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准我笑, 一个家暴幸存者的故事

他不准我笑, 一个家暴幸存者的故事

(编按:此素描由受访者琳达的友人沙迪,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按琳达的故事所描绘,本素描经琳达同意转载刊登。)

下午,只见琳达(Linda Iskandar)的额头全是汗水,身边带着两个12岁和6岁大的儿子。约访的地点距离她家约10分钟步程,在工作尚未稳定前,她得想办法把住家、孩子学校、工作地点以及管吃喝住行的基本设施,全都安顿在可步行的距离。偏偏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机能越高的住所,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租金。

去年8月,琳达只来得及抓了两袋行李,即带着两个儿子匆匆离开住家,还有那一段12年的婚姻。她的电脑、平板电脑、旧护照以及爱看的科幻小说,都一并滞留在家中,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当时,友人帮她们叫了部德士,把她们母子仨送到妇女援助组织的庇护中心,再由中心付车钱。

琳达全身上下只有15令吉,她担心孩子会饿坏肚子,匆忙之下,包包里还来得及塞进一条面包。后来,听友人说,上门向丈夫追债的人把家里值钱的物件挖空变卖,朋友只来得及帮她保住了一本旧护照。

“我受不了了,家里完全没有食物,当时我还有工作,可是却被迫辞掉。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人经常出现在我家向我讨债,说我的前夫向他们借了一笔钱。他们还威胁我,若不还钱,就要绑架我的孩子。”

她曾待在妇女援助组织的庇护中心,也曾参与柏尼斯曹丽(Bernice Chauly)的创意写作坊。在《蒂娜的旅程》绘本推介礼上,她是家暴幸存者公开发言的唯一代表,除了分享自己的历程,还朗诵了一首诗歌。

“我不惧怕发声,大部分女人看似害羞,其实不是,她们是为自己的遭遇感到羞耻。可是,我们必须把这些事情(家暴)说出来。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但没有人讨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正在受罪,只是保持缄默。”

琳达来自沙巴,45岁,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思路清晰,说话条理分明。她还有一把说故事的声音,语调有起伏,用词有画面,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听她创作的故事,还到处跟同学分享。她的幽默感伴随着爽朗的笑声,经常跟咖啡馆内的咖啡机蒸汽声混杂在一起。不过,外人或许很难想象,眼前的她跟过去判若两人。以前,她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从来不敢直视他人。

前夫不准我笑

传统价值观让她得长年忍受丈夫在语言和肢体上的暴力, “女人无论受过多高的教育,回厨房待住,服从你的丈夫,即使他是错误的。”那段期间,拒绝工作的丈夫,经常要求她向公司预支薪水,每次约两三百令吉,拿回家里后,他就一下花光。“我早已厌倦,可是我依然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很尴尬、羞耻。我曾向身边的朋友哭诉,可是她们都说,他是你的丈夫,你要听从他的话。这是我最常得到的回复。”

琳达曾在汶莱建筑公司工作近十年,从最低阶的资料分析员到成为公司代表到海外开会受训。回马后,她认识巴基斯坦籍丈夫,结婚生子12年。刚开始两人的感情甚好,在印度清真寺(Masjid India)经营摊贩生意,由于没有冷冻箱,每天凌晨5点,得拎着装有四只大鸡的塑料袋,从住处乘搭捷运到工作地点。

解冻的脏水就这样一路从塑料袋往下滴,两人也顾不了周遭厌恶的眼光,只管为眼前的未来打拼。后来,生意不错,挣了点小钱,丈夫打算聘人减轻工作,扩大生意,同时也想让她在家里待着,享受好日子。结果,却是噩梦的前奏。

丈夫疏于看管摊贩,生意惨淡,最终结业收场。后来,丈夫在秋杰路跟朋友租了半间店铺贩卖衣物,却不幸遇上火神,她还因此曾登上新闻版面。当时,琳达也不顾怀有身孕,跟工人拼命抢救店里的商品,不过,事与愿违,他们还是失去了所有。夫妻两人付不起房租,不断搬移住所,外面的工作条件恶劣,每天要工作12至15小时,丈夫找工屡屡失败,脾气变坏,关系也开始变质。

第一次家暴的画面,琳达迄今记忆犹新。2005年生下大儿子两周后,新手妈妈满心喜悦,想说跟丈夫儿子出门购物,享受天伦之乐。途中,她劝丈夫不要老是玩电话,对方突然转身用力地刮了她一巴掌,连眼镜都摔断在地上。她手里还抱着初生的婴儿,当下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只是觉得非常诧异,为何要受到这般对待。她原本想要到朋友家暂住,结果一回到家里,却被丈夫反锁,还没收了她的电话。

事后多年,她才开始回想,自己一直都在掩护丈夫,即使是被关在房门的那一次,她也一心想着,毕竟是家丑,不要太引起关注,连大喊救命都觉得羞耻。之后,她变得越来越沉默。丈夫每次数落她,嫌她长得丑陋,说她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愿意娶她。丈夫的面子书从来都没有夫妻两人的照片,仿如他的世界没有她,只有跟孩子们的合照。她曾经要求分开,丈夫却对她百般威胁;每次她跟孩子说笑,他总是故意破坏气氛,不准她开怀大笑。后来,她被驯化得“很好”,成天挂着苦脸,见到外人尤其是男人时,都不敢直视说话,只敢望着对方的额头。

有次,她在上班途中被车撞倒,赶紧爬起来慌张地离开现场,还安慰肇事者说自己没事。她害怕一上警局,就会不小心把所有的事情抖了出来。过去12年来,她有意识地不报警,即使身体出现损伤,她要么用长袖遮掩照常上班,要么自个儿到医院检查。老板有时发现异状,她就编织各种理由打发过去。她最害怕的就是工作面试,因为老板总会问到家庭状况去。她还曾试过自寻短路,一心只想,若死后公积金里至少还有一笔钱留给丈夫。

跟许多家暴幸存者一样,她们能够万般忍耐,唯一的底线就是孩子受到威胁时。上门追债的人威胁要绑架孩子,她于是下定决心出走,到庇护中心求助。

厨房是天堂的模样

庇护中心每天进出的人很多,进来的人,有的带着四五个孩子来求宿,有的则孤身一人,她们遭丈夫踢出家门,与孩子隔离。至于出去的人,有的选择重回丈夫身边。她问,“你知道妇女来到庇护中心之后第一件会做的事是什么吗?”我摇头,她说:“睡觉。”她们任由孩子在中心玩耍,自己倒头就睡,沉睡的鼻鼾声此起彼落。长期受虐的妇女,不敢在深夜里沉睡,总是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放心安眠,也是琳达来到庇护中心所做的第一件事。过去她总是浅眠,担心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无预警之下发生。

其次,房间四处总会传来抽泣声,有的是把头埋在枕头里暗自哭泣,有的则是放声大哭。琳达抵步的第一天,不敢在儿子面前哭泣,独自偷偷走到后院大哭,责问苍天为何要如此对她。哭完了,才回到中心。

