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吸毒者视为罪犯

马来西亚政府严禁毒品，除了对运毒者施予严惩，也通过不同管道帮助吸毒者戒除毒瘾。政府除了设立监管式的戒毒中心，强制瘾君子进入中心接受戒毒，近几年国家反毒机构（NADA）也改变策略，成立以关怀和鼓励吸毒者戒毒为目的“一马治疗及关爱诊所”（Cure & Care 1 Malaysia Clinic）。这个诊所与强制监控的戒毒中心不同，主要是用鼓励的方式，让有意戒毒的人士自愿上门求助。

一马治疗及关爱诊所尊重吸毒者的隐私，上门求助的吸毒者不会留下刑事记录。医护人员会依据吸毒者的情况给以个别的治疗建议，也让他们选择留宿或回家治疗。该诊所的戒毒理念和方式是把有意戒毒者置放在社会脉络下，希望他们在没有脱离正常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自愿参加戒毒疗程，接受双管齐下（生理治疗和心理辅导）的帮助，逐步戒除对毒品的依赖。有成瘾较深者在尝试多种方法后仍然无法成功，诊所也提供美沙酮（Methadone）替代疗法。

美沙酮替代治疗法可以减轻戒毒者对抗毒瘾发作时的痛苦，避免再次接触或吸食违禁毒品。在替代疗法期间，戒毒者必须在医护人员的面前服下美沙酮，而诊所也会逐步减轻美沙酮的剂量，最终希望戒毒者能够完全摆脱毒品。

一马治疗及关爱诊所采取戒除毒瘾的方法与传统强制性的方式有所区别，前者把吸毒者视为病人与犯人的合体，以人性化的方式提供医疗和心理辅导来协助戒毒；后者视吸毒者为罪犯，认为须把他们隔离起来接受管治、强制戒除毒瘾。

宗教慰藉的戒毒方式

除了政府设立的戒毒中心，民间团体特别是宗教团体如基督教设立的戒毒中心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戒毒者虽在戒毒中心戒掉生理上的毒瘾，却无法去除心理上对毒品的依赖。当他们离开戒毒中心回到社会后，接触同伴又再染上吸食毒品的习惯。

然而宗教团体设立的戒毒中心，除了帮助戒毒者戒除生理的毒瘾，也从精神层面着手，主要依靠的是宗教的力量。这种“福音戒毒”的方式让戒毒者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及对家庭和社会重新连接的期望，让其有更坚定的心智拒绝毒品。大马的福音戒毒中心例子就包括“得胜之家“和”新出路福音戒毒改造培训中心”。

民族习惯法戒除毒瘾

在政府和福音戒毒方式外，少数族群独特的组织和信仰文化，也给戒毒工作带来不同的思考方式。中国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提出，人类尝试以文化资源来压抑生物性毒瘾的想法。

换句话说，人们以民族习惯法的约束力量来帮助吸毒者戒除毒瘾。庄孔韶在考察四川和云南大小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注1），发现彝族家支的头人尝试用古老的习惯法以及信仰仪式的力量，让家支中染上毒瘾的族人戒毒。

庄孔韶在1999年11月到梁山观察嘉日家族举行的禁毒盟誓仪式。在仪式中，首先是德古（注2）宣布向毒品宣战，然后族中头人向出席者讲解毒品的危害性，再由毕摩（注3）念经求先祖的保佑。戒毒者会轮喝“决心酒” 对祖先发誓，并杀牛祭祖和负责烹煮招待族人和附近的村民。家支接下来会安排戒毒者集体戒毒的地点。

群体中培养戒毒意识

庄孔韶认为彝族采用的戒毒方式获得63 %至 87 %的成功率，说明调动古老的文化遗产能帮助地方人民兴利除弊。1999年举行的戒毒仪式意义是在群体中培养戒毒意识，目的是以群体认同的心理基础来抵抗毒品的物质诱惑。

