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荣（Jerome Manjat）这趟来西马的行程很赶，除了到森林局参加一个香蕉树造纸的工作坊，还出席了本地艺术圈针对近期一起审查事件的闭门讨论会。

沙巴艺术团体“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的作品在国家艺廊和孟沙APW艺术空间展出，惟展览开幕两天后，APW的一幅大型木刻版画“沙巴，我的家乡”（Sabah Tanah Air Ku）因故被撤下。

32岁的哲荣是庞克摇滚舍一员，来自沙巴兰瑙（Ranau）。他日前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谈及这幅被撤下的作品，难掩失望及懊悔。

这幅大型版画是多名成员共同创作而成，配合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逃离东南亚之海”（ESCAPE from the SEA）展览，与另外13位艺术家及团体共同展出。

版画碰触不少“敏感”课题，如沙巴身份证计划、非法伐木、金钱政治等种种扭曲面貌，还有一个长得神似沙巴首长慕沙阿曼（Musa Aman）的角色，引来有心人士关注施压。

“不，那其实不是首长，只是一个无名士。（若真的画首长）那岂不是自杀吗？”

“这部作品描绘的是真实事件，这些事真的在沙巴发生，不过也可在任何国家发生，无论是发展中或发达国家。”

“我们的作品都是关乎事实，每一幅都蕴含意义。”

众人不知道的沙巴

哲荣说，在APW空间展出的这幅作品描绘大家所不知道的沙巴，但却是沙巴人真实的生活；而在国家艺廊的同名姐妹画，则是有关沙巴的梦想，及大家眼中美丽的沙巴。

哲荣（见图）坦承，一些人不满作品上刻了“沙巴是独立之州”（Sabah Negeri Merdeka）这句话。

当作品必须撤下的消息传来，庞克摇滚舍的其中四人在出席开幕后，与主办方和策展人开会讨论，最终决定将作品撤下，并等待主办方发表公开声明。

他们知道，将一部作品从展览中撤下，是件大事。然而，为了不影响其他参展艺术家，减低对他人的困扰，他们决定在短时间内创作新作品取而代之。

“但是，我们回到沙巴后，就感到后悔。我们当时应该要捍卫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作品审查事件，没有经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决定。”

然而，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声明迟迟不来，最后也只以该作品遭人“误读”（misread）为由来交待。两个星期后，庞克摇滚舍决定将所有作品从该展览撤下，以示抗议。

哲荣不违言，庞克摇滚舍的作品碰触敏感社会课题，但他强调，所刻画的都是真实发生在沙巴的问题。

“只有别人认为敏感，这些作品才成为敏感。”

平等参与无领导人

哲荣说，庞克摇滚舍的活跃成员有约8人，正式成员“差不多18至20人”。重要的是，所有成员都是平等参与，没有领导人的角色。

他们每周都在创办成员之一李佐（Rizo Leong）位于兰瑙的家聚会创作。虽然成员都有其他工作在身，但至少每月的首个星期四一定会聚在一起。

顾名思义，“pangrok”是英文 “punk rock”（庞克摇滚）的口语发音，而 “sulap”则是卡达山杜顺语（Kadazandusun），是小屋的意思。成员们都是庞克摇滚乐爱好者，崇尚Do-It-Yourself（DIY，自己动手做）精神，也都爱艺术创作，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及社区服务。

木刻版画成抗争手段

庞克摇滚舍在2010年成立，在这之前，哲荣和李佐等好友已有一个叫“V for Volunteering”的组织，主要从事社区服务。

2013年，印尼庞克乐团Marginal到沙巴举办木刻版画工作坊，哲荣和李佐等人学会了正确的版画创作技巧和工具。同时，他们也深受印尼版画团体Taring Padi的影响，以艺术创作表达社会改革的希望，并利用传统木刻技巧作为抗争手段。

自然地，庞克摇滚舍成员也都是社运分子。哲荣和好友们多是成长于兰瑙的杜顺人，有感兰瑙的社会问题严重，却未受到关注。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无牌烟草的问题。在兰瑙街上，会有不少老妇人摆设小摊售卖自种烟草或槟榔，但遭到执法单位多番驱赶，有时甚至遭拳打脚踢。

“我们感到很不满意，就画了三款海报，在晚上张贴在每一间店铺前。”

这三款海报的标语分别是“要民族进步，就买婆婆的烟草”（Kalau nak bangsa maju, belilah sigup nenek）、“卖也不对，买也不对，是谁说了算？”（Menjual salah, membeli salah, siapa benarkan semua ini?）、“传统卷烟最纯正” （kirai asli original）。

“我们这么做的效果其实只有一点点，但只有做了才会些影响。从那次起，我们就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不曾停止。”

