怕开车,同时也支持公共交通。

“我纯粹害怕开车,可能因为有创伤,很多朋友死于公路意外。但坐在车里我没问题,只是不敢开车。”

“我有开过摩托车,但我的摩托车两次被偷,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搭公共交通。现在有优步和 Grabcar,所以更方便了,不然的话我就搭巴士或走路。”

他没有使用推特和Instagram,虽然有面子书但并不是活跃用户。

“我的世界没像数位世界的步伐那么快。在数位世界,你必须持续更新状态,就像是向面子书报到一样,把你的资料给他们分析,让他们用在行销用途。”

“我们活在大数据时代,没有任何秘密,所有东西都可以被追溯。慢慢的,现实就变成夸大现实,科技会是可怕的。”

依然支持改革运动

论及政治,拉末自称也是局外人。虽然不参加政党,但支持改革运动,也是媒体社运组织(Kami)的成员。该组织由《哈拉卡》前总编辑阿末鲁菲(Ahmad Lutfi Othman)和《当今大马》前新闻主编法迪(Fathi Aris Omar)领导。

他指,自己常常参与社会运动,如五场净选盟集会,但都不是以领导人身份。

对于当前政局,拉末直言,改变仍需来自现有格局,因此他最希望首相纳吉可以在下届大选前辞职。

“他(纳吉)必须下台,而唯一能这么做的就是纳吉本身(辞职)。”

“希望纳吉走了以后能有一些改变,例如(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可以成为人权委员会主席,而《当今大马》可以获得出版准证。”

“这些事即便是巫统当权,也有可能发生。如果土著团结党的人回到巫统,党内有新面孔,那他们也可做出改变。这就是为何我说,改变还需要来自现有格局。

沙威的壁画故事

沙威的壁画故事

沙威的壁画故事

小镇文化巷弄的一道风景

李成钢

业余文史爱好者

加拉巴沙威(Kelapa Sawit)是距离新山市区约26英里的一个小镇,镇上有两条后巷满是壁画,当地人称它们为“文化巷”。

此地的壁画创作始于2014年的 “沙威艺起来” 国庆日庆祝活动,在外界看来,那似乎是槟城“姐弟共骑”大受欢迎后的跟风创作,但三年来在沙威绘制了20多幅壁画的艺术工作者郑凯聪说:“其实这艺术计划的概念原本是放在边佳兰的。”

2012年至2013年间,郑凯聪曾积极推动“拯救边佳兰艺术计划”,广邀艺术工作者进入边佳兰,了解当地反逼迁、反对高污染工业的抗争运动,再透过艺术创作把讯息传播到外界。可是抗争运动后继乏力,居民因各种原因而选择放弃,因此他惟有把经营社区、保留社区文化,以及通过艺术凝聚社区认同的想法留在心里。

用壁画推广在地文化

“2014年国庆日之前,(沙威社团政党联合会成员、沙威菜农公会主席)黄永好接洽我时,我就向他提出了这个计划,把国庆日庆祝活动变成一个社区活动,用壁画去推广在地文化,打造社区认同。”

是年的活动得到许多当地居民的共鸣,一群艺术工作者和当地居民共同在街头巷尾绘制了30多幅壁画,作品有“26鲤”(谐音当地俗名“26哩”,因沙威距离新山市区约26英里)、“采胡椒”(1980年代以前胡椒是沙威盛产的经济作物)、“收割油棕”(加拉巴沙威现有地名的由来)、“客家擂茶”(客家河婆是沙威居民的主要籍贯,擂茶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日常饮食)、“世鸿影室”(一间在1970年代已休业的老相馆,是当地人的共同回忆)等。

艺术工作者郑凯聪创作谐音26哩的“26鲤”

(郑凯聪提供照片)

艺术工作者郑凯聪创作谐音26哩的“26鲤”

(郑凯聪提供照片)

在推动2014年“沙威艺起来”活动的过程中,一群幕后推手对沙威社区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清楚地看到居民们的需要,他们认为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式活动离经营社区的目标甚远,于是在隔年2月创立沙威文创社,更有计划地推动社区活动。