我认为庄孔韶提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族人眼中，戒毒者首先是正常人，然后才是瘾君子”。他的意思是以往人们把戒毒者视为罪犯，使之与“正常人”对立。其实这种对立也是吸毒者最为强烈的感受及他们存在的主要原因。

彝族家支的戒毒方式与传统的隔离监控不同，戒毒者从戒毒仪式中感受到亲人的关怀、族人的期望和认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仍然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仍然是家庭中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永远不会被剥夺作为人所具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这个认知加上家支集体的力量，让戒毒者能在被包容和理解的情况下完成戒毒过程。

不单纯是生物性药瘾

社会大众经常将吸毒者归类成行为偏差，或是标签为不自爱、堕落、意志不坚定的群体。一般的戒毒方式聚焦在如何压制人类的生物性反应，如强制隔离断绝毒瘾、美沙酮替代治疗法。

福音戒毒是以宗教的力量来加强吸毒者对抗毒品的心理素质，而梁山彝族则动用家支组织、习惯法等文化资本，尝试以集体力量抵抗生物性毒瘾。

彝族的案例提醒我们人类文化力量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毒品并不单纯是生物性药瘾的问题，唯有人们愿意将其置放在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以接纳和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吸毒者，才能找到最合适有效的戒毒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免于毒品的控制。

资料详阅：

1. 庄孔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 卷第1 期 ，2007 年1 月
2. 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小凉山彝族“虎日”民间戒毒行动和人类学的应用实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 卷第2 期 ，2005 年3 月

注释：

1. 家支制度（Cyvi）相当于汉人的宗族，但影响力可能更大，例如在梁山地区的诺苏人有180万人口，实际上只有十几个家支。引自刘绍华，《我的梁山兄弟》。
2. “德古”是彝族人发生纠纷时的调解者。
3. “毕摩”是彝族中的祭师。

古燕秋，中国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1950年4月1日，查尔斯·德鲁医师（Dr. Charles Richard Drew ）从华盛顿特区驾车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 University）（注1），途中发生意外导致车子翻覆。他身体多处受重伤，包括大腿血管撕裂导致大量出血，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医院紧急室里死亡。

流传的说法是，德鲁医师因为是黑人，被白人医院拒绝治疗而不治。另一个版本是急症室的白人医师虽然极力抢救，却因医院只有白人捐出的血液，不可输给这位黑人医师，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这些民间流传的野史最后都被证实是以讹传讹，事实是医院里的两位白人医师第一时间即刻尽力抢救他，奈何却因伤势过重而还魂乏术。

德鲁成为被压迫代表

二战时，德鲁是将血浆从美国送到欧洲战场的最大推手，同盟国最后战胜德国，有效的输血服务是一大因素。战后他在美国创立红十字会血库和现代输血制度，那时的美国，种族隔离及歧视政策乃是常态，后来他因无法苟同美国政府与民间团体坚持白人及黑人的血必须隔开的做法，黯然离开输血界。

黑人医师德鲁死亡的虚构情节之所以成为图腾，因为他是美国现代输血作业中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救了无数美国白人士兵及平民，结局偏偏是因为种族歧视，无法接受输血而死，这种故事当然很容易煽动起来，引起黑人群体的共鸣。

德鲁之死很快成为受压迫的代表，在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中，黑人社运份子以口述、故事、书写及表演等手法呈现出来。这个真假掺半的悲剧，在黑人社会里流传，也成为黑人争取平权的武器之一。许多黑人民权份子后来即使承认这段被编辑过的故事造假，依然觉得身为被国家制度歧视和剥削的群体，他们夸大其词（其实是欺骗）的做法并没有错，因为当时（甚至是现今）许多美国黑人的确因为制度偏差，无法获得医疗照顾而死亡。

援偏颇证据自证偏见

如果1950年代有宽频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德鲁医师之死又会以什麽样的手法被呈现呢？肯定的是故事会以更快的速度转发，也会更广泛的流传。在资讯更为轻易获取及更广泛流通的年代，事实是否会以真正的面貌呈现？

