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艺术家——拉末哈仑

界外艺术家——拉末哈仑

界外艺术家拉末哈仑

脏辫与刺青不代表“怪咖”

你可以试试用谷歌搜寻 “Rahmat Haron”(拉末哈仑)的名字,其中一项出现的条目是 “Rahmat Haron tattoos”(拉末哈仑刺青),证明这是个热门搜索词。

必须承认,第一眼见到这名绑着一头脏辫、满身刺青的艺术家诗人,许多人会被他独特的外表吓着。可惜的是,大部分人也以他身上的刺青,作为拉末哈仑的唯一代表。

拉末哈仑是《当今大马》马来版专栏作者。他臂上其中一个刺青写着 “jangan bunuh bahasa ibunda”(别杀死母语),是之前反对以英语教数理政策的抗议符号。

然而,访谈中可发现,其实拉末的英语不俗。

哈仑还问,他身为《当今大马》专栏作者,如今成为受访的对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长达3小时的访谈中,拉末常因各种话题而开怀地笑,一边抽着他的卷烟。

访谈在他安邦的家进行,他不断为自己“凌乱”的家道歉,不过其实真正状况并没如他所形容这么糟。或者可说,他家有种“凌乱美”。

人们只在意外表

说起他身上的10多个刺青图案,拉末当然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

“这是他们用谷歌搜寻我的第一件事,他们对我的艺术没兴趣,只在意我的外表。”

“他们没有谈论我的想法,或我在《当今大马》发表的文章。他们只会说:‘他有纹身’。”

“这很奇怪,人们不该以貌取人。”

拉末今年39岁,他承认,社会常把有刺青的人视为亵渎神明。但他认为自己仅是以刺青庆祝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如华人或东马原住民都有刺青的传统。

“问题只是我不原属这些文化,不过这就是文化的建构方式——它是流动的。”

拉末说,刺青无关道德,而马来西亚人应该谈论笼罩国家的众多问题,而非他的刺青。

“可能根据你的教条和道德标准,刺青是有罪的。”

“不过,用用你的这个逻辑思考,涉及贪污滥权和破坏生态,也是有罪的。”

因此,他对社会大众最中肯的问题是——大家如何被他的外表所影响?

“所以,我的模样犯了什么罪吗?我打抢你了吗?还是我向你征税?”

“我不是怪咖”

拉末也藉此反驳一些有关他的“迷思”。他说,人们谈论他的大多数事情,都不是真的。

有一次他接受本地杂志《Mastika》专访,该杂志经常报道各种稀奇古怪的真人真事。

“一开始,他们并没说是《Mastika》的记者,他们只说来自另类媒体。访问结束后,他们才承认来自《Mastika》。”

之后,尽管拉末要求他们不得引用访谈内容,但杂志依然刊出了访问。

他说,在《Mastika》杂志出现,仿佛说明自己是个“又怪又真实”(pelik tapi benar)的人,或者可说是“怪咖”。

“所以我就被如此归类——一个怪咖。但我并非《Mastika》里‘又怪又真实’的迷样人物。”

拉末坚称自己不是怪咖,而是“界外艺术家”。他说,自己从未正式学习艺术,所以不属于一般的艺术圈子。

拉末曾在马大修读经济系,却在大三时毅然决定停学,除了为声援其他被学校停学的学运分子,也是因为他在校外参与了学生组织孟沙大学(Universiti Bangsar Utama,简称UBU)。

“我发现那(经济系)不是我想做的事。孟沙大学开启了我的世界,我们积极参与非政府人权组织和公民运动,包括烈火莫熄。”

“当时的大学没有多元的活动,非常官僚,于是有了孟沙大学。我对艺术、诗歌和文学的兴趣就从那时开始展开。”

参与各种社会运动

拉末来自新山,他在1999年仍是学生时开始旅行。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到印尼寻找亚齐难民的真相,却在跨越大马边界后,周遭的景象、声音和想法开启了他的艺术之眼。

之后,他也投入表演艺术。然而,就如同他自我定义为“界外艺术家”,拉末说他不属于任何分类的表演艺术,他认为,任何事务都可以是表演艺术。

他积极参与区域内的各种艺术节,也更醉心于艺术的表现形式。同时,他也在教育、艺术、政治和环境课题上发声。

拉末哈仑在第十二届的 “International Montréal en Arts” 表演

“我参与很多事,但却没有一样专精。”

“搞艺术就像治疗一样,你无需要思考——你停止思考。对我而言,我就是近乎自然地去做,我很少通过象征表现来绘画,通常我只是探索形式。”

“诗歌亦然。可能在文法上,一个作品充满语句错误,不能被视为完整句子,但诗歌是通过文字表现的自由形式。”

拉末说,他和本地艺术圈有些疏离,亦属于亦不属于他们的一员。

“我可说是个局外人,你可以将我的艺术视为界外艺术,因为我的作品没有任何规则界限。”

拉末在2012年被缅甸遣返回国,他和艺术友人到曼德勒参与表演艺术交换计划,却因无证演出而被警方逮捕和问话。他们获释后,又再被移民厅官员逮捕,最后被遣返回马。

说起本地艺术圈,他认为有好有坏,虽然有更多艺术家冒现,但仍不足。

“我期待有更多像(政治漫画家)祖纳和(平面设计师)法米惹扎这样的艺术家。”

他也推从已故国家艺术奖得主赛阿末(Syed Ahmad Syed Jamal),认为他是现代艺术之父。

“他是让我们了解纯美术和视觉艺术的奠基者,不过看看现在当局如何对待他的作品。”