文创社副社长黄崇辉,

背景是“采胡椒”壁画。(作者摄)

文创社副社长黄崇辉,

背景是“采胡椒”壁画。(作者摄)

文创社推动公民教育

担任文创社秘书的的郑凯聪说:“很多本地的小孩、青少年会觉得学习音乐、画画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我们想,如果有一个空间,就可以给他们创造机会。”
他笑说:“另外,也是因为我们画壁画的颜料和其他杂物都寄放在洪仙大帝庙的楼下,给他们造成了很多不便,觉得需要有个自己的场地。”

过去两年间,文创社在沙威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中加入新点子,如鼓励居民交换旧书的“再生书计划”和交换旧物的“不要钱市集”;也在文创社会所内开办绘画班、吉他班、象棋班,为社区中的青少年提供学习文艺的环境。

他们还设立公民学堂,制造平台让居民讨论各类与人权相关的公共议题,如执法者权限、媒体角色、选举制度、恐怖主义背景等。

在刚过去的9月和10月周末,他们就分别在文创社办了人权艺术展和迎接净选盟火炬队活动。这些都是过往走不入小镇的公民教育活动。

“再生书计划”鼓励居民阅读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再生书计划”鼓励居民阅读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社区成员积极参与

土生土长的黄崇辉是文创社副社长,他说:“沙威人本来就有地方认同,我父亲那一辈的人都有文化使命感,他们在洪仙宫(洪仙大帝庙)教书法,很多本地人都学过。洪仙宫还有图书馆,民办的太极班、外丹功。”
“只是现在一些社团已经渐渐失去了活力,所以才会有文创社的出现。”
文创社的自我定位是成为沙威社区经营的推手、串联者,而不是领袖。他们都认为,沙威社区之所以发生了改变,该社只起催化作用,真正的原因在于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
郑凯聪说:“社区要怎么样,应该是由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参与后决定的。”
在过去三届的“沙威艺起来”活动中,有许多居民的介入方式出乎他们意料,像从事冷气维修业的居民刘南发用环保回收物制作手工艺品,最后它们成为了供人们欣赏的后巷展示品。
另一位居民,花农颜新贵,在壁画后巷周围除草种花,定时灌溉,用植物美化社区。还有一群年龄约50、60岁的年长者,自发组成“黄金年华机动部队”,用废置的木柴、木板钉制成沟渠盖,方便了其他人在后巷闲逛。

沙威“黄金年华机动部队”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 脸书专页)

“我们不寄望市议会在美化工作上会给居民什么帮助,只是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后巷的路灯、沟渠盖,这都是市议会多年来没有做好的,现在居民自己动手去做了。”

沙威的两条后巷从原本的不太卫生、杂草丛生、无人走动一直到如今居民视之为文化巷,常常吸引人驻足看画,这些都是社区经营的一点小成果。

文创社成员希望人们在看沙威后巷壁画时,看到的不只是壁画,而是整体的社区经营,居民如何通过实践去表达他们对家园的关爱。

反思何谓本土文化

针对坊间各种批评国内壁画的声音,包括指壁画泛滥、水准参差、内容无关在地、对古迹墙面造成破坏等等,身为艺术工作者的郑凯聪说,他乐见社会关注壁画创作、讨论壁画创作,更多的批评对于提高公众的审美能力和创作者的素养都有助益。

“你可以说你认为郑凯聪画的鲤鱼像蝌蚪,这我可以尊重,也可以尝试回应,这样的对话是能够让创作者受益的。但如果你只是说壁画太多、画得不好,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

他嫌现有的批评一般太笼统,没有明确点评作品,这往往让讨论没有办法真正展开。如果评论者具体地提到壁画的内容或技巧,他总是十分乐意与对方交换意见,比如,有不少批评针对的是壁画内容缺乏本土性,以流行文化、卡通动漫人物入画,没有反映地方文化特色。