之后，他们常在街边举办免费工作坊，教导有兴趣的人制作版画，也不时义卖画作为有需要的人筹款。当然，抗争活动他们也不缺席，如反对沙巴兴建凯端（Kaiduan）水坝等。

而哲荣这次前来位于甲洞的森林研究院参加造纸工作坊，就是希望能把技巧带回到沙巴，教给村里的人。

“我的任务就是要学会它，教给村民们，让我的村子更能够自给自足。”

个人风格与集体创作

木刻版画一点也不简单，需把翻转的图像雕刻在纤维木板（MDF）上，再完整印制在布条或纸张上，极考功夫和天份。而庞克摇滚舍又爱挑战创作大型版画，成员们集思广益、共同创作。

对于像Marginal、Taring Padi和庞克摇滚舍这样的艺术团体而言，“个人风格”似乎并不太重要，反而是集体创作要带出的信息更为关键。

哲荣说：“集体创作很有趣，很多头脑激荡出很多灵感，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很多想法。”

“（组织了庞克摇滚舍后）我们有更清楚的集体目标。”

“完全没有担心（失去个人风格的问题），不同田地不同煌，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创作，所以每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团体的创作风格非常雷同，甚至有人质疑庞克摇滚舍“抄袭”，询问Taring Padi是否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和其画风极其接近的版画团体。

然而，Taring Padi在该访问中却说，他们乐得与人分享共同风格，而且不在乎什么是属于他们的风格，什么版权和所有权等，因为重点是传播信息。

或许，庞克精神更是驱使他们利用艺术表达对世界看法的动力，“为艺术而艺术”则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艺术给人正面力量

哲荣目前在离亚庇市区约40公里的小镇淡布罗里（Tamparuli）工作，经营淡布罗里生活艺术中心 。这片占地4英亩的土地，是由今年已高龄一百的英国画家缇娜（Tina Rimmer）拥有，她在沙巴住了超过半个世纪，一直想在当地推广艺术活动。

对禁映感失望

对于影片遭禁映，廖克发感到非常失望。

“我一直以为能在大马放映，这是我对他们（马共）的承诺，如果可以，我会请他们来电影院看。”

“他们会在电影院受到掌声，那个现场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说，受访的马共成员希望知道，当今马来西亚人如何看待他们。

这部约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是从60多个小时的历史素材剪辑而成。廖克发希望，马来西亚观众能以同理心理解当年参与马共斗争的人。

“我觉得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去拍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感情。不英雄化，也不悲剧化。”

他向《当今大马》坦言，若祖父当年是帮英军对付马共的一份子，他也会拍这样的祖父的故事。他期待能有更多这类反思创作，提供另一方的视角。

《不即不离》的制作公司“蜂鸟影像”也在影片遭禁的消息传出后表示，该片并无意英雄化、或美化马共。

“马共的历史，是这块土地所有人的伤痕记忆……长久以来，我们欠缺了解，认识彼此伤痛的机会，不谅解就没有痊愈的机会。”

于是，制作公司通过网络突破封锁，在2月28日至3月5日期间，免费让马来西亚观众线上观看 。

不在家的父亲

曾在新加坡修读商业学系的廖克发，当过小学老师，后来毅然决定到台湾念电影系，拍出好几部获好评的剧情短片如《鼠》（2008）、《爱在森林边境》（2009）、《花开的夜晚》（2012）、《雨落谁家》（2012）、《一起去看海》（2013）。

他的电影总是关注移动的人们，如在台湾的东南亚移工，以及蓝领工作者的生活。

廖克发的作品曾获得金穗奖和优良电影剧本奖等多项荣誉，更曾入选侯孝贤导演创立的“金马电影学院”。

在其中一篇访问，他透露自己之前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时，觉得画面中一家人吃饭的压抑气氛，跟自己的家很像。

原来，廖克发自小和父亲疏离，到台湾留学后更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和父亲说话。而他那“不在家的父亲”，原来也有一个不在家的父亲——加入马共游击队的祖父。

因此，他带着摄影机回家，开始拍摄自己的家族故事。片中，他追访家人和亲戚，要他们分享自己的“公公”究竟是怎样的人。

“一开始我就是要找我的公公，大家说他是马共，但我不敢确定。”

从两张合照开始，廖克发从寻找缺席的父亲，进而挖掘出马来西亚建国前后那一段，在官方历史中缺席的篇章。

访问多位老战士

这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花了5年的时间。导演远赴香港、广州和泰南访问多位老战士，让他们述说加入抗日军或马共的故事。他们有些在60年代遭遣返回中国，有些留在泰南和平村，也有些已回到马来西亚生活。

曾参加抗日救亡歌咏队的婆婆，依稀记得沿街卖花的那首曲子，“先生，买一朵花吧……买了花，救了国家。”

