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张溦紟 10月 21, 2017 | 人物
电影序幕，待业的摩多修理员阿强（陈泽耀饰）拿着空水瓶，徐徐爬上里面住着一只青蛙的生锈蓄水池。引入眼帘的是俯瞰汽车工厂、住宅区与公寓怪诞混合的城市地貌。阿强和妹妹从厕所成功偷水后，镜头就跟随他的摩多穿梭在吉隆坡的旧城——富都（Pudu）社区的大街小巷之中。当地熟为人知的旧巴刹天桥底下、电子街、印刷厰区、木屋区，逐一镶嵌成电影的布景。
《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为什么要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主要布景？
电影书写吉隆坡老城
“我很喜欢Pudu这个地方。”
他说，富都早年热闹得很，是吉隆坡最早被发展的地区。整个区域的老建筑，有别于后期吉隆坡逐栋立起的发展模式，透露出这里曾是城市规划的重点。后来，随着八打灵市一带被开发，半山芭就开始没落，成了老建筑与老人汇集的老社区。
他也很喜欢这里的人蛇混杂，保存了许多华人市井小民的生活方式，食物、巴刹摊位、人们讲话的方式都还是有那个道地味儿。
“我很想去拍一个老了的城市，跟一个新诞生的地方。他们可能没办法逃离这个地区，只能在这里生活。”
刚开始写剧本时，他并没有指定地点。喜欢边写剧本边看场地的他，有次开车兜到俗称红灯区的格朗路（Jalan Gelang）上，发现“东厂”墙上五光十色的的灯管招牌，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迎面开来，某个转弯处，突然出现一个那么大的电视机，很亮。”他说，这很荒谬，一座住着许多老人的老社区，突然有栋建筑的电视墙那么新颖亮丽，即使要在其它商业地区都很难找到。
这座城市拼凑着太多奇怪的事物，他说：“我对那个景象很难忘，好想把一切东西都发生在这里。”后来，这里就成了阿强找到凶手车子，后来被警察追捕的场景。
观看《分贝人生》时，辨别实景的具体地点仿佛成了另一种乐趣，也隐约感知到电影兼具记录城市面貌的使命。
木屋拆迁发生在蕉赖啤路（Jalan Peel）上，熟知吉隆坡的人，大概都知道那里曾有一大片的木屋区，后来因发展之名，木屋居民忽然成了吉隆坡市政局“零违章木屋区计划”，以及后来的购物商场和捷运计划的牺牲对象。
“我想要用很多外来的东西，去呈现阿强的角色，就像木屋倒下、推土是一个爆发。我想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配合他的心情去做，于是想到拆迁木屋。”
原来编剧梁秀红也曾住在木屋区，那是一个邮差有地址也找不到的地方。“我就去看，真的就如我们所写的那样，喷红字的就是要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住在里面，同时又拆掉了很多家，有人在那里捡破烂。”
“它就在Sunway VeloCity（双威永乐城）后面。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凉，后面还有栋高楼正在起着，才一条马路而已，反差那么大。”
坚持不妥协：不要配乐
首次执导长片后，陈胜吉认为，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应该坚持什么？
他快速回应，坚持不妥协。但是，为了让电影顺利开拍上映，他不都作出一连串的妥协，例如选角。他反驳，“我也有一堆的不妥协，像配乐这件事情。”
为了坚持不要配乐，他曾多次和监制闹僵。因为两三年合作下来开始变得熟悉也罢，为了让电影给更多人看见也好，彼此说话方式和语气很不客气，连投资方也认为要有配乐不可。
“那时候我很焦虑，一直想着要怎么说服他们，不要配乐。”
他解释，有些立场可以妥协；可是，配乐不行。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还曾为此写了一封很长的简讯。到底为什么不要有配乐？
“因为它不可以有配乐。它为什么要有配乐？今天如果它可以不需要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要给它？”
他语速变得好快，仿佛这些回应在过去上演了好多遍。打破电影制作的固有思维，是他想要表达的。
那天，他们印制了一个没有配乐的DCP（数字电影版），准备播放给工作人员看，还有台北影业的老板。起初连他也认为要有配乐，现场很多人也这么认为，唯独台湾知名电影音效师杜笃之认为不需要。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他说，完全可以不用配乐，剧情完全可以撑起来。”
直至后来播放完毕，大家才觉得可以不用配乐。
“我当下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这部电影跟你有关，如果你自己不去坚持的话，请问谁还会来帮你坚持和保护这个东西。”
他笑说，“这是廖克发（《不即不离》纪录片导演） 跟我说的，呵呵呵。”
