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负就在一瞬间，全球数千万人屏息以待，这一场大战将决定谁会出线，进入败者组决赛，挑战世界之巅。

四个马来西亚人加一个菲律宾人坐在电脑荧幕前，手指在键盘与滑鼠上快速飞舞，每一下敲动都化为荧幕上英雄的攻防动作。

只见一名紫色无脸人祭出时间结界，封锁住一队盔甲骑士。但电光石火之间，大地崩裂，盔甲骑士脱困后击杀眼前强敌，并挥军攻入敌方地盘，最终锁定胜局。

这一幕也宣告，由马菲选手组成的Fnatic战队在“2016年刀塔2国际邀请赛”（The International，简称TI）的征途就此终结。

不过，第4名的佳绩，却也意味着Fnatic战队获得145万3932美元（581万5728令吉）进账。即便经过美国政府扣税及战队抽佣，5名队员还是可以均分87万2359美元（348万9436令吉），每个人顿时晋身富豪之列。

打从2011年首届赛事起，刀塔2国际邀请赛的奖金一直位居全球电竞赛事之冠。

去年8月举行的第6届国际邀请赛网络收视率近1亿5000万人次，总奖金高达逾2077万美元，再破纪录。刀塔2玩家更把国际邀请赛的竞技水平，对比为足球运动的世界杯。

不再是废青癖好

对于许多人而言，电玩已不再是“废青的癖好”，而是一个竞技项目。这也是电子竞技（e-sports）一词的由来。选手日以继夜地训练，世界品牌竞相赞助，支持者购票到体育馆捧场，电竞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一门产业。

现年22岁的亚当（Adam Erwann Shah）是个大专生，在雪州世纪大学修读心理学系。他身材高大，穿着随性，打扮与时下年青人无异。

但在刀塔的世界，亚当是名为343的著名选手，职业生涯累计奖金已破百万令吉。在去年8月里约奥运会期间，正当许多人关注马来西亚健儿在奥运舞台的表现时，亚当则作为Fnatic战队的一员，在美国西雅图的Key Arena体育馆追逐梦想，最终与他的队友捧殿军而归。

据esportsearnings.com统计，亚当迄今赢获的奖金达到35万7158美元63美元（142万8634令吉52仙），位居大马电竞选手第5名。

奖金收入榜上，前面13人全是《刀塔2》的选手，接下来才有《反恐精英》、《FIFA 16》与《英雄联盟》等游戏的选手。不过，与前排选手六位数奖金的收入相比，末端选手的奖金收入不可企及。

选手生活有规律

亚当（见图）是在11岁那年，经由死党介绍认识《刀塔》这款游戏，从此就欲罢不能。

不过，当兴趣变成职业，就连亚当也吃不消。他告诉《当今大马》，在去年8月份的TI邀请赛结束后，他根本不想触碰《刀塔》。

“打完TI回来后，我完全不想碰《刀塔》，只想远离它。我想做些之前无法做的事情，我要找朋友，我要去嘛嘛档。”

在TI邀请赛后，Fnatic战队几经重组，当时拿下殿军的阵容已四散。亚当在TI邀请赛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并辗转替一些队伍打过替补，包括在11月加盟菲律宾战队Execration，并协助Execration取得波斯顿特锦赛资格。最近，亚当则加入了欧洲战队B)ears。

目前，亚当已申请休学，以专注他的电竞职业。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顶尖电竞选手的生活很有规律。亚当说，当他还在Fnatic时，全队住在雪州一间独立式洋房，训练屋不仅设备完善，还配有厨师。

“每天早上我们下楼后，就吃早餐和交流，看比赛，或打比赛。只有《刀塔》，你不会上面子书或做些其他的事情，你的电脑荧幕上只有《刀塔》。”

“通常我们会在下午1或2点训练，大概一天会打上两轮三盘两胜的比赛。中间休息时段，可能我们会去游泳或健身一小时半。”

军训与家人鼓励

到了晚上，亚当与队友又会开始训练打比赛。他强调，要应付如此密集的训练，他们必须要做些运动，否则将应付不来。

更甚的是，亚当说，Fnatic队员当时没有周假，几乎一周训练7天。

“当然，如果有人要出席家庭聚餐，或有人过生日，我们就会衡量状况，然后让他们休假出外。”

虽然军训式的生活异常疲累，但亚当表示，电竞选手可以到多个国家参加比赛，看到许多新鲜事物，感觉就像是种补偿。

一连紧凑训练中，亚当尽量抽空陪伴女友家人。有时候，从国外比赛回国后，选手们会获得两三天休假，而亚当则格外珍惜难得的假期，与女友及家人窝在一起。

庆幸的是，亚当的女友与家人相当支持他投入电竞职业，就连他84岁的外婆也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他打比赛。

“每逢大赛的时候，全家人都会一起看电视。虽然他们看得不是很懂，但也会在电视机前大声喊加油……我觉得这特别感动，因为你会知道，如果你输的话，你就让他们失望。”