郑凯聪问:“孩子们是不是也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他们喜欢的卡通人物是不是应该也属于这个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不应该考虑孩子们的想法?我觉得这牵涉到大家怎么看待社区文化,大家想象的社区成员是谁,壁画要对话的对象又是谁。”

其实是否限制壁画创作主题这想法一直都困扰着文创社成员,为此他们在内部也有过多次激烈的讨论。过程中,他们不断在反思的是“社区”、“本土”、“文化”这些概念。

黄崇辉说:“我们知道沙威的壁画看起来是比较随性,但这是讨论后的结果。我们辩论过是不是要更本土、是不是要接受流行文化、是不是要请外援。”

“有一些居民是希望我们画风景,画万里长城的,我们不愿意。有的屋主起初拒绝参与,然后慢慢被社区动起来的气氛感染,最后被打动,让大家在他后墙上作画。”

“我想说的是,我们一直都在与居民沟通、对话,尊重他们的意愿,征求他们的同意。”

记录社区的此时此刻

在与居民沟通协调的过程中,文创社成员意识到社区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文史,他们本身所认同的也不是一种死的、封闭式的地方文化,反之,除了过去共有的记忆、关怀以外,社区成员此时此刻的生活也应当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沙威后巷里,不只有当下儿童、年轻人喜欢的卡通人物,像比卡丘、小黄人等,还有壁画记录时事,如:2015年沙巴兰瑙地震,神山向导励万(Mohd Rizuan Kauhinin)背着新加坡丹绒加东的孩童下山;今年奥运,羽毛球员李宗伟表现优异,夺得男单银牌,因为这些都是曾让沙威人集体感动的时刻,他们生活中的点滴。

曾有从事文史工作的前辈善意提醒文创社成员,居民在壁画后巷晾晒内衣裤,有碍雅观,质疑那不应是属于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而认为社区生活恰恰是组成地方文化的重要元素。

郑凯聪说:“戴立贵(文创社执委之一)当时的回应很直接,他说——生活就是文化,居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几十年都是这样把内衣裤挂在后巷,我们在这里画了几幅画,就要打扰人家几十年的生活,有什么道理呢?”

他们认为,为了满足外来者的期待而去干扰居民的日常生活,制造虚假的、没有居民生活气息的游客区,那是违反社区经营初衷的。无论如何,他们珍惜这种坦率的意见交流,因为它为各方提供了整理和表达立场的机会。

画家陈毅川的作品“李宗伟”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画家陈毅川的作品“李宗伟”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孩童喜欢的卡通也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正视人口结构变化

不同于马六甲或槟城的古迹区,文创社成员清楚地意识到沙威的开发时间短,文化底蕴相对浅,不可能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而只能选择符合本身条件的方法去经营。

黄崇辉说:“你看我们的姐妹社区新邦令金,他们的壁画是有主题的,‘向老行业致敬’、‘1970年代的老巴刹’,这样也很好。我们在开始的阶段,有考虑过要不要把范围限制在客家文化,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开放接受各种不同题材的作品。”

“文创社里的凯聪和立贵,他们都是古来人,不住在沙威,凯聪甚至还不是客家人,但他们为这社区做事,早已经成为社区的一分子了。”

郑凯聪说,现今沙威虽然仍是以客家人为多,但社区结构早已和以前不相同,比如有不少本地男性迎娶的是外籍配偶,当人们过度地强调所谓的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用籍贯身份去建构社区认同时,很可能会把这些少数群体给排除在外。

在后巷的各个小角落都有居民的心血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向社区新成员学习

“马来西亚的小镇社区有很多这样的外籍新娘,人们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呢?叫她们‘中国婆’、‘越南妹’?但你知道吗,她们的勤奋,她们融入社区生活上的努力会让很多本地人感到羞愧。”
为了记录社区中的这些变化,他在后巷创作了一幅越南媳妇“阿英”陈美艳在泡咖啡的肖像。他说,他所认识的一些嫁到沙威的越南媳妇,像阿英一样刻苦耐劳,努力融入社区,为了照顾孩子、陪同孩子应付学校里的作业,这些母亲们的华、巫、英三语都是从零学起,但在短短几年间,她们的马来语说得比一些本地人更流利。