“不过是部普通片子”
片子上映后，看到各媒体电台的宣传，大家在面子书上的讨论，他有什么想法？
由于厌倦媒体重复性的样版访问，原来他早已和监制达成共识，不参与后期宣传和媒体访问。他直说，“没有看到大家，只有身边的朋友讨论。”
朋友或许碍于情面，都不特别严厉批评。他忽然陷入少有的沉默，“当初做这件事时，很不好做。”
“电影上映最让我期待的一件事，是…..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是一部很普通的片子。可是，它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少数的片子，算是比较异类的片子。”
他说，先不论观众对这部电影喜欢与否，至少它的出现撑开了电影的类型。“我们真的太少看到其他样貌的电影，我觉得至少做了一个跟过往其他电影稍稍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做的就是趁着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应该以一个很多不同面貌的方式去做电影。”
他说，电影本身的呈现手法很复杂。它多样和包容，同时可以跟不同的元素、其他艺术形式连结在一起，像文学、音乐、戏剧。当然，电影也可以简单处理。
问起与《分贝人生》有相同社会关怀的本土电影《Jagat》的看法（倒是忘了问《黑眼圈》对他有没有影响），他说，“整部片子的情绪都是愤怒。我看完整部片子读到的一个讯息是，导演做电影非常困难，所以他就趁着这次的片子把全部情绪宣泄出来。”
同处这样的环境，他很同理电影创作者的心情，但他一共重复了三次“很怕”，说自己最怕第一次拍片的时候，有太多事情和情绪想说，所以不断说服自己，要把自己放下。
“你要放下自己，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放下自己心里面的某些点，可能是一个贪心，想要讲更多。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看看自己在电影上的高度可以去到哪里，看看自己有多厉害或不厉害。”
他话锋一转，“但是，观众来看电影只是要看两个东西而已，看故事好不好，看演员好不好。谁管你陈胜吉是谁？谁管你陈克勤（《分贝人生》摄影师）拍出来的画面有多厉害？”
他当过各类广告和电影的收音师、灯光师、助导等幕后工作，心里清楚自己想要在电影创作上抵达的彼岸，与电影被大众市场逻辑餵养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拉扯。
“后来，我觉得和两个监制（王礼霖、李治成）合作下来也是好的。前面真的有很多争执，现在是很好的，很庆幸监制他们觉得电影有另外一个面貌，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另一种回家：多伦多影展偶遇同乡
电影仍然是目前他最想要和世界沟通的媒介。“是啊，马来西亚长这个样子，太多人拍马来西亚好的样子，或者拍完全跟马来西亚无关的片子，纯粹是语言或演员，看起来像是马来西亚（电影）。”
“它是记录一个城市这个时候的样子，也是记录我当时怎么看待这个环境周遭的一个方式。”
去年12月起，《分贝人生》一直拼欧美影展，迟迟没有消息，直至今年8月，《分贝人生》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探索发现单元”，陈胜吉有机会跟电影团队去跟当地观众交流，万万没想到在观影现场，偶遇一位移居多伦多多年的马来西亚人，让他印象深刻。
对方也是修电影，“看完之后，他问为什么电影的观点是从华人出发？我就跟他说，我是华人啊，我没有办法从马来人的观点出发。”
“这个土地就摆在那里，我就想要去拍它。我觉得很多人不拍，所以我想要回去拍。”
后来，那个人当场哭了。陈胜吉回溯当时的情景，“他是十多、快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也很少再回去。他也是念电影，他觉得他是在逃避。可是，他看到一部非常亲切的马来西亚电影。”对方很感谢他们拍了《分贝人生》，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他也能看到。
那也许是另一种回家，与电影中不断召唤我们“回家”的童谣，有了一种预料之外的呼应。
“那个点让我非常感动，你没有想象过一部影像的力量可以去到那里。可是，偏偏在某些时刻，它带给你的回报是远大于你可以想象的。”
“电影本身到最后可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有那么多主创人员、工作人员和演员，那么多不同的人，将自己的经历和历练在里面。它自己本身就诞生了一个，你控制不道的生命。”
他反刍，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别人的影子，也有很多其他片子的影子，或是其他人的戏剧思考模式。