刚开始,琳达不爱跟别人交谈,就连庇护中心举办的瑜伽、手作课程,她也兴致缺缺;唯一让她眼睛发亮的,就是厨房。每当中心需要志工帮忙烹饪时,她总是抢先举手。“那个厨房几乎成为了我的中心。任何人若想要进来帮忙,我都会把她们赶出去。我要煮饭,我需要空间,(烹饪时)我必须移动得很快。”别人以为她发脾气,事实上,她一旦拿起刀子锅子,就会像她的奶奶煮中餐一样,在砧板上啪啪啪啪,动作利落迅速。

“我乐在其中,这里的厨房设备齐全,冰箱偌大,食物储备丰富,有很多鸡肉,所有你想要的香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里简直就是我的天堂,所以我把我身上的全部能量都投注在这里。”琳达说话很有画面感,看她欣悦地描述“天堂”的模样,跟家中空无一物的厨房,顿时形成强烈的对比。

写作课找回美好事物

琳达观察入微。起初,最令她不解的是,听着女人公开地数落丈夫的不是,有的甚至开始相互比较,谁的丈夫最差劲。后来,好友告诉她,她们敢于发言是因为一门写作课。出于好奇,她抱着尝试的心态加入写作课。好友已在中心待上四个月,人向来不多话,可是一到了课室,却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言,这点令她感到很意外。

写作坊导师柏尼斯请琳达自我介绍时,她尚未卸下防卫心,只是简短回答快速打发,“就像这里每个人一样,我跟我丈夫之间出了一些问题。”直至有次,她写了一篇短文,提到丈夫如何虐打她时,她发现班上的学员听她朗读时纷纷哭了起来。她心里一慌,“是我比她们都悲惨么?”可是,当她转头看到好友也哭得悲凉时,忍不住问好友:“我的故事你不都已听过了么?”她才开始稍稍意识到,书写的潜力和威力。

琳达恍如重返求学时期,每周下课后还得应付导师给的功课,如:你最怀念的童年时光、形容镜子里的你;或是,想象你背着背包站在小镇中央,你会……她说,这些题目让她暂时脱离了现状,回到几乎快遗忘的自己,想起一些美好的小事。“当你记起美好的事情,你会发现事情不会总是那么坏。”最近,她在某个国际社交网站成了网络编辑志工,在匿名的虚拟世界,她敞开自己,贴文分享自己的心情,还给世界各地的网友加油打气,吸引不少粉丝

“柏尼斯的写作课以后,我学会接受现实。她教会我们要爱惜自己。她问,我们喜欢自己什么?我想了想,幽默感。”年轻时,她曾在一家蛋糕店打工,也许门可罗雀。她笑说,那是一家令人沮丧的蛋糕店,她只好幻想自己身在好莱坞,每每走进一个客户,她都会从对方的一些特征幻想对方是某某大明星。她自己也没发现,这些年来,那个乐观开怀,充满幽默感的女孩都去了哪里?

离开舒适圈面对世界

重拾勇气的她在庇护中心只待了短短两个月半,就决定带着孩子出走,勇敢面对外面的世界。庇护中心越安全越危险,这里什么都有,她担心再这样待下去,会离不开这个舒服圈,儿子的未来更没有出路。出去以后,她找过无数的工作却不果。职场的年龄歧视,让她难以重当上班族;她试过问餐馆或便利店,但对方都以没有相关经验为由打发她。间中,孩子因思念父亲过度,乞求母亲重返父亲身边,她一开始不答应,后来为了孩子,即使明知不可能,还是决定尝试。

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回,还被打断中指一小节骨头,后颈也被摔伤。但她学会了报警,丈夫被送进监狱,她每天打电话去警局追问下落,因为丈夫曾扬言若出狱要置她于死地。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琳达前夫在访问的前一周,在狱中心脏病发猝死。她是他在马来西亚唯一的亲人,原本找到新工作的她,只好延后报到时间,耐住性子和情绪为前夫办理身后事。每次说到此处,她手握拳头,“什么?我心烦意乱,像他这样强壮的男人,竟然会因为心脏病而死去。这很恼人。他原本应该是被遣返回国,然后重新开始……可是,他竟然这样就死去了,真是不可思议。”

“写作课以后,(它让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它会否再次发生,全看你自己。我选择不让它再发生,要向前看。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由的感觉。”访谈的两天后,她准备开始迎接新工作,是一份文职,她的老本行,工资不错,老板也乐意让她带放长假中的孩子上班。从琳达身上,更能深刻体会到,那些看似抽象的劳工权益及就职女性或单亲妈妈的权益,在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是何等重要的社会安全网,为他们提供基本且合理的工资,友善且人性的工作环境,以及公共托育服务。

琳达坦诚,勇敢是需要练习的,现在的自己还是会走一步退两步。她回想起,柏尼斯曾在写作课要求她们写一封信给5或10年后的自己。“我有很大的梦想。5年后,我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意,拥有一部车子,能够独立负担孩子的开支,有能力的话,还可以一起去旅行。我会全力以赴。”

狙击手、冻疮和止痛药:站上火线的医者娜迪拉

狙击手、冻疮和止痛药:站上火线的医者娜迪拉

娜迪拉(Nadirah Babji)现年26岁,去年才拿到医学学位,却已数次走到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最前线。

她到过土耳其、希腊、塞尔维亚和其他欧洲国家,到处提供医疗援助和灾难救援。此前,她曾在肯亚的学校带领一支体育队,也曾到坦桑尼亚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募款,甚至在中国、印尼和印度孤儿教英语

不过,这位来自雪兰莪梳邦双威镇的女生却直言,她从小在备受忽视的世界中长大。

她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全家挤在简陋窄小的公共组屋。比起拼命啃书考取奖学金,她更专注要如何闪躲周遭人的欺压

大马教育文凭放榜,她凭着全科A的耀眼成绩,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在2011年飞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学医。

印度的另类换宿旅游

求学之余,她趁机到印度各地旅游,同时也激发了她对救援和社区工作的兴趣。

凡到需要援助之处,她总会多待几天,留下帮忙,也开展了另类的换宿旅游。

“我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就让我留宿在他们家中。”

“在那里待得越久,我愈感觉自己也是他们的家人或是社区一部分。”

活泼开朗的娜迪拉告诉《当今大马》,“我到处跟人说话,聆听他们的故事,也从中学习他们如何思考。我很享受这样的方式。”

顺利毕业后,她趁见习前的空档,先后到了非洲、中东和欧洲等国家,参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救援工作。

“我把奖学金全花光了,旅费能省则省。”

“我住在各种旅店或当沙发客。我在欧洲每天只吃一餐。”

她的工作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它们主动接洽和邀请她,在灾区设立医疗设备。

虽然她尚需实习才能取得医生执照,但她已受过专业医疗训练,擅长灾难救援和人道援助。受访的两天后,娜迪拉飞往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诊所的设施。

根据《BBC》的消息,科克斯巴扎尔位于孟加拉东南部,与缅甸接壤。当地的医院今年9月持续接受大量罗兴亚穆斯林伤患,他们许多是在越境逃亡时被地雷炸至重伤,医院因而人满为患。

土耳其的狙击手

回想在土耳其的日子,她恍如身在另一个世界,每天在烽火前线,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惊险事情等着她。