壁画“越南媳妇阿英”

(作者摄)

“早前附近的越南工人宿舍失窃,(社区里的一位越南媳妇)小红帮忙同乡去报案,警察也惊讶为什么她的马来语会说得这么好,不相信她才来这里几年,反复问了几次,确认她是不是本地人。”

“还有小燕,(从越南)嫁过来沙威不久,已经完全掌握了做菜粄的技巧,还会说简单的客家话。反观很多年轻的一代,对方言、对美食制作都已经生疏了。”

他希望能够通过创作提醒人们正视社区中的这些变化,因为是这样的新成员在参与延续着社区的生命力。他也常提醒自己,在经营社区时必须把这些容易遭到边缘化的成员涵盖在内。

拍照打卡的游客

关于沙威壁画背后的故事,不是每个到访者都了然。黄崇辉说,对于人们看壁画只为了拍照打卡,拍完就走的情况,文创社成员也觉得十分无奈。

居民刘南发用回收物品制作的猫头鹰、榴梿树长期在后巷展出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有的导游是纯粹要在行程中多加一个点,到点就下车拍照,停留十几分钟就离开——Touch & Go。我们也没有对策,可能培训导览员是一个解决方法吧,只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块。”

“我喜欢一家大小开车过来看壁画的人,他们会花更多时间看画。有一些素质好的导游,也会先和我们沟通,了解壁画内容。当然他们也拍很多照,但不应该算是拍照打卡吧。”

他认为人们在评论时不应该简单地把拍照留念的行为都等同为打卡,同时也指出“拍照打卡”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看壁画,因此教育的责任不可能仅仅落在壁画创作者或活动推手的肩上,人们应更深入地探究造成这现象的原因。

评论可提升审美能力

从事美术教育的郑凯聪说,哪怕人们不清楚壁画背后的故事,纯粹赏画,时间久了,参与批评,提出意见,这也能够提升审美能力。他觉得其实要创作一幅吸引观众与之互动的作品一点都不容易。

“为什么‘姐弟共骑’那么红?那么受欢迎?我从美学的角度去看,那是因为它用了1比1的比例去画,画里姐弟的大小几乎就跟真人一样,因为这比例,吸引了看画人强烈地想与壁画互动。”

“像尔纳斯那样画人物画得神似的本地画家其实不少,但他们在创作时可能不考虑比例对看画人心理的影响,可能没有在意看画人的参与互动,所以没有引起同等的关注。”

尔纳斯与槟城著名壁画“姐弟共骑”

(照片取自 Timeout.com

他认为,媒体在报导有关壁画的新闻时,往往聚焦在“最红”、“最长”或“最大”这些点上,至于“它们为什么受欢迎”、“为什么创作者选择以这样的比例去呈现”这些更值得讨论的点反而是被忽略了。若评论者想要提升社会的整体审美能力,就应更多地针对作品的原创性、构图、创作意图等方面去评述。

壁画创作的成本

除了有关创作层面和接受层面的问题以外,郑凯聪认为壁画评论还有许多可深化之处,像成本的问题就少有人探究。诸如谁出资金、邀请谁来创作壁画、谁来负责邀请作画者、中介和作画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等,这些前提条件都左右着最后的成品,关心壁画的人应更全面地考虑这个场域的运作方式。

“推动壁画创作是需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要花多少钱?价钱之间的差异是因为画家的技术还是名气不同?还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

2015年,国油公司耗资15万令吉赞助新山老街的壁画创作;今年,俄罗斯画家茱莉亚(Julia Volchkova)到麻坡创作“姐妹情深”,据知仅仅一幅作品的画酬就高达2万美元,约8万多令吉。