“坏的我也不能怎样，我已经在我这个年纪，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拍一部电影。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会拍到这个样子，我就只好更努力，或是吸收更多不同的知识养分，然后再去拍一部。”
他说，这是创作者要面对的，而非推说观众看不懂。
他很坦然地说，也不知道是否有第二部、第三部电影可拍，但对于《分贝人生》的好坏，他觉得暂时也只能搁置在此，算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今年他以《风和日丽》再度入围金马创投，尽管下个月才揭晓成绩，平时很早起床的他，最近已开始投入写剧本，展开新的旅程。
《分贝人生》里好多场剧幕都在路上，无论是在公车上、摩多，或是汽车。陈胜吉说，他很喜欢移动，人一定要移动，往更好的方向去。
“移动会有个目的地。你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移动。个人一定要身体力行去移动，你才会有不同的东西。”
阿强在最后一幕，载着母亲在久别的雨天开往未知的路途上，重尝移动的自由。当年从台湾回来的“外来者”透过电影书写，回应他对马来西亚本土的关怀，试图撑开电影的不同类型，也是一种透过移动与回家的矛盾辩证与自我完成。
为了回家，我们总在路上。
上篇：害怕麻木，才拍城市无力感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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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张溦紟 10月 21, 2017 |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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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分贝人生》的第4天，导演陈胜吉连剪接都没看，就跟着另一部记录吉辇河（Sungai Kerian）渡轮河殇的电影《9.13回家》，到霹雳巴力文打（Parit Buntar）拉电线。直到一个月后，他才有机会坐下来看。
我们现在院线上看到的91分钟版，自《分贝人生》在2014年赢获台湾“金马创投百万首奖”后，从故事大纲、分场、剧本，至少改了50几稿。单是让张艾嘉点头答应参演以前，他和编剧梁秀红两人就在短短两个月内，来回改了至少4次。
“我们想要呈现这座城市的无力感。”
陈胜吉在《当今大马》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故事本质，也是整部电影的大方向，却偏偏是早期刘德华在马新成立的公司表示有意投资时，最有意见的地方。“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想要做。可是，想要改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太灰，整个东西太沉重。”
在没有合约酬劳的情况下，他们来回修改剧本，期间故事原貌已面目全非，陈胜吉的编剧夥伴也换了两个，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投降喊退，徒留监制等人跟进。后来，投资方也觉得这样下去没看头，前后半年的磨合顿时归零，剧本又重新回到了陈胜吉的手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保留了最初的故事原型。这个坚持让《分贝人生》赢得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摄影奖，还入围了金马复选等荣誉。
凝视荒谬是日常
回想当初，创投的百万奖金折合成马币、扣税后才不过8万多令吉，距离电影开拍的预算还有一大段距离。既然太灰暗的电影难找投资方，为什么那么执着要描述城市的无力感？
“我相信有很多从外面读书回来的人，回到这座城市时，都会有不适应的感觉，觉得很陌生，就是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他来自彭亨，念书和工作曾在不熟悉的吉隆坡待上一段时间。城市总是有一种把人训练成适者生存的魔力，还未出国念书以前，他觉得这座城市的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
“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直在温水，你怎么会察觉那是一个温水叻？”这让人想起干枯蓄水池里的青蛙（还是蛤蟆？），逃不出偌大的蓄水池，久而久之，青蛙以为自己不需要水。
后来，从台湾艺术大学毕业，数年的异地生活，像是在他的黑色粗框眼镜外，加了一片滤镜。2013年回马那一年，原来介于陌生与熟悉的城市，透过他的镜头，折射出来的尽是拒绝视为理所当然的光怪流离。