叙利亚难民每天游走在生死边缘之间。狙击手驻守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一旦有人越过边境,格杀勿论。当地难民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每天约有1000人集合出发,一起越境。

有个男人告诉她,就算人再多,狙击手还是照样开枪。不过,躲在人群中,用肉身分摊死亡风险,降低被击毙的机率。有些家庭则选择走山路,希望可以保住性命。

叙利亚难民营里,她是唯一的医护人员。那里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许多难民发烧感冒,她每天要处理很多急救护理、包扎伤口等。

她曾在土耳其的难民营,遇到一个痛不欲生的男病人。一个月前,他才刚刚置换肾脏。不过,土耳其政府却不提供任何止痛药物,身为医护人员的她也束手无策。

这些难民从叙利亚走了整整一个月的路,才来到这里。鞋子已烂不成形,很多人还得了冻疮。

“过去,我只在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热带国家生活,从未看过冻疮。我得向人求教如何处理冻疮。”

每个难民身穿救生衣,准备穿过边境区,搭船到希腊。娜迪拉从未亲眼见过这一幕,他们都在夜里涉险而行,目的正是为了抵达欧洲,在那里落脚,找一个栖身立命之处。

一个刚生产两天的妈妈,怀里还抱着婴儿,也跟着大伙儿涉水过海。生完孩子一天后,土耳其的医院就让她出院,也没有提供任何止痛药。

“除了通知另一端的人,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妈妈和一天大的婴儿正准备过境外,我别无它策。”

炽热夏天穿冬装

娜迪拉在土耳其快一个月时,希腊北部马其顿边界传来急需医生救援的消息。当时那里有将近2万至3万名叙利亚难民困守在边境,实在是个大灾难。

2016年3月,她决定和两位美籍护士一同前往希腊支援,参加了当地一个叫作“Kitrinos”的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的设备简陋,但还是勉为其难地改装救护车,车内的床充当病床,救护车的后门则挂满各种药物和听诊器,还算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流动诊所。这部“流动诊所”四处拜访,需要治疗的病患就排队等待就医。

去年6月,她重返希腊。可是,希腊政府早已关闭她原先支援的难民营,将难民疏散到军营。她也只好跟着移到那里。白天,她一边巡逻,一边为难民测量血压或检查慢性疾病;晚上,她就在朋友的帐篷里借宿。

她发现,身为穆斯林,遇到同样宗教的叙利亚难民时,化解了不少不必要的文化差异。

她经常成为难民和志工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志工会问,明明是炽热夏天,难民为什么还穿着厚重的冬装不换?当时已有不少人因此中暑昏眩。这些志工大部分是欧洲人,他们不理解穆斯林要遵守教义。经解释后,他们才开始晓得要提供长袖衣服。

不过,她补充,“可是,当你伸出援手时,你最先想到的是大家同样是人类,而不是对方的种族或宗教。”

在塞尔维亚,有大批叙利亚难民想要经由此地进入匈牙利。娜迪拉协助当地组织设立医疗设备,他们放手让她决定许多重要决策的信任程度,让她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把一个年仅26岁的人的话当真。

之后,她还去了德国、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去拜访那些被安置该处的叙利亚朋友。他们入乡随俗,重新适应生活;有的已经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连英语都忘了怎么说。

最大的心愿
放眼周遭,她说愿意参与人道救援的同伴少之又少,但四处都传来严重缺乏医护人员的消息。她设身处地地想,若她的父母也身在难民潮,谁来救援他们。

“我并非来自富裕家庭,我能理解那种难偿所愿的滋味。在自己的国度,感受贫穷的滋味已经够苦了,更何况是在他人的国家。”

回来以后,她长期密切关注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她认为,这里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灾难救援,而是为难民倡议,争取他们基本的权益。

迄今,马来西亚尚未签署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受访两天后,她将启程到科克斯巴扎尔,当一个月的医疗志工,为当地的罗兴亚难民提升医疗设备。

这趟科克斯巴扎之旅,是她首次与罗兴亚难民合作。她预计这趟旅程需要1000美元(近4080令吉),但是她全副身家仅有500令吉。她也不顾手头上的盘川寥寥无几,还是一股脑儿地往前冲。

“我希望去到那里以后,他们看到我所做出的成果后,会愿意多捐一点。”

不同地方的人权状况不一,难民危机的处境也截然不同。尽管困难重重,她依然感到振奋,将其视为一种挑战。

她最大的心愿是设立一支自己的搜索和救援团队,能够进入灾区提供救援。打从开始着手难民的工作以后,她发现那是她毕生中最想要做的事。

若欲追踪娜迪拉的消息,跟浏览她的 面子书专页
一个“外来者”的移动与回家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2)

一个“外来者”的移动与回家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2)

电影序幕,待业的摩多修理员阿强(陈泽耀饰)拿着空水瓶,徐徐爬上里面住着一只青蛙的生锈蓄水池。引入眼帘的是俯瞰汽车工厂、住宅区与公寓怪诞混合的城市地貌。阿强和妹妹从厕所成功偷水后,镜头就跟随他的摩多穿梭在吉隆坡的旧城——富都(Pudu)社区的大街小巷之中。当地熟为人知的旧巴刹天桥底下、电子街、印刷厰区、木屋区,逐一镶嵌成电影的布景。

《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为什么要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主要布景?

电影书写吉隆坡老城

“我很喜欢Pudu这个地方。”

他说,富都早年热闹得很,是吉隆坡最早被发展的地区。整个区域的老建筑,有别于后期吉隆坡逐栋立起的发展模式,透露出这里曾是城市规划的重点。后来,随着八打灵市一带被开发,半山芭就开始没落,成了老建筑与老人汇集的老社区。

他也很喜欢这里的人蛇混杂,保存了许多华人市井小民的生活方式,食物、巴刹摊位、人们讲话的方式都还是有那个道地味儿。

“我很想去拍一个老了的城市,跟一个新诞生的地方。他们可能没办法逃离这个地区,只能在这里生活。”

刚开始写剧本时,他并没有指定地点。喜欢边写剧本边看场地的他,有次开车兜到俗称红灯区的格朗路(Jalan Gelang)上,发现“东厂”墙上五光十色的的灯管招牌,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迎面开来,某个转弯处,突然出现一个那么大的电视机,很亮。”他说,这很荒谬,一座住着许多老人的老社区,突然有栋建筑的电视墙那么新颖亮丽,即使要在其它商业地区都很难找到。

这座城市拼凑着太多奇怪的事物,他说:“我对那个景象很难忘,好想把一切东西都发生在这里。”后来,这里就成了阿强找到凶手车子,后来被警察追捕的场景。

观看《分贝人生》时,辨别实景的具体地点仿佛成了另一种乐趣,也隐约感知到电影兼具记录城市面貌的使命。

木屋拆迁发生在蕉赖啤路(Jalan Peel)上,熟知吉隆坡的人,大概都知道那里曾有一大片的木屋区,后来因发展之名,木屋居民忽然成了吉隆坡市政局“零违章木屋区计划”,以及后来的购物商场和捷运计划的牺牲对象。

“我想要用很多外来的东西,去呈现阿强的角色,就像木屋倒下、推土是一个爆发。我想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配合他的心情去做,于是想到拆迁木屋。”

原来编剧梁秀红也曾住在木屋区,那是一个邮差有地址也找不到的地方。“我就去看,真的就如我们所写的那样,喷红字的就是要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住在里面,同时又拆掉了很多家,有人在那里捡破烂。”

“它就在Sunway VeloCity(双威永乐城)后面。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凉,后面还有栋高楼正在起着,才一条马路而已,反差那么大。”

坚持不妥协:不要配乐

首次执导长片后,陈胜吉认为,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应该坚持什么?