当时，参加抗日军以及之后走入森林参与马共斗争的许多人，未必深入了解左翼理论或共产主义，但却深深不满国土被外来势力侵略，以及种种的不公和压迫。於是，他们选择以自己相信的方式抗争。

对廖克发而言，用任何大历史叙述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容易陷入立场之争，而他恰恰就要避开这样的价值判断。

“我没有政治立场，也没想要说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对或错，但他们相信某些事情，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做一些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尊严。”

“人的尊严是不能侵犯的……我想讲的，是这些一个个（在大历史下显得）很小的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我不想用任何大历史，或大的政治立场去套在他们身上。”

这些曾上战场的斗士，许多已经80、90岁，但他们在说故事时却像是回到年轻时代，仍然相信自己的付出能够改变世界。

奉献给革命的人

冷战的年代已然过去，世界局势大幅改变，马共斗争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他们还相信自己的斗争是值得的吗？廖克发说，他们不后悔做过这些事，就很了不起了。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觉得我是在‘重写’历史。拍电影是关于怎么讲过去的人和事，以及它如何影响现在的人。”

“或者，现在的人知道了过去的事之后，能够得到什么。”

因此，影片并不以党领导为主角，也不以马共斗争策略或历史评价等切入，反而是关注这些有血有肉、曾经将青春奉献给革命的活生生的人。

甚至，有些受访对象也觉得好奇，认为导演应该去讲领导层或马共的故事，为何来采访这些小角色？

“他们背负的压力和苦难太大了，大到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从属于党的一份子）。”

“我们也都忘了他们是人了，一直用左右、对错、冷战（去分析他们）。我们都忘了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一样曾年轻过，为了很简单的理由去牺牲、参加（马共斗争）。”

“现在的人呢？愿意牺牲到什么程度？”

创作要克服恐惧

廖克发坦承，自己在拍摄之前，对马共历史所知不多。学校课本以官方历史视角将马共形容为“恐怖分子”；而在民间又因题材“敏感”，鲜少有人直接触碰；家族里的人，更不愿触碰那段痛苦的记忆。

而作为创作者，他越是要触碰禁忌课题，面对自己感到害怕或恐惧的事。他说，家人是他要克服的最大恐惧，要说服他们接受拍摄，说公公的故事，是个漫长的过程。

搜集资料期间，廖克发看了很多与马共有关的著作，包括回忆录和论文等。他也不惜砸钱买下不少珍贵的历史影片档案，只为让观者能真实感觉那个年代的氛围。

“活在那个年代和现代的差别很大，我要尝试营造那个年代的气氛是怎样的，我不能用这个年代的角度，去批判那个年代做的事。”

找到与家的连结

和不少留台生和华校生一样，种族政治阴影让去国的人对马来西亚保持距离，身份认同的扣问也久久不能解开。

电影的最后，廖克发和父亲到实兆远寻找父亲成长的家，但祖屋已经不在，周遭是满满的油棕园。“我都不知道（旧家）在哪里了”，父亲说。

父亲弯腰俯拾起地上的小树叶，凑近鼻子闻。这里，可能是祖父被打死的地方吗？片中，姑姑说，祖父以前偶尔回家时都会带她和弟弟（廖克发的父亲）去洗澡。廖克发也特意先让父亲看了这个片段。

“他（父亲）本来就觉得自己没有爸爸，（看了这个片段后）他的表情好像在告诉你，他突然找到和他爸爸的关系，连结就存在了。”

“找到连结，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地方。”

“我也在尝试找这个连结，否则，你和这个土地就没有任何关系。”

离开家乡近十年的廖克发，仿佛站在“不即不离”的距离，找到一条通往家的道路，过程未必顺遂无阻，却在点和点之间连起了一条绵延的线。

玛美里族（Mah Meri）是西马半岛18个原住民族之一，尽管巴生谷地区发展迅速，但他们在凯利岛（Pulau Carey）仍保持从古至今不变的生活习俗。

玛美里族人以精美的木雕手艺著称，他们与凯利岛密不可分，自雪州苏丹王朝开始就在那儿生活。虽然一名英国人买下凯利岛，后转售予森那美集团，玛美里族也没因而离开。

但好景可能不再长久，因政府打算利用这座岛兴建价值2000亿令吉的港口，这项计划料将占用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布城面积的两倍。

马来西亚的玛美里族住在凯利岛上，自古以来有“祭海节”（Puja Pantai）庆典，是渔民感恩大海的祈祷仪式。

今天，祖先日不但是大马人所知的节日，也吸引到外国游客慕名到凯利岛参与其盛。

每年的祖先日准确日子不一，需要玛美里族村长与祖先神灵沟通才能敲定。

凯利岛上有5个玛美里族村落，而在甘榜双溪祖达（Kampung Sungai Judah）的村民，刚于2月1日欢庆了祖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