“出去之后，有很多思维和感受变得不一样。再回到来，发现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到底怎么了？它没有错，所谓的‘怎么了’，”他稍停顿，“用一个很怪的方式继续营运。我当下觉得那个‘怪’特别强烈。”
剧情开始没多久，阿强（陈泽耀饰）和妹妹（陈彦文饰）就在某个转角被车撞后逃，台湾《放映周报》的翁煌德，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观影后，跟中国观众问了相同的问题：你们怎么不去报公安？
游走在上下阶层之间的社工小川（颜薇恩饰演）到警局保释阿强出来后，只见玻璃门上贴着：“Polis dan masyarakat berpisah tiada”（警民同在）。我们早已对周遭张贴的大小官方标语无感。找警察没有用，是居住在这座治理失灵的城市的人们，长年累月领教的重要道理。这一切的发生与后续处理，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麻木了啊。我很害怕麻木，所以不断用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去提醒自己。”
所以，他想要趁自己对眼前的不合理还有一些知觉的时候，记录下来。
“当下我还是有知觉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可能，我也是会没有知觉的一天。这可能是五年、十年后的事了，那时候再拍商业片吧。”
为什么谈制水？
患有精神疾病的单亲妈妈（张艾嘉饰演），在男人缺席的家庭里，靠着以件计费的车衣家庭工，独立抚养身份不明的妹妹，还有辍学的阿强。妹妹车祸逝世后，因无父母出示报生纸，一直留在停尸间，而展开了阿强四处凑钱救人的荒诞剧目。
“大家都在讲这部电影在谈贫穷，没有啊，它就是马来西亚大环境底下的一个人小人物抗争。”
从电影制作花絮到此刻，他老是强调电影所能承载和传达的不只有单一讯息，他也不想这部电影只被定格在某个特定面向上，于是解释时也会自我推翻或延伸，“也不一定是抗争，而是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去生活、生存，怎么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荒谬与不荒谬。”
“我为什么讲制水？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很荒谬啊。”
那一年刚好是2014年年初，雪隆一带实施不定期轮流制水，人们过着两天制水两天复水的日子。当时陈胜吉其实并不在马，有次他在姐姐于吉隆坡的三层排屋的厕所，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桶水，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就成了贯穿《分贝人生》的主题。
“我吓到……它看起来跟你一般想象的那种不是很有钱的家的水桶是一样的。”他说着说着，语气转急促，“你懂吗？到了某个点的时候，大家缺的用的是一样的，这个很妙。稍微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和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共同的。”
底层社会：活着就有出口？
资源分配不均造成阶级差异的两极化，反复以对比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比如，议员高级住宅与木屋拆迁和人民组屋、专用水车和排队拿水、豪华自助餐与嘛嘛档、整个蛋糕与红鸡蛋，还有政府医院、停尸间、监狱和警局等公家机构，如何与在关键时刻急需社会制度支援的底层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陷入毫无出路、恶性循环的退路。
毫无曙光的退路是大部分观众感到沉重的主因，但似乎跟《分贝人生》海报上正能量满满的字样“活着就有出口”有些出入。
他总爱跟演员聊天，无论演员角色轻重，那是一个创作者采集故事的方式。有次他拍短片时，跟一个在剧中完全无对白的六十几嵗阿姨聊天。
“她说，她一辈子都在换地方住，以前是因为战争，日军来袭开始逃亡，一会儿投靠姐姐，一会儿投靠哥哥、阿姨，一直换地方。”
后来，阿姨在吉隆坡落脚，丈夫离开她，单独抚养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40来岁，脚因受伤长年在家。她想过做生意，但资金周转困难，没成。她想要孩子成龙成凤，也未能如愿。一家人的困顿和命运周而复始地在世代之间重复上演。
他自嘲自己当时很天真，主观认为下一代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突破世代遗传下来的困顿，扭转命运乾坤。“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去忙碌，待他们解决完后，可能你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