他快速回应,坚持不妥协。但是,为了让电影顺利开拍上映,他不都作出一连串的妥协,例如选角。他反驳,“我也有一堆的不妥协,像配乐这件事情。”

为了坚持不要配乐,他曾多次和监制闹僵。因为两三年合作下来开始变得熟悉也罢,为了让电影给更多人看见也好,彼此说话方式和语气很不客气,连投资方也认为要有配乐不可。

“那时候我很焦虑,一直想着要怎么说服他们,不要配乐。”

他解释,有些立场可以妥协;可是,配乐不行。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还曾为此写了一封很长的简讯。到底为什么不要有配乐?

“因为它不可以有配乐。它为什么要有配乐?今天如果它可以不需要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要给它?”

他语速变得好快,仿佛这些回应在过去上演了好多遍。打破电影制作的固有思维,是他想要表达的。

那天,他们印制了一个没有配乐的DCP(数字电影版),准备播放给工作人员看,还有台北影业的老板。起初连他也认为要有配乐,现场很多人也这么认为,唯独台湾知名电影音效师杜笃之认为不需要。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他说,完全可以不用配乐,剧情完全可以撑起来。”

直至后来播放完毕,大家才觉得可以不用配乐。

“我当下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这部电影跟你有关,如果你自己不去坚持的话,请问谁还会来帮你坚持和保护这个东西。”

他笑说,“这是廖克发(《不即不离》纪录片导演)跟我说的,呵呵呵。”

“不过是部普通片子”

片子上映后,看到各媒体电台的宣传,大家在面子书上的讨论,他有什么想法?

由于厌倦媒体重复性的样版访问,原来他早已和监制达成共识,不参与后期宣传和媒体访问。他直说,“没有看到大家,只有身边的朋友讨论。”

朋友或许碍于情面,都不特别严厉批评。他忽然陷入少有的沉默,“当初做这件事时,很不好做。”

“电影上映最让我期待的一件事,是…..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是一部很普通的片子。可是,它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少数的片子,算是比较异类的片子。”

他说,先不论观众对这部电影喜欢与否,至少它的出现撑开了电影的类型。“我们真的太少看到其他样貌的电影,我觉得至少做了一个跟过往其他电影稍稍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做的就是趁着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应该以一个很多不同面貌的方式去做电影。”

他说,电影本身的呈现手法很复杂。它多样和包容,同时可以跟不同的元素、其他艺术形式连结在一起,像文学、音乐、戏剧。当然,电影也可以简单处理。

问起与《分贝人生》有相同社会关怀的本土电影《Jagat》的看法(倒是忘了问《黑眼圈》对他有没有影响),他说,“整部片子的情绪都是愤怒。我看完整部片子读到的一个讯息是,导演做电影非常困难,所以他就趁着这次的片子把全部情绪宣泄出来。”

同处这样的环境,他很同理电影创作者的心情,但他一共重复了三次“很怕”,说自己最怕第一次拍片的时候,有太多事情和情绪想说,所以不断说服自己,要把自己放下。

“你要放下自己,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放下自己心里面的某些点,可能是一个贪心,想要讲更多。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看看自己在电影上的高度可以去到哪里,看看自己有多厉害或不厉害。”

他话锋一转,“但是,观众来看电影只是要看两个东西而已,看故事好不好,看演员好不好。谁管你陈胜吉是谁?谁管你陈克勤(《分贝人生》摄影师)拍出来的画面有多厉害?”

他当过各类广告和电影的收音师、灯光师、助导等幕后工作,心里清楚自己想要在电影创作上抵达的彼岸,与电影被大众市场逻辑餵养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拉扯。

“后来,我觉得和两个监制(王礼霖、李治成)合作下来也是好的。前面真的有很多争执,现在是很好的,很庆幸监制他们觉得电影有另外一个面貌,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另一种回家:多伦多影展偶遇同乡

电影仍然是目前他最想要和世界沟通的媒介。“是啊,马来西亚长这个样子,太多人拍马来西亚好的样子,或者拍完全跟马来西亚无关的片子,纯粹是语言或演员,看起来像是马来西亚(电影)。”

“它是记录一个城市这个时候的样子,也是记录我当时怎么看待这个环境周遭的一个方式。”

去年12月起,《分贝人生》一直拼欧美影展,迟迟没有消息,直至今年8月,《分贝人生》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探索发现单元”,陈胜吉有机会跟电影团队去跟当地观众交流,万万没想到在观影现场,偶遇一位移居多伦多多年的马来西亚人,让他印象深刻。

对方也是修电影,“看完之后,他问为什么电影的观点是从华人出发?我就跟他说,我是华人啊,我没有办法从马来人的观点出发。”

“这个土地就摆在那里,我就想要去拍它。我觉得很多人不拍,所以我想要回去拍。”

后来,那个人当场哭了。陈胜吉回溯当时的情景,“他是十多、快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也很少再回去。他也是念电影,他觉得他是在逃避。可是,他看到一部非常亲切的马来西亚电影。”对方很感谢他们拍了《分贝人生》,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他也能看到。

那也许是另一种回家,与电影中不断召唤我们“回家”的童谣,有了一种预料之外的呼应。

“那个点让我非常感动,你没有想象过一部影像的力量可以去到那里。可是,偏偏在某些时刻,它带给你的回报是远大于你可以想象的。”

“电影本身到最后可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有那么多主创人员、工作人员和演员,那么多不同的人,将自己的经历和历练在里面。它自己本身就诞生了一个,你控制不道的生命。”

他反刍,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别人的影子,也有很多其他片子的影子,或是其他人的戏剧思考模式。

“坏的我也不能怎样,我已经在我这个年纪,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拍一部电影。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会拍到这个样子,我就只好更努力,或是吸收更多不同的知识养分,然后再去拍一部。”

他说,这是创作者要面对的,而非推说观众看不懂。

他很坦然地说,也不知道是否有第二部、第三部电影可拍,但对于《分贝人生》的好坏,他觉得暂时也只能搁置在此,算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今年他以《风和日丽》再度入围金马创投,尽管下个月才揭晓成绩,平时很早起床的他,最近已开始投入写剧本,展开新的旅程。

《分贝人生》里好多场剧幕都在路上,无论是在公车上、摩多,或是汽车。陈胜吉说,他很喜欢移动,人一定要移动,往更好的方向去。

“移动会有个目的地。你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移动。个人一定要身体力行去移动,你才会有不同的东西。”