“这就像是一种勉励，会让你更加努力。”

打游戏算运动吗？

跟亚当家人的开通相比，18岁新秀杨明健（《刀塔2》网名Syeonix）则费了一番努力，才说服父母让他成为电竞选手。

杨明健（图中右者）来自吉隆坡的小康之家。他的父亲杨富才现年61岁，从事消防用具生意。他一开始并不认同幼子杨明健全职投入电竞行业，更指“打机”浪费时间。

杨富才与妻子黄珊珊都热爱运动，分别喜爱壁球与高尔夫。黄珊珊说，与其让儿子打电动，不如挥杆打高尔夫更好。

杨富才则认为，电子竞技根本就不算是运动。

“我不认为电子竞技是运动……你只是坐在电脑前，能够锻炼身体吗？打游戏是运动吗？”

杨富才的想法一直没变，唯一改变的是，他如今不反对儿子当一名电竞选手。至于改变的契机，则是因为2015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马来西亚电竞赛（Malaysia Cyber Games）。

当时，主办单位邀请首相纳吉与通讯部长沙烈赛益担任特别嘉宾，为得奖者颁奖。纳吉与电竞赛事扯上关系，虽然引起刀塔圈子反弹，但却说服杨富才支持孩子投入电竞领域。

杨富才笑着说：“连青体部都办电竞大赛，我们觉得这可能会有前途。连阿Jib哥都出席，有前途，有前途。”

联名户口存奖金

在这之后，杨明健父母不仅让儿子展开全职电竞选手生涯，更给予许多支持与协助。黄珊珊即为儿子购置全套的高阶电脑，好让儿子能在家中训练。她也与杨明健开设联名银行户口，共同管理杨明健所赚取的奖金与薪金。

杨明健在去年3月加盟号称为大马国家队的“虎牙队”（Taring）。当时，他享有4000令吉的月薪，但却须南下柔佛，跟队友住在新山的训练屋。

当时，杨明健刚完成中学学业，取得大马教育文凭。在新山集训期间，杨明健感染骨痛热症，恰巧碰到刀塔2国际邀请赛东南亚入选赛前一周。

由于杨明健高烧不退，他的父母连夜驱车南下，探望瘦削的幼子。虽然身体不适，但杨明健还是坚持打完比赛。最后，他的队伍无法出线。

“很可惜当时我头晕呕吐，我硬撑上场，但在比赛中，完全无法跟队友沟通。”

须衡量人生抉择

比赛不久后，虎牙队在8月杪解散，而杨明健之后则辗转加盟数支战队。虽然受到业界看好成为新星，但杨明健一直没有打出好成绩。去年11月，他加入马来西亚战队Geek Fam，继续奋战。

面对不明朗的未来，杨明健给予自己最多两年的时间，尝试打职业电竞。

“我给自己一两年时间闯天下，如果不成就回去校园，一切都要在我20岁之前完成。”

同样的，亚当也认为，任何有意打职业电竞的年轻人，除非真的碰上黄金机会，否则不要把人生赌注押在电竞上。

“你应该自我衡量。除非机会跑上门来，否则你不应该把你的人生押注在打游戏。”

“好比我自己，我是因为获得Fnatic这个机会，才全心全力投入电竞。除非你获得机会，否则不应该为了打游戏而牺牲自己的人生。”

“这风险太高，可能你付出200%的努力，最后却一无所获。”

对禁映感失望

对于影片遭禁映，廖克发感到非常失望。

“我一直以为能在大马放映，这是我对他们（马共）的承诺，如果可以，我会请他们来电影院看。”

“他们会在电影院受到掌声，那个现场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说，受访的马共成员希望知道，当今马来西亚人如何看待他们。

这部约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是从60多个小时的历史素材剪辑而成。廖克发希望，马来西亚观众能以同理心理解当年参与马共斗争的人。

“我觉得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去拍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感情。不英雄化，也不悲剧化。”

他向《当今大马》坦言，若祖父当年是帮英军对付马共的一份子，他也会拍这样的祖父的故事。他期待能有更多这类反思创作，提供另一方的视角。

《不即不离》的制作公司“蜂鸟影像”也在影片遭禁的消息传出后表示，该片并无意英雄化、或美化马共。

“马共的历史，是这块土地所有人的伤痕记忆……长久以来，我们欠缺了解，认识彼此伤痛的机会，不谅解就没有痊愈的机会。”

于是，制作公司通过网络突破封锁，在2月28日至3月5日期间，免费让马来西亚观众线上观看 。

不在家的父亲

曾在新加坡修读商业学系的廖克发，当过小学老师，后来毅然决定到台湾念电影系，拍出好几部获好评的剧情短片如《鼠》（2008）、《爱在森林边境》（2009）、《花开的夜晚》（2012）、《雨落谁家》（2012）、《一起去看海》（2013）。