那次对阶级流动的反省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也成了张艾嘉在剧中的原型，至于介于正常与不正常的精神病母亲，则是来自饰演议员朋友的张水发亲身经历的启发。
面对底层社会的繁杂多样，强调真实的他如何避免污名、刻板化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他说，在设计每个电影人物时，他念玆在玆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环境下的苦难者，大家都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例如，印刷厰老板征收昂贵费用是为了让唐氏症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自己最终也会跟别人一样撞后逃而无故他人死活。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有天你的家里有事，你一定会以你家里为优先。” 《分贝人生》没把人黑白好坏简易划分，在网咖的混混粉肠哥从钱包掏出仅有的大张钞票作为帛金，“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吧，可能大家对流氓、小混混、啦啦就是那个印象。他却是唯一一个对妹妹死亡付出了一点温暖。”
“当然也很害怕，尤其是刻板印象这件事情。” 访谈里，他经常会用“很害怕、很恐怖”，浅易了当地直接表达他对事物的感受和立场。他说，刻板印象有时候也未必来自电影本身，而是观众从自身经验去观看世界的既定印象。
他直呼两次很难拿捏，边大笑：“你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一直把剧情做得很精彩，让大家忘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会看到阿强很忙很忙，又来又来又来，做么这样忙的，因为就是要撇开这些刻板印象。”
MH370与土地关怀
11年前，陈胜吉曾在讲座上问蔡明亮，为什么一直创作孤独。那一年，蔡明亮执导的《黑眼圈》 经电检后终获在大马上映，说的也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贯穿其中的命题是烟霾，发生在吉隆坡市中心一栋巨大的废墟大楼里。
陈胜吉在另一个访问说，他后来似乎也开始明白，长年专注在同一命题的必要，那他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他直说，“我不知道，我还在找。就目前来看，可能都是跟社会环境和土地有关，一些民生问题。我自己是这样想，自己还在摸索。”
像与制水发生在同一年的MH370飞机失踪事件 ，是陈胜吉有意识地要摆入电影的元素。他说，虽然按照电影故事本身，即使抽掉了这一段，其实也言之成理。“这部电影根本不需要有这个，也可以撑起剧情，但是我太想要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去记录这件事，我很想将这一点点东西拍下来。”
同一件事情，不同位置，每个人的观感就会不同。他在书写的时候，他知道对这些受难者的家属来说是一件重大伤痛，但是对所有关注的人来说，它可能不过是大家茶馀饭后的休閒话题。
拍完《分贝人生》之后，他有次在路边拍片时，偶遇7年不见的阿姨。虽然心里忐忑，担心没话题可聊，但他还是跟阿姨约了碰面聊天。三四年前，年纪尚轻的表弟因车祸过世。陈胜吉问阿姨是否释怀了，阿姨点头。事发当晚，阿姨也是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赶紧从居銮往槟城去，中间急救了很长的时间仍然无法幸存。之后，她终日失眠，每晚都很怕接到电话。每次电话一响，她的心都会直坠落地，仿佛不幸的事又要降临。直到MH370事件爆发以后，她才真正释怀。
“她会觉得，MH370在飞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了，至少她还可以看见孩子在医院的全貌，为他办一场葬礼，但是MH370连一个祭拜（受难者）的位置都没有。她觉得有人比她更难过，自己不应该太难过，于是就释怀了。”
当中的一些真实情节其实与张艾嘉的境况神似，他说，虽然当时已拍完《分贝人生》，但是遇上阿姨却让他更笃定当初的坚持。“一个家庭的大事，放在社会之中，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在那边，不会有人理会你这些人的感受。”陈胜吉说话有时候像个剧本，对话的画面跃身于现实中，让人身入其境，鸡皮疙瘩掉满地。
下篇：为何陈胜吉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场景？为何他坚持不要配乐？