阿强在最后一幕,载着母亲在久别的雨天开往未知的路途上,重尝移动的自由。当年从台湾回来的“外来者”透过电影书写,回应他对马来西亚本土的关怀,试图撑开电影的不同类型,也是一种透过移动与回家的矛盾辩证与自我完成。

为了回家,我们总在路上。

上篇:害怕麻木,才拍城市无力感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1)

害怕麻木,才拍城市无力感 访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1)

拍完《分贝人生》的第4天,导演陈胜吉连剪接都没看,就跟着另一部记录吉辇河(Sungai Kerian)渡轮河殇的电影《9.13回家》,到霹雳巴力文打(Parit Buntar)拉电线。直到一个月后,他才有机会坐下来看。

我们现在院线上看到的91分钟版,自《分贝人生》在2014年赢获台湾“金马创投百万首奖”后,从故事大纲、分场、剧本,至少改了50几稿。单是让张艾嘉点头答应参演以前,他和编剧梁秀红两人就在短短两个月内,来回改了至少4次。

“我们想要呈现这座城市的无力感。”

陈胜吉在《当今大马》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故事本质,也是整部电影的大方向,却偏偏是早期刘德华在马新成立的公司表示有意投资时,最有意见的地方。“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想要做。可是,想要改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太灰,整个东西太沉重。”

在没有合约酬劳的情况下,他们来回修改剧本,期间故事原貌已面目全非,陈胜吉的编剧夥伴也换了两个,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投降喊退,徒留监制等人跟进。后来,投资方也觉得这样下去没看头,前后半年的磨合顿时归零,剧本又重新回到了陈胜吉的手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保留了最初的故事原型。这个坚持让《分贝人生》赢得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摄影奖,还入围了金马复选等荣誉。

凝视荒谬是日常

回想当初,创投的百万奖金折合成马币、扣税后才不过8万多令吉,距离电影开拍的预算还有一大段距离。既然太灰暗的电影难找投资方,为什么那么执着要描述城市的无力感?

“我相信有很多从外面读书回来的人,回到这座城市时,都会有不适应的感觉,觉得很陌生,就是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他来自彭亨,念书和工作曾在不熟悉的吉隆坡待上一段时间。城市总是有一种把人训练成适者生存的魔力,还未出国念书以前,他觉得这座城市的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

“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直在温水,你怎么会察觉那是一个温水叻?”这让人想起干枯蓄水池里的青蛙(还是蛤蟆?),逃不出偌大的蓄水池,久而久之,青蛙以为自己不需要水。

后来,从台湾艺术大学毕业,数年的异地生活,像是在他的黑色粗框眼镜外,加了一片滤镜。2013年回马那一年,原来介于陌生与熟悉的城市,透过他的镜头,折射出来的尽是拒绝视为理所当然的光怪流离。

“出去之后,有很多思维和感受变得不一样。再回到来,发现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到底怎么了?它没有错,所谓的‘怎么了’,”他稍停顿,“用一个很怪的方式继续营运。我当下觉得那个‘怪’特别强烈。”

剧情开始没多久,阿强(陈泽耀饰)和妹妹(陈彦文饰)就在某个转角被车撞后逃,台湾《放映周报》的翁煌德,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观影后,跟中国观众问了相同的问题:你们怎么不去报公安?

游走在上下阶层之间的社工小川(颜薇恩饰演)到警局保释阿强出来后,只见玻璃门上贴着:“Polis dan masyarakat berpisah tiada”(警民同在)。我们早已对周遭张贴的大小官方标语无感。找警察没有用,是居住在这座治理失灵的城市的人们,长年累月领教的重要道理。这一切的发生与后续处理,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麻木了啊。我很害怕麻木,所以不断用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去提醒自己。”

所以,他想要趁自己对眼前的不合理还有一些知觉的时候,记录下来。

“当下我还是有知觉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可能,我也是会没有知觉的一天。这可能是五年、十年后的事了,那时候再拍商业片吧。”

为什么谈制水?

患有精神疾病的单亲妈妈(张艾嘉饰演),在男人缺席的家庭里,靠着以件计费的车衣家庭工,独立抚养身份不明的妹妹,还有辍学的阿强。妹妹车祸逝世后,因无父母出示报生纸,一直留在停尸间,而展开了阿强四处凑钱救人的荒诞剧目。

“大家都在讲这部电影在谈贫穷,没有啊,它就是马来西亚大环境底下的一个人小人物抗争。”

从电影制作花絮到此刻,他老是强调电影所能承载和传达的不只有单一讯息,他也不想这部电影只被定格在某个特定面向上,于是解释时也会自我推翻或延伸,“也不一定是抗争,而是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去生活、生存,怎么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荒谬与不荒谬。”

“我为什么讲制水?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很荒谬啊。”

那一年刚好是2014年年初,雪隆一带实施不定期轮流制水,人们过着两天制水两天复水的日子。当时陈胜吉其实并不在马,有次他在姐姐于吉隆坡的三层排屋的厕所,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桶水,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就成了贯穿《分贝人生》的主题。

“我吓到……它看起来跟你一般想象的那种不是很有钱的家的水桶是一样的。”他说着说着,语气转急促,“你懂吗?到了某个点的时候,大家缺的用的是一样的,这个很妙。稍微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和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共同的。”

底层社会:活着就有出口?

资源分配不均造成阶级差异的两极化,反复以对比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比如,议员高级住宅与木屋拆迁和人民组屋、专用水车和排队拿水、豪华自助餐与嘛嘛档、整个蛋糕与红鸡蛋,还有政府医院、停尸间、监狱和警局等公家机构,如何与在关键时刻急需社会制度支援的底层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陷入毫无出路、恶性循环的退路。

毫无曙光的退路是大部分观众感到沉重的主因,但似乎跟《分贝人生》海报上正能量满满的字样“活着就有出口”有些出入。

他总爱跟演员聊天,无论演员角色轻重,那是一个创作者采集故事的方式。有次他拍短片时,跟一个在剧中完全无对白的六十几嵗阿姨聊天。

“她说,她一辈子都在换地方住,以前是因为战争,日军来袭开始逃亡,一会儿投靠姐姐,一会儿投靠哥哥、阿姨,一直换地方。”

后来,阿姨在吉隆坡落脚,丈夫离开她,单独抚养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40来岁,脚因受伤长年在家。她想过做生意,但资金周转困难,没成。她想要孩子成龙成凤,也未能如愿。一家人的困顿和命运周而复始地在世代之间重复上演。

他自嘲自己当时很天真,主观认为下一代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突破世代遗传下来的困顿,扭转命运乾坤。“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去忙碌,待他们解决完后,可能你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

那次对阶级流动的反省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也成了张艾嘉在剧中的原型,至于介于正常与不正常的精神病母亲,则是来自饰演议员朋友的张水发亲身经历的启发。