我猜想我们看到的会是更加扭曲的故事，媒体会以更耸动的标题来刺激点击率，一些团体会更断章取义来动员其支持者，大众会更极端的发表各自的愤怒言论。

自古以来，人类难免选择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故事，也会尽量寻找偏颇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想要相信的“真相”。十六世纪时培根 (Francis Bacon) 就已经说过人类有四种心灵偶像 (Idola mentis) ，其中之一就是预设立场之后，再拼命搜寻及诠释自己想要相信的“剧场偶像” 。

若把德鲁医师的角色换上一位马来西亚人，相信也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掀起滔天巨浪。不久前在我国闹得沸沸腾腾的快餐店和清真蛋糕事件，许多社交网站及网民的言论再度出现了输血时否需要以宗教来区别血液。这些言论或许只是意气用事，但也反映出在许多人心底最深处，最终还是会兜回到族群、宗教、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在自己和他者之间画上一条界线。

筑围牆防卫自身权利

许多人反对歧视，却又同时划地自限，例如华人一般认为“黄种人”及“黄祸”是西方人歧视东方人建构出来的观念，却也认同《龙的传人》歌词里强调黄皮肤是中国人的一项特徵。

美国黑人医师和病患组织不断抗议医学界以肤色当作隔离的手段，但在 2005 年，当一个名为 BiDil 的药物在美国被批准以“黑人专用”的条件推出市场，许多美国黑人医师与团体不但不抗议，反而大事庆祝认为这是族群的胜利。

处于围城心态和忧患意识之下，人们难免要在自己和他者之间筑起一道围牆，作为防备本身权益不被侵蚀的防线。这种人以类聚的现象，与其借用着名学者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体”来形容，倒不如说是为了排斥“想像的异体”而建构出来的群体。

很多时候，这类自我围牆的行为，也导致人们利用污名、隔离及歧视别人的手段，来反抗自己面对的污名、隔离及歧视。道格拉斯·史塔 (Douglas Starr) 的《血液的魔力、战争与金钱》里就描述了 1980 年代爱滋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男性同性恋群体里开始流行后，当地血库拒绝男同性恋者成为捐血人，结果此举造成社会双重恐慌——医疗血液供应短缺及输血可能是感染爱滋病的源头（当时爱滋病还未正式命名及还未被确定是病毒感染）。

就在同性恋因为爱滋病而重新被污名化的那个年代，加州圣地亚哥(San Diego)的女同性恋组织成立“姐妹血液计划”(Blood Sisters Project)，呼吁女同性恋者踊跃出来捐血以填补血库的不足，也让和她们一样被卫道社会人士歧视的男同志们，在需要输血时得以使用女同志的血 。

但同时，她们也对血库派下定心丸——“如果男同性恋者及其伴侣会传播这种疾病，那麽女同志的血也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因为女同志们绝对不会和男人有任何接触”。这其实就像 BiDil 药物里微妙兼荒谬的悖论一样，一些团体反对当权者以不正确的医学理由将社会群体隔离，同时却也用不甚正确的医疗理由，来合理化将自己和被污名的群体区隔开来，甚至进而歧视其他弱势的群体。

当谎言被昇华成为抗争的理由，划地自限被当作捍卫本身团体的策略，污名及歧视成为对付他者的武器，我们不得不忧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将会如何冲击和分裂未来的世界。我们被动地由一些用想像虚构出来的性别、种族、宗教、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等等围牆隔离开来，同时却也使用同样的想像，将自己主动和其他群体隔离，始终无法鑽出牛角尖。如何不作茧自缚和跨出这些虚构的界限，才是一篇真文章。

注1：塔斯基吉大学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私立黑人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医药伦理历史里臭名昭彰，被视为现代医学压迫和欺瞒黑人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也是在这里由美国医学界配合大学的黑人教务人员进行的。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十九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