他的电影总是关注移动的人们，如在台湾的东南亚移工，以及蓝领工作者的生活。

廖克发的作品曾获得金穗奖和优良电影剧本奖等多项荣誉，更曾入选侯孝贤导演创立的“金马电影学院”。

在其中一篇访问，他透露自己之前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时，觉得画面中一家人吃饭的压抑气氛，跟自己的家很像。

原来，廖克发自小和父亲疏离，到台湾留学后更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和父亲说话。而他那“不在家的父亲”，原来也有一个不在家的父亲——加入马共游击队的祖父。

因此，他带着摄影机回家，开始拍摄自己的家族故事。片中，他追访家人和亲戚，要他们分享自己的“公公”究竟是怎样的人。

“一开始我就是要找我的公公，大家说他是马共，但我不敢确定。”

从两张合照开始，廖克发从寻找缺席的父亲，进而挖掘出马来西亚建国前后那一段，在官方历史中缺席的篇章。

访问多位老战士

这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花了5年的时间。导演远赴香港、广州和泰南访问多位老战士，让他们述说加入抗日军或马共的故事。他们有些在60年代遭遣返回中国，有些留在泰南和平村，也有些已回到马来西亚生活。

曾参加抗日救亡歌咏队的婆婆，依稀记得沿街卖花的那首曲子，“先生，买一朵花吧……买了花，救了国家。”

当时，参加抗日军以及之后走入森林参与马共斗争的许多人，未必深入了解左翼理论或共产主义，但却深深不满国土被外来势力侵略，以及种种的不公和压迫。於是，他们选择以自己相信的方式抗争。

对廖克发而言，用任何大历史叙述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容易陷入立场之争，而他恰恰就要避开这样的价值判断。

“我没有政治立场，也没想要说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对或错，但他们相信某些事情，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做一些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尊严。”

“人的尊严是不能侵犯的……我想讲的，是这些一个个（在大历史下显得）很小的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我不想用任何大历史，或大的政治立场去套在他们身上。”

这些曾上战场的斗士，许多已经80、90岁，但他们在说故事时却像是回到年轻时代，仍然相信自己的付出能够改变世界。

奉献给革命的人

冷战的年代已然过去，世界局势大幅改变，马共斗争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他们还相信自己的斗争是值得的吗？廖克发说，他们不后悔做过这些事，就很了不起了。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觉得我是在‘重写’历史。拍电影是关于怎么讲过去的人和事，以及它如何影响现在的人。”

“或者，现在的人知道了过去的事之后，能够得到什么。”

因此，影片并不以党领导为主角，也不以马共斗争策略或历史评价等切入，反而是关注这些有血有肉、曾经将青春奉献给革命的活生生的人。

甚至，有些受访对象也觉得好奇，认为导演应该去讲领导层或马共的故事，为何来采访这些小角色？

“他们背负的压力和苦难太大了，大到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从属于党的一份子）。”

“我们也都忘了他们是人了，一直用左右、对错、冷战（去分析他们）。我们都忘了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一样曾年轻过，为了很简单的理由去牺牲、参加（马共斗争）。”

“现在的人呢？愿意牺牲到什么程度？”

创作要克服恐惧

廖克发坦承，自己在拍摄之前，对马共历史所知不多。学校课本以官方历史视角将马共形容为“恐怖分子”；而在民间又因题材“敏感”，鲜少有人直接触碰；家族里的人，更不愿触碰那段痛苦的记忆。

而作为创作者，他越是要触碰禁忌课题，面对自己感到害怕或恐惧的事。他说，家人是他要克服的最大恐惧，要说服他们接受拍摄，说公公的故事，是个漫长的过程。

搜集资料期间，廖克发看了很多与马共有关的著作，包括回忆录和论文等。他也不惜砸钱买下不少珍贵的历史影片档案，只为让观者能真实感觉那个年代的氛围。

“活在那个年代和现代的差别很大，我要尝试营造那个年代的气氛是怎样的，我不能用这个年代的角度，去批判那个年代做的事。”

找到与家的连结

和不少留台生和华校生一样，种族政治阴影让去国的人对马来西亚保持距离，身份认同的扣问也久久不能解开。

电影的最后，廖克发和父亲到实兆远寻找父亲成长的家，但祖屋已经不在，周遭是满满的油棕园。“我都不知道（旧家）在哪里了”，父亲说。

父亲弯腰俯拾起地上的小树叶，凑近鼻子闻。这里，可能是祖父被打死的地方吗？片中，姑姑说，祖父以前偶尔回家时都会带她和弟弟（廖克发的父亲）去洗澡。廖克发也特意先让父亲看了这个片段。

“他（父亲）本来就觉得自己没有爸爸，（看了这个片段后）他的表情好像在告诉你，他突然找到和他爸爸的关系，连结就存在了。”

“找到连结，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地方。”

“我也在尝试找这个连结，否则，你和这个土地就没有任何关系。”

离开家乡近十年的廖克发，仿佛站在“不即不离”的距离，找到一条通往家的道路，过程未必顺遂无阻，却在点和点之间连起了一条绵延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