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凭著发现细胞自噬（autophagy）的启动机制，成为2016年度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大隅良典的发现，将帮助预防和治疗由细胞自噬所引起的众多疾病，包括癌症和阿尔兹海默症。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在1901年由德国神经科及精神科医师Alois Alzheimer首次描述他51岁的女病人而得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94年对外宣布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并在10年后去世，引起世人关注这个疾病。

很多人认为如果不幸患上阿尔兹海默症，随着时间流逝会慢慢忘记生命中重要的人和深刻的往事记忆，病人只能依赖医生的治疗和药物，在无助中等待衰老和失能。这种想法是受到现代医学发展的影响。

实证医学的治疗策略

美国哈佛大学Mary-Jo DelVecchio Good教授针对癌症治疗程序指出，西方医疗体系下医生与病患的关系是，前者经常扮演家长（paternalistic）或保护者角色，往往掩蔽了诊断和讨论疾病预测过程、治疗方案的歧义（ambiguity）。

在临床叙述（clinical narratives）中，医生经常对病患引用很多医学研究数据、概率、时间，甚至是不确定性。例如建议癌症病患接受外科手术、电疗或化疗等，以求获得“可能” 60%的生存率。

现代医学越来越倾向实证式医学，一套设计好的标准化检验程序、生物性的检测结果都成为医护人员如何诊断、预防和医治疾病的指引。在生物医学（biomedicine）趋势中，科学家和医生认为生物科学、工程技术是解决医学难题的有效途径，例如癌症和精神病。医疗体系除了倾向生物科学鉴定识别疾病、在临床上注重疾病的生理特征外，也视生物性的干预（主要是药物）为唯一有效的治疗策略。

医学和社会学双重角度

美国流行病学博士史诺登（David Snowdon）早在1986年於美国展开一项阿尔兹海默症研究。他在获得678位修女（74至106岁）同意后，以她们作为研究对象，透过定期和严格的测试、访谈及研究修女去世后所捐赠的大脑，希望找出人类老化与阿尔兹海默病的关系。他所著的《优雅地老去》（Aging with Grace） 一书，从医学和社会学角度让人们更加认识阿尔兹海默病，并尝试恢复人们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时的主体性。

与此同时，他认为大多数疾病是一连串事件导致的后果，就如阿尔兹海默病也是一个过程——在数十年中慢慢发展，并且与其他许多因素互动的过程。我认为他说的“其他因素”是指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作用。

史诺登在探讨大脑病理状况时，也寻找为何有各别程度斑块和纠结的修女，她们的病理情况和外显症状却有所差距？在研究案例中，玛丽亚修女的阿尔兹海默症状是处于巴拉克分期的第二期，但有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病情；相反的，虽然玛格修女处于巴拉克分期上第五期，却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发展出严重的症状。

史诺登从玛丽亚修女和其他修女的童年生活、个性差异、受教育程度等原因，解释病理情况和外显症状有差距的原因，包括玛丽亚长期的忧郁症病史与阿尔兹海默的病情的关系。

基因跟生活方式交互作用

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和医生逐渐从分子层次来理解生命的奥秘，以基因作为解读生命的密码和预测身体的命运。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在2013年，宣布自己的基因检测成果显示身上带有突变基因，以致有87%罹患乳腺癌和50%卵巢癌的几率。

朱莉因而做了双乳乳腺切除手术，把罹患乳腺癌的几率降低至5%。这则新闻出现后，引起很多女性特别是有癌症家族史的人关注，医院或诊所的身体健康检查活动也增加各种基因检测的项目。

史诺登在阿尔兹海默病研究中，提出“基因绝对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他直言大部分基因会跟生活方式和环境交互作用。“基因决定了发病的风险，但是生活的细节决定我们是否发病”，史诺登从过去研究修女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一些能够延缓衰老和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方法，包括坚持规律的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为孩子朗读书本、从事脑力活动保持大脑健康、服用适当的叶酸、预防中风和头部受伤。

医学预设身／心二分法

上述延缓衰老和防治疾病的建议，与我们日常在坊间听到的身体保健方法相差不远。事实上，史诺登提的建议并非无的放矢，例如他进行了“概念密度程度用于预测晚年是否罹患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后，发现概念密度越高的人，患病的几率就会降低。而概念密度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后天学习技巧——词汇和阅读理解能力，因此他建议父母从小开始为孩子念书。

现代医学追求生物医学和技术的进步，把人的身体与心理视为两组关系，“身/心二分法”让医生专注治疗生物性医学问题。而医学知识与教育进入学院体制后，病人与医生之间就出现知识与资讯不平等情况，以致在医治过程中，两者有明显的“主从关系”。原是有疾病的人必须对治病的人抱有绝对信任，根据医生的判断和建议接受“对他们最好的治疗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史诺登在前述给以预防阿尔兹海默病的建议，让病患在预防疾病中处于“主动”的位置，毕竟医生无法再“指使”病人如何保持乐观，或指定父母为小孩阅读什么类型书籍。