黄崇辉说,前年和去年“沙威艺起来”社区活动,推手们四处找赞助,开支最高的一届活动花费也不超过8万。

“沙威社团政党联合会由33个团体组成,国庆活动就得向各团体筹款。我们也通过卖T恤、印制在地美食小册子去找经费,应付开销。”

壁画“世鸿影室”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监督政府资助的壁画

郑凯聪认为国内和国外画家所受到的待遇确实大有差距,社会普遍存在着“外国和尚会念经”的心理,但他本身不非议像茱莉亚这样的国外画家酬劳比本地画家高,因为他相信艺术作品的价钱在每个人的眼中不同,每个邀请单位的经济条件也有异。

“麻坡‘姐妹情深’最正面的意义是它告诉了大众壁画是值钱的,这对于提高艺术的社会地位有帮助。如果那是属于私人的钱,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如果用的是政府的钱,人民就应该问责。”

他认为涉及公帑、由政府资助的壁画创作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但问责的对象不是壁画创作者,而是政府。

“人们应该问政府出钱的动机在哪?是短暂地吸引人流吗?人流增加了多少巴仙?能不能持续?如果政府花了大钱,却没有带来长期的效果,那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因为那是我们人民的钱。”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情况是中介公司向政府申请一笔钱,中介公司拿了一大块,剩下的才用来雇佣画家,画家还得向中介公司指定的商家买颜料。这里头有很多黑箱作业,很恶劣,但没有人在关注。”

本地画家互相支援

回说沙威的后巷壁画,郑凯聪打趣说,这里可能是全马作画津贴最低的地方了,文创社为受邀而来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交通、膳食和住宿,还有微薄的创作津贴,但其实数百元的津贴根本不足以支付画家远道而来的旅费。

“像不久前霹雳画家赖伟权带着学生、家人一行人下来作画,你想想,三几百块连汽油、收费站也不够。他们都是本着对艺术的热爱、对社区的支持过来,大家互相支援。”

在麻坡作壁画的茱莉亚、汤姆斯(Thomas Powell)和沙贝(Sabek)分别来自俄罗斯、英国、西班牙,这些画家都是在自己的国家起步而成名的,他觉得,国内的画家应该得到更多的平台、更好的待遇,来让他们发挥所长。

卖菜粄传承文化

虽然有不少评论说国内的壁画已过多,但郑凯聪不以为然。他认为目前国内的壁画一点也不多,反之,它们还远远不够,他期许每一个社区都有人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壁画,让它们成为社区的声音。

黄崇辉说,社区经营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文创社成员没有为自己设期限,也不愿夸大本身的功能,只是不断在摸索和学习,像文创社的社长黄永好,从推动活动到现在开档口卖菜粄和桃粄,也是在用不同的形式回应社区需求。

“菜粄的赚头其实很少,你弄破了一片,要卖出两片才能回本。但永好热爱这地方,希望更多人能在这里买到菜粄。”

由于26哩的菜粄大多是以预订的方式经营,很多上门的顾客会买不到,所以黄永好就自己来做生意,希望更多人能在沙威买到菜粄。而与此同时,他也雇用了社区内一些60几岁的祖母级居民来帮忙,让她们能够传承手艺。

“这些居民其实都衣食无忧,但她们很高兴来这里打工,当时薪工人,一边做菜粄,一边吹水过时间。”

菜粄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社区仍有无数可能

黄崇辉和郑凯聪闲时也会在档口帮忙,学习准备菜粄,他们都相信,只要用心经营,像沙威这样的社区其实还存在着无数的可能。

他们本身也从社区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知识和人生道理。

郑凯聪说:“永好的父亲说过这样的一句客家俗语——‘暗晚夜想千百样门路,早晨起来还系磨豆腐’,很有意思,可以理解成‘你想再多、有再多的主意都没用,回到现实,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黄崇辉说;“但这句俗语也可以理解成‘不管我们脑子里有多么好的主意,但首先还是得面对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从最基础的部分做起’。”

文创社成员选择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想象沙威社区,用行动去落实心中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