面对底层社会的繁杂多样,强调真实的他如何避免污名、刻板化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他说,在设计每个电影人物时,他念玆在玆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环境下的苦难者,大家都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例如,印刷厰老板征收昂贵费用是为了让唐氏症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自己最终也会跟别人一样撞后逃而无故他人死活。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有天你的家里有事,你一定会以你家里为优先。” 《分贝人生》没把人黑白好坏简易划分,在网咖的混混粉肠哥从钱包掏出仅有的大张钞票作为帛金,“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吧,可能大家对流氓、小混混、啦啦就是那个印象。他却是唯一一个对妹妹死亡付出了一点温暖。”

“当然也很害怕,尤其是刻板印象这件事情。” 访谈里,他经常会用“很害怕、很恐怖”,浅易了当地直接表达他对事物的感受和立场。他说,刻板印象有时候也未必来自电影本身,而是观众从自身经验去观看世界的既定印象。

他直呼两次很难拿捏,边大笑:“你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一直把剧情做得很精彩,让大家忘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会看到阿强很忙很忙,又来又来又来,做么这样忙的,因为就是要撇开这些刻板印象。”

MH370与土地关怀

11年前,陈胜吉曾在讲座上问蔡明亮,为什么一直创作孤独。那一年,蔡明亮执导的《黑眼圈》经电检后终获在大马上映,说的也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贯穿其中的命题是烟霾,发生在吉隆坡市中心一栋巨大的废墟大楼里。

陈胜吉在另一个访问说,他后来似乎也开始明白,长年专注在同一命题的必要,那他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他直说,“我不知道,我还在找。就目前来看,可能都是跟社会环境和土地有关,一些民生问题。我自己是这样想,自己还在摸索。”

像与制水发生在同一年的MH370飞机失踪事件,是陈胜吉有意识地要摆入电影的元素。他说,虽然按照电影故事本身,即使抽掉了这一段,其实也言之成理。“这部电影根本不需要有这个,也可以撑起剧情,但是我太想要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去记录这件事,我很想将这一点点东西拍下来。”

同一件事情,不同位置,每个人的观感就会不同。他在书写的时候,他知道对这些受难者的家属来说是一件重大伤痛,但是对所有关注的人来说,它可能不过是大家茶馀饭后的休閒话题。

拍完《分贝人生》之后,他有次在路边拍片时,偶遇7年不见的阿姨。虽然心里忐忑,担心没话题可聊,但他还是跟阿姨约了碰面聊天。三四年前,年纪尚轻的表弟因车祸过世。陈胜吉问阿姨是否释怀了,阿姨点头。事发当晚,阿姨也是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赶紧从居銮往槟城去,中间急救了很长的时间仍然无法幸存。之后,她终日失眠,每晚都很怕接到电话。每次电话一响,她的心都会直坠落地,仿佛不幸的事又要降临。直到MH370事件爆发以后,她才真正释怀。

“她会觉得,MH370在飞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了,至少她还可以看见孩子在医院的全貌,为他办一场葬礼,但是MH370连一个祭拜(受难者)的位置都没有。她觉得有人比她更难过,自己不应该太难过,于是就释怀了。”

当中的一些真实情节其实与张艾嘉的境况神似,他说,虽然当时已拍完《分贝人生》,但是遇上阿姨却让他更笃定当初的坚持。“一个家庭的大事,放在社会之中,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在那边,不会有人理会你这些人的感受。”陈胜吉说话有时候像个剧本,对话的画面跃身于现实中,让人身入其境,鸡皮疙瘩掉满地。

下篇:为何陈胜吉选择富都(Pudu),或称半山芭作为《分贝人生》的场景?为何他坚持不要配乐?

从嗑药到反毒

从嗑药到反毒

从嗑药到反毒

一个“直刃派”庞克的养成

叶家喜 | 2017年4月14日

酒吧的一个如常夜晚,打工兼职的庞克青年艾因(Ein)看到令他感到恶心的一幕。他自认已非常糟糕,抽烟、喝酒及嗑药无不沾上,但眼前一幕,比起他和染上毒瘾的哥哥还要恶劣。

“我看到在酒吧内喝酒的执法人员,公然卖毒品给其他人。”

“这让人作呕,理应缉毒及保护我们的人竟同流合污。那一刻,我觉得够了,我痛下决心,停止吸毒、喝酒及抽烟。”

“我告诉我的乐队成员,我们得改变乐队路线,成为直刃派(Straight-Edge)。”

那一年他22岁,已嗑药数年。

重述这段改变人生的转捩点,眼前的艾因依然显得愤怒,他无法接受执法机构出现腐败,如同他无法接受自己唱着反抗贪污滥权等歌,自己却陷入毒海。

艾因来自巴生,今年39岁,他从14岁起就成为庞克,至今已有25年,在庞克圈已属老辈。

17岁时,他成立一支独立庞克乐队,之后改名为Second Combat,在生活颇为匮乏的90年代,这支乐队算是取得不错的成就,不只受邀到欧洲巡演一个月,更出了不少专辑与黑胶唱片,在当时的地下庞克圈享有小名气。

但这些成就只属个人,艾因和Second Combat更重要的角色是反抗毒品,当他于22岁宣布其乐队成为直刃派后,他们在每一次的演出都会传达不吸毒、不喝酒、不抽烟及不滥交的讯息,艾因之后更成立“青年无毒协会”(Drug Free Youth Association),帮助青年脱离毒海,尤其是庞克群体。

出书推广“X”文化

从吸毒到反毒,来自破碎家庭的艾因有过一段糜烂生活,今年3月他出版了《我是庞克小子》(Aku Anak Punk)这本传记,把自己的庞克人生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由Buku Pojok出版及销售,以马来文书写,词句浅白易懂,不时用上一些英文如“gig”(现场演出)、“rebellion”(反叛)、“scene”(表演场景)等庞克场景所熟悉的字眼,读起来像是一名庞克的自传。

问艾因的写作心得,他腼腆地笑说:“我就直接来”(aku hentam saja)。

庞克起源于70年代的非主流文化,最早流行于音乐界,最后渐成一种生活态度。庞克族以叛逆及充满颠覆性的音乐与造型,反抗主流社会的制度与价值文化。

直刃派则是庞克或硬核音乐的一种生活态度,起源于80年代初期的美国,当时一些庞克族对庞克界普遍存在嗑药、酗酒及吸烟行为感到反感,因此发起直刃派运动——拒绝毒品、烟酒及滥交,一些更主张吃素。

艾因原名凯阿兹(Khai Aziz),但大家习惯称呼他艾因。3月的一个早上,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以分享他的新书。眼前的艾因身穿黑色尼龙外套,下半身是褐色长裤及运动鞋,这和他年轻时的打扮相去甚远。

“以前我也穿夹克、马丁(Dr.Martens)靴子及染头发,什么颜色都有,青色啊黄色。”

艾因的右手带着一个画有“X”的手表,那是直刃派文化的符号,一般上,直刃派乐队在表演时会在双手的手背上画“X”,人们就知道这支乐队不喝酒,而不会供酒给他们。

问他出版此书的目的,艾因说,他希望向其他庞克族传达直刃派的生活态度,启发他们远离毒品。

偶像哥哥深受毒害

在成为直刃派前,初入庞克圈的艾因和其他少年一样,以为庞克一定要抽烟、喝酒及嗑药,他坦言,一开始是为了融入圈子,也以为那样才有型。

他在访谈中毫无掩饰地分享过去事迹,一如他在书中直白的笔调。

“那时我才14岁,刚加入庞克一族,我的同班同学几乎都吸毒,若我们翘课,就会聚集在朋友家,我们会抽烟、喝酒及吸毒。”