生物医学忽略社会因素

史诺登的研究挑战了现代医学观点，他提醒人们阿尔兹海默病不是老化的必然结果，人类在健康老化所需要的营养决不只是吞下多少毫克的维生素，也取决于我们在哪里吃饭、和谁吃饭，以及这顿饭是否同时滋养我们的心、头脑和灵魂。

史诺登在书中最后提到深刻的灵修和团体力量有助人们抵抗阿尔兹海默病所带来的威胁。简而言之，人们的社会行为与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日本生物学家大隅良典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殊荣，让人们对治疗由细胞自噬所引起的众多疾病燃起希望。我想藉由史诺登所做的阿尔兹海默病研究，让我们在关注疾病和医学在生物特质上的关系外，也提醒自己当代生物医学发展背后所忽略的社会因素。如果我们正视疾病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也许有机会选择在优雅中老去，享有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与丈夫的流亡生活

《星国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

这个机构的起源，是由于洪瑞钗在1982年到黎巴嫩当医生志工时，见证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种种暴力。她更是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的见证者和幸存者。

“当时，我不是英国公民，还拿着难民证件。英国当局未把我的名字列在幸存英国人的名单中，甲祥在伦敦非常惊慌。”

“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杀了。”

洪瑞钗和一些外国志工当时被以色列军队逮捕，所幸她的亚洲面孔让她得以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角力之间逃脱，幸存下来。

见证难民营大屠杀

1982年，洪瑞钗抵达贝鲁特，在加沙医院建立整形外科部门。当时，以色列已连续10周炮轰黎巴嫩，占领多个地区，而巴解组织终于在停火协议下答应撤退；由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也答应，将维护难民营老弱妇孺的安全。

“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人们相信那些和平协议，因为他们真的要和平。”

她不知道，三个星期后，医院外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会遭到大屠杀。坦克直接开入难民营将之封锁三天三夜，估计有3000人被杀。

这起事件的肇因和动机各方有诸多解释，一般相信是因黎巴嫩新当选的基督教长枪党总统巴希尔杰马耶（Bachir Gemayel）遇袭身亡，而巴勒斯坦民兵被认定是暗杀事件的凶手。

不少人也认为以色列是背后主谋，並以“搜捕剩余的巴解恐怖分子”为由，作为清洗难民营的合理借口，而多国维和部队也早已悄然撤军。

亲眼目睹难民营惨况的洪瑞钗，在手术室里没日没夜的开刀。她回忆，当自己在努力拯救数人的生命时，外头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她不停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怎么做？”

“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完全没办法自卫，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枪。”

“女人被强暴，头颅被砍，这是多残忍的屠杀。巴解组织已经撤退了，他们怎么还要对付这些妇女和小孩？”

至今无法入境新国

之后，她再无法进入新加坡，就连今年3月她获选列入新加坡女性名人堂，也无法获特准入境。

洪瑞钗的公民身份颇复杂，她和丘甲祥1977年前往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时，原本能在5年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但他们皆坚持保留新加坡身份。

即便在80年代她频密往返中东，却仍然只持有政治庇护者的旅行证件。

“在机场，一定会被移民官员拉到一旁盘问，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三小时。随行的朋友都很着急。”

1990年，洪瑞钗母亲去世，她向新加坡申请入境却不获准。而他们也因东盟之间有相关协议，无法入境马来西亚。

终于，她告诉丘甲祥：“就吞下我们的自尊心吧，申请英国护照，至少我们能到新山和家人见面。”

自此，她更能自由在中东国家行动，因英国政府同意给她两本护照，一本入境阿拉伯国家，一本入境以色列，以免遇到困难。不过，她最终仍遭以色列列入黑名单，遣返回英国。

洪瑞釵带着丈夫骨灰回新后，新加坡政府即要求她放弃英国国籍，否则无法保留新加坡国籍，但她坚持不放弃新加坡身份。

“他们可以夺走我的公民权，但我不会自动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我被迫离开新加坡，那是不公平的，内安法令是不公的法律，是英国殖民者统治新马时的邪恶发明。”

而她虽然愿意放弃英国国籍，但申请过程繁琐，而这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在英国的事业，在新加坡重新开始，她也可能无法继续援助巴勒斯坦人，因此她并没选择这么做。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可能不给我护照，也不会给我两本护照，那我怎么去帮助巴勒斯坦人？这不只是我一人的事，我有责任。这是我无法放弃英国国籍的原因。”

洪瑞钗的母语是华语，但离家40年后，她已经不太能说华语。新加坡仍是妳的家吗？我问她。“我家已经因兴建地铁而毁了”，她笑说。

“我仍是新加坡人，公民权只是一张纸。”

“其实，帮助巴勒斯坦人，也是我身为新加坡人的责任。”

她说，新加坡公民在学校、国庆等典礼中必须宣誓“国家信约”，里头提及国人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我认真实践（这项信约）。写下信约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但作为宣读信约的新加坡人，我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