by Lee Long Hui（李龙辉） 1月 6, 2017 | 娱乐 , 文化
影院最近好戏不断，但若要选出能在大马各族群引起讨论并赞好的电影，相信赶在2016年结束前上映的宝莱坞电影《摔跤》（Dangal）会是其一。
《摔跤》能引起关注并非偶然。它是由大名鼎鼎的印度影帝阿米尔汗（Aamir Khan）担任制作人及主演，加上罕见的摔跤剧情，从2016年12月第3周开画至今，已在全球取得接近8000万美元的票房佳绩。
电影剧情按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一名印度前摔跤国家冠军玛哈维尔（Mahavir Singh Phogat，阿米尔汗饰）训练他两名女儿成为摔跤手，进而在2010年德里共和联邦运动会上采金夺银的故事。
一些网民与媒体褒扬《摔跤》乃提倡性别平权之作，但综观整部电影的性别权力铺排，这个结论实有可议之处。
电影伊始，玛哈维尔就希望妻子能生男，以圆自己无法参加国际摔跤赛，为国家夺金的梦想。然而，一连四胎女儿的残酷现实，令玛哈维尔心灰意冷。
惟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玛哈维尔灵机一动，决定把梦想寄托于长女吉妲（Geeta Phogat）和次女芭比妲（Babita Phogat）。
他无视妻子的反对，不理街坊异样眼光，执意要将她们培训成顶尖摔跤手。
自此，尽管当时还是小学生，吉妲和芭比妲就开始接受地狱式训练，从早上5点就起床受训，之后再上学，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心上床，周而复始。
玛哈维尔为了有利训练，强迫她们放弃印度传统服装，改穿T恤短裤，更无视女儿泪流满面，狠心地剪掉他们的长发。
直观上，此举挑战印度传统性别角色，但吊诡的是，父亲的权力却无比扩张，两名女儿的主体反之被压缩至无形。
虽然玛哈维尔个人意志的施展，无意间冲击了印度传统性别桎梏，使得其两个女儿得以离开“学做家务，等待嫁人”的印度传统女性的命运，这点无疑有进步意义。
而电影也“安排”了吉妲与芭比妲的一名14岁的“早婚”女同学，突出玛哈维尔的“新好男人”形象。
这名女同学的父母视她为“赔钱货”，硬把他嫁给一名老翁，以摆脱她这个包袱。女同学在婚礼上一脸愁苦，羡慕吉妲和芭比妲，有个为她们着想的好父亲，要栽培她们成为杰出的运动员。
只是，从旧式坏父亲到“新好父亲”，男性权威依然没有消减，玛哈维尔强迫两名女儿臣服于他为国夺金的意志，一切由他说了算，这种强悍作风跟“强迫女儿出嫁”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多了受现代社会接受的“良善”出发点。
无论如何，女同学一席话令吉妲与芭比妲茅塞顿开，自此不再偷懒，勤奋训练，而吉妲也攀升全国冠军，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受训为国“出战”。
至此，玛哈维尔的“父亲”权力受到了挑战。这个挑战者不是别人，正是玛哈维尔自己的“好父亲”，那个他在兹念兹的“国家”。
摔跤队“国家”教练唾弃他教吉妲的“土炼钢”技能，在吉妲和众人面前，狠狠地摔破他的权威形象。
在两种男性权威冲撞下，吉妲却获得难得的自我成长空间，摆脱父亲的牢牢掌控，在少女情窦初开下探索新世界，蓄长发、血拼、涂指甲油、学习舞蹈、看电影等。
吉妲这种成长却最终发展为吉妲跟玛哈维尔之间的父女冲突，在一次回乡探亲时，吉妲更在摔跤场上一举把父亲打倒在沙地上。
不过，这种“弑父”行为不得祝福，电影剧情将之定性为“堕落”和“叛逆”，不得好下场，吉妲在国际赛事上连败不止。但在此同时，通过镜头交叉转换，电影凸显她妹妹芭比妲的“听话顺服”，在依循父亲指导下，连连胜利而来到国家体育学院。
这一败一胜的对比，突出“不听话女儿”与“听话女儿”的坏好下场。
最终，吉妲在赛事不断挫败后，听取妹妹的劝告，拨电话向玛哈维尔求援，回归“驯服女儿”的位置。
吉妲与芭比妲小时受训时，她们的母亲曾向玛哈维尔抱怨，担心女儿参加摔跤会导致她们嫁不出去。当时，玛哈维尔自信地放话，只要他成功，届时是女儿选男人，而非男人选她们。
在另一幕，国际金牌战前夕，玛哈维尔向女儿精神讲话，提醒吉妲的胜利将成为印度其他千千万万女性的楷模。
这些看似推崇女权的情节其实只是《摔跤》的旁支，而电影透过吉妲堂哥的男性视角，看叔叔如何达成“为国争金”心愿，恐怕才是真正主轴。在这种脉络下，吉妲与芭比妲反沦为男性荣耀的工具。
电影尾声，吉妲勇挫强大对手赢得金牌，惟她选择抛下教练和媒体，奔向玛哈维尔，领取“父亲”给予的荣耀封赏，一句“我以你为荣”。
而坐在荧幕前的你，是看到一名望女成凤的父亲，还是看见一名完成父亲心愿的女儿？《摔跤》到底是推崇性别平权，挑战印度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还是以国家荣耀来粉饰新形式的性别压迫？《摔跤》真的摔掉了“父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