“一些朋友会尝试(易成癮的)烈性毒品,例如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Meth,一种兴奋剂),之后会很嗨(high),当时我们认为,嗨是一件很酷的事。”

不过艾因解释,当时他只是吸一些轻微毒品,如大麻及K他命,且没成瘾,但他身边很多朋友染上毒瘾,不少更因而丧命。

他的哥哥也染上毒瘾,经常向母亲讨钱买毒品,更因此变卖掉家里的东西换钱买毒品,搞得家无宁日。

哥哥其实是艾因的偶像,是影响艾因少年时期最深的人。哥哥收藏各种庞克乐队的专辑,又是吉他手,艾因想要像他一样酷。

村民称之毒品家庭

除了哥哥,艾因还有一名姐姐和弟弟,有趣的是,四人都是庞克族。但他形容,他们不像其他小孩幸运,中三时父母就离婚,导致家庭乱七八糟。

母亲大部分时间在外工作,无暇关心他们,音乐和庞克是当时四兄弟姐妹唯一的慰藉。

“我们的家庭缺乏榜样来引导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太像一个家,这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经常流连在外,和庞克朋友混在一起的原因。”

后来,他发现哥哥变了,不只常喝得酩酊大醉,更被毒瘾折磨得不成人形,瘦得像骷髅。

“他(哥哥)每天都向我和母亲讨钱,若没钱,家里的东西就被卖掉,电视、煤气桶,甚至连天花板上的风扇他也拆下来卖。”

“甘榜的人都讨厌我们,他们称我们为毒品家庭,摩哆不见就指控我们偷了。”

之后,艾因和母亲不得不报警,哥哥因而首次被送入扣留所及戒毒中心,之后进进出出约8次之多。

成为庞克圈的“医生”

他恨毒品改变他的哥哥,也开始对颓废的吸毒生活感到厌恶与反感。

之后,艾因把全部心力放在乐队上。他爱庞克音乐,当时会购买国外各种独立音乐杂志,如《Maximum Think》及《Self-Dicipline》,并从这些杂志认识到直刃派文化。

艾因青年时常在酒吧兼职打工,直到那个酒吧夜后,艾因的乐队Second Combat才正式成为大马首支直刃派乐队。

“我觉得自己很虚伪,我们的歌词内容尽是要为社会及世界带来美好,但我和队友都吸毒,那时我已开始讨厌毒品。”

但摆脱毒海的过程并不容易,艾因和队友们都有吸毒问题,他们决心和毒品背水一战。重复停停抽抽多次后,他们终用了一年时间摆脱毒海,也戒掉烟酒,艾因更于2004年起成为素食者。

他形容戒毒后经常心情愉悦,于是便开始向身边的庞克朋友推广直刃派文化,但一开始难免发生意见冲突,一些庞克朋友不认同他的无毒思想。

“他们都谴责我说‘天啊,你不再是庞克,你应该吸烟及喝酒’,有时他们会把烟递给我,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没生气或拒绝,我只是说‘没关系,下次吧’。我坚持婉拒,直到他们累了而不再施压我。”

艾因也不会强迫庞克朋友改为直刃派,他只是坚持留在地下音乐圈,以便哪天哪个庞克朋友对烟酒毒反感而想改变时,能够有个倾诉的对象及选择的余地。

“我相信没人能被强迫,在庞克圈我们没互相对抗,我能接受你是无政府主义派庞克(anarchy punk),你能接受我是直刃派庞克,我们没把各自的思想强加他人。”

“我只是要呆在那里(地下音乐场景),随时准备着,以协助任何想要改变的人,就像一名医生:哦,你有问题,来找我吧!”

融入社区耕耘服务

这时的艾因和乐队,每每在地下音乐场景演出时都会宣传无烟酒毒,后来他也在一家学院找到工作,任务是到学校寻找成绩差的学生,以招揽他们到其学院升学,因此他得奔波于各个中学给讲座。

“可能大家会觉得好笑,庞克小子也能给讲座,但我经常会在讲座尾声穿插一些反毒资讯,老师认为那蛮不错。”

在获得一些认可后,艾因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能协助青年反毒,最后他决定辞职,成立非政府组织“青年无毒协会”,举办反毒讲座及活动。

艾因主要会到国中给讲座,他笑说,学生们对庞克文化的兴趣甚于反毒资讯,因此他总会和学生们分享他和其他庞克的故事。他已记不清总共办了多少场讲座,但如今会维持在每个月一场。

虽然身份转为反毒的社运分子,艾因仍坚持自己是名庞克族。他说,庞克的思想本来就主张关心及服务社区,就如落户安邦的庞克社区“火屋”就经常推动社区活动,如“要食物不要炸弹”(Food Not Bombs)以及免费市场(Free Market)。

叹社会排斥边缘人

艾因也曾协助哥哥戒毒,让他一度摆脱毒品,组织家庭,甚至找到一份工作。但艾因感叹,社会不接受像哥哥一样曾经入戒毒中心的边缘人,以致哥哥在工作上遭人排斥,再因自卑而再度沾上毒品,并断断续续与毒品对抗,最终于去年离世。

在访谈中,艾因一直重复“启发”字眼,显然迫切渴望自己的故事能改变庞克场景的一些事态,而他的目标是要让全马各地都有直刃派庞克,据他所知,目前只有1%庞克是直刃派。

在Second Combat唱了20多年的庞克音乐,艾因和队员已于去年解散该乐队。

他笑说,Second Combat几乎已经历一支乐队该有的所有历程,包括巡演及出唱片等,队员们都累了,所以决定暂时解散。

但他强调自己依然是一名庞克,且要做永远的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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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版画控诉扭曲的沙巴

以版画控诉扭曲的沙巴

以版画控诉扭曲的沙巴

苏颖欣 | 2017年4月6日

哲荣(Jerome Manjat)这趟来西马的行程很赶,除了到森林局参加一个香蕉树造纸的工作坊,还出席了本地艺术圈针对近期一起审查事件的闭门讨论会。

沙巴艺术团体“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的作品在国家艺廊和孟沙APW艺术空间展出,惟展览开幕两天后,APW的一幅大型木刻版画“沙巴,我的家乡”(Sabah Tanah Air Ku)因故被撤下。

32岁的哲荣是庞克摇滚舍一员,来自沙巴兰瑙(Ranau)。他日前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谈及这幅被撤下的作品,难掩失望及懊悔。

这幅大型版画是多名成员共同创作而成,配合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逃离东南亚之海”(ESCAPE from the SEA)展览,与另外13位艺术家及团体共同展出。

版画碰触不少“敏感”课题,如沙巴身份证计划、非法伐木、金钱政治等种种扭曲面貌,还有一个长得神似沙巴首长慕沙阿曼(Musa Aman)的角色,引来有心人士关注施压。

“不,那其实不是首长,只是一个无名士。(若真的画首长)那岂不是自杀吗?”

“这部作品描绘的是真实事件,这些事真的在沙巴发生,不过也可在任何国家发生,无论是发展中或发达国家。”

“我们的作品都是关乎事实,每一幅都蕴含意义。”

众人不知道的沙巴

哲荣说,在APW空间展出的这幅作品描绘大家所不知道的沙巴,但却是沙巴人真实的生活;而在国家艺廊的同名姐妹画,则是有关沙巴的梦想,及大家眼中美丽的沙巴。

哲荣(见图)坦承,一些人不满作品上刻了“沙巴是独立之州”(Sabah Negeri Merdeka)这句话。

当作品必须撤下的消息传来,庞克摇滚舍的其中四人在出席开幕后,与主办方和策展人开会讨论,最终决定将作品撤下,并等待主办方发表公开声明。

他们知道,将一部作品从展览中撤下,是件大事。然而,为了不影响其他参展艺术家,减低对他人的困扰,他们决定在短时间内创作新作品取而代之。

“但是,我们回到沙巴后,就感到后悔。我们当时应该要捍卫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作品审查事件,没有经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决定。”

然而,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声明迟迟不来,最后也只以该作品遭人“误读”(misread)为由来交待。两个星期后,庞克摇滚舍决定将所有作品从该展览撤下,以示抗议。

哲荣不违言,庞克摇滚舍的作品碰触敏感社会课题,但他强调,所刻画的都是真实发生在沙巴的问题。

“只有别人认为敏感,这些作品才成为敏感。”

平等参与无领导人

哲荣说,庞克摇滚舍的活跃成员有约8人,正式成员“差不多18至20人”。重要的是,所有成员都是平等参与,没有领导人的角色。

他们每周都在创办成员之一李佐(Rizo Leong)位于兰瑙的家聚会创作。虽然成员都有其他工作在身,但至少每月的首个星期四一定会聚在一起。

顾名思义,“pangrok”是英文 “punk rock”(庞克摇滚)的口语发音,而 “sulap”则是卡达山杜顺语(Kadazandusun),是小屋的意思。成员们都是庞克摇滚乐爱好者,崇尚Do-It-Yourself(DIY,自己动手做)精神,也都爱艺术创作,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及社区服务。

“我和李佐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上同一所学校,是同班同学,就连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像是有同个脑袋。”

“我们那时到处涂鸦,画黑板、桌子、壁画或画在马尼拉卡上再四处张贴。”

除了庞克和版画之外,哲荣也曾经从事服装设计和缝纫,她母亲便是一名裁缝。同时,

哲荣也醉心大自然,他在神山脚下出生成长,父亲也曾在森林局工作。

哲荣高中毕业后到西马一间艺术学院学习设计,之后返回沙巴工作,在森林局担任护林员和向导,驻在丹侬谷(Danum Valley)自然保育区数年。

“在丹侬谷工作真棒,我和自然相处,激发了很多想法,不必担心外面世界的问题,我只和大自然互动。那里什么都有……我最喜欢各式各样的菌类。”

“当时我也持续创作,老板见了要把我调到杂志部去,不过我不想在办公室里上班。”

在和友人创办了庞克摇滚舍后,哲荣便辞去森林局的工作,“回到”这个花花世界。

木刻版画成抗争手段

庞克摇滚舍在2010年成立,在这之前,哲荣和李佐等好友已有一个叫“V for Volunteering”的组织,主要从事社区服务。

2013年,印尼庞克乐团Marginal到沙巴举办木刻版画工作坊,哲荣和李佐等人学会了正确的版画创作技巧和工具。同时,他们也深受印尼版画团体Taring Padi的影响,以艺术创作表达社会改革的希望,并利用传统木刻技巧作为抗争手段。

自然地,庞克摇滚舍成员也都是社运分子。哲荣和好友们多是成长于兰瑙的杜顺人,有感兰瑙的社会问题严重,却未受到关注。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无牌烟草的问题。在兰瑙街上,会有不少老妇人摆设小摊售卖自种烟草或槟榔,但遭到执法单位多番驱赶,有时甚至遭拳打脚踢。

“我们感到很不满意,就画了三款海报,在晚上张贴在每一间店铺前。”

这三款海报的标语分别是“要民族进步,就买婆婆的烟草”(Kalau nak bangsa maju, belilah sigup nenek)、“卖也不对,买也不对,是谁说了算?”(Menjual salah, membeli salah, siapa benarkan semua ini?)、“传统卷烟最纯正” (kirai asli original)。

“我们这么做的效果其实只有一点点,但只有做了才会些影响。从那次起,我们就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不曾停止。”

之后,他们常在街边举办免费工作坊,教导有兴趣的人制作版画,也不时义卖画作为有需要的人筹款。当然,抗争活动他们也不缺席,如反对沙巴兴建凯端(Kaiduan)水坝等。

而哲荣这次前来位于甲洞的森林研究院参加造纸工作坊,就是希望能把技巧带回到沙巴,教给村里的人。

“我的任务就是要学会它,教给村民们,让我的村子更能够自给自足。”

个人风格与集体创作

木刻版画一点也不简单,需把翻转的图像雕刻在纤维木板(MDF)上,再完整印制在布条或纸张上,极考功夫和天份。而庞克摇滚舍又爱挑战创作大型版画,成员们集思广益、共同创作。

对于像Marginal、Taring Padi和庞克摇滚舍这样的艺术团体而言,“个人风格”似乎并不太重要,反而是集体创作要带出的信息更为关键。

哲荣说:“集体创作很有趣,很多头脑激荡出很多灵感,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很多想法。”

“(组织了庞克摇滚舍后)我们有更清楚的集体目标。”

“完全没有担心(失去个人风格的问题),不同田地不同煌,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创作,所以每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团体的创作风格非常雷同,甚至有人质疑庞克摇滚舍“抄袭”,询问Taring Padi是否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和其画风极其接近的版画团体。

然而,Taring Padi在该访问中却说,他们乐得与人分享共同风格,而且不在乎什么是属于他们的风格,什么版权和所有权等,因为重点是传播信息。

或许,庞克精神更是驱使他们利用艺术表达对世界看法的动力,“为艺术而艺术”则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艺术给人正面力量

哲荣目前在离亚庇市区约40公里的小镇淡布罗里(Tamparuli)工作,经营淡布罗里生活艺术中心 。这片占地4英亩的土地,是由今年已高龄一百的英国画家缇娜(Tina Rimmer)拥有,她在沙巴住了超过半个世纪,一直想在当地推广艺术活动。

前沙巴博物馆馆长派翠霞(Patricia Regis)目前是这个中心的管理人,她在2015年的一场展览上碰见哲荣,便极力邀请他到淡布罗里经营这个艺术中心。

哲荣说,艺术中心有图书馆、画廊和工作室等,目前已有3个沙巴艺术家驻村。

“艺术家有机会表达人们无法谈论的事情,我们能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受到启发。”

“我们可以让人感受事物,对我而言,我希望给别人正面力量。”

“至于我的艺术身份认同,我还在寻找中……我的家乡(兰瑙)给我很多启发,你要亲自拜访了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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