去年,赛阿末的雕塑品“望月峰”(Puncak Purnama)惨遭吉隆坡市政厅拆除,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更形容该雕塑品“碍眼”,引来艺术家和社运分子的抨击。

脏辫和刺青形象

拉末的脏辫和刺青,已成为他的形象。他说,留着脏辫是因为容易打理长发。

“我在1999年开始留长头发,于2004年开始打脏辫。这和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an)无关,虽然我听雷鬼(reggae)和斯卡(ska),但我也听其他音乐。”

“打脏辫是我要显示决心的最简单做法,就只是留头发而已……我不知道会留到何时,就让它生长吧。如果不留,也没关系,没什么是永久的。不过,目前我没想要把它剪短。”

而对于身上的刺青,他说虽然常常有人指指点点,却未真正被人骚扰。拉末说,他决定这么做,就必须承担后果。

“那些要教训我的人,就让他们这么做,这是言论自由,只要非暴力就没问题。”

“他们要和我谈也是好的,那我就有机会回答,我们就能谈到更大的事,如一马公司、生态灾难和原住民土地权利。”

对拉末影响最大的人,是国家文学家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和社运分子希山慕丁莱斯(Hishamuddin Rais)。他们在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上,补足了他在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

“我也和出版社 Teratak Nuromar 的拥有人诺哈琳(Nur Hanim Khairuddin)和其丈夫赛奥玛(Syed Omar)熟悉。这些人都很支持我,我很感激。这是让我坚持做我想做的事的动力。” 

仅以专栏稿费为生

拉末有过很多工作经验,1999年在离开亚齐后,他就参与印尼的一个选举观察的活动,被非政府组织亚洲干净选举联盟(Anfrel)派到苏拉威西北部,随后也到了柬埔寨和泰国观察当地选举。

他也曾参与全国廉正选举机构(NIEI)的工作。然而,这些机构常被人指控为外国特务。

“我不认为我们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你看看我,外国特务不会像我这样,他会有稳定收入。我目前基本上只是依赖《当今大马》专栏稿费生活,用它来缴房租。”

“卖艺术作品无法生存,我偶尔会出售我的作品。我的上一本书是2006年出版的《乌托邦创伤》(Utopia Trauma),今年会再出版一本新诗集。”

除此之外,他也为《公正党》供稿,曾是《火箭报》马来版编辑,也当过广播记者。

“真的,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曾经帮人洗碗,也做过清洁工。”

“如果有一本艺术文学杂志,我希望可以全职在那里工作,但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杂志。”

害怕开车拒绝社媒

拉末从未开过车,经济是主因,因他的收入都拿来支付房租和食物。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买书,而不会买车。

他说自己害怕开车,同时也支持公共交通。

“我纯粹害怕开车,可能因为有创伤,很多朋友死于公路意外。但坐在车里我没问题,只是不敢开车。”

“我有开过摩托车,但我的摩托车两次被偷,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搭公共交通。现在有优步和 Grabcar,所以更方便了,不然的话我就搭巴士或走路。”

他没有使用推特和Instagram,虽然有面子书但并不是活跃用户。

“我的世界没像数位世界的步伐那么快。在数位世界,你必须持续更新状态,就像是向面子书报到一样,把你的资料给他们分析,让他们用在行销用途。”

“我们活在大数据时代,没有任何秘密,所有东西都可以被追溯。慢慢的,现实就变成夸大现实,科技会是可怕的。”

依然支持改革运动

论及政治,拉末自称也是局外人。虽然不参加政党,但支持改革运动,也是媒体社运组织(Kami)的成员。该组织由《哈拉卡》前总编辑阿末鲁菲(Ahmad Lutfi Othman)和《当今大马》前新闻主编法迪(Fathi Aris Omar)领导。

他指,自己常常参与社会运动,如五场净选盟集会,但都不是以领导人身份。

对于当前政局,拉末直言,改变仍需来自现有格局,因此他最希望首相纳吉可以在下届大选前辞职。

“他(纳吉)必须下台,而唯一能这么做的就是纳吉本身(辞职)。”

“希望纳吉走了以后能有一些改变,例如(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可以成为人权委员会主席,而《当今大马》可以获得出版准证。”

“这些事即便是巫统当权,也有可能发生。如果土著团结党的人回到巫统,党内有新面孔,那他们也可做出改变。这就是为何我说,改变还需要来自现有格局。

与海巴瑶女孩邂逅

与海巴瑶女孩邂逅

与海巴瑶女孩邂逅

蔡亿佳创办义学记

《当今大马》记者 叶家喜(原文

蔡亿佳现年34岁,前年8月联同友人创办奥马达岛海巴瑶学校(Iskul Sama DiLaut Omadal,简称Iskul)。是什么让蔡亿佳萌生创办义学的念头呢?一切得从2013年7月与那名海巴瑶族女孩的邂逅谈起。

沙巴州仙本那的马布岛,海天连成一线,风景美得犹如人间仙境。霹雳州太平女子蔡亿佳来到这里度假,但这一趟出游,却开启了人生的新一段旅程。

一天,蔡亿佳乘上当地特有的小舟“lepa-lepa”,跟随巴瑶族女孩到她的海上部落作客。这段经历让她大开眼界,促成后来进修硕士时研究海巴瑶族,乃至后来创办义学,为无国籍的巴瑶孩子提供基本教育。

“那时我和朋友前往马布岛(Pulau Mabul)潜水,在那里,我看到一些人在船上生活,我很好奇,接着我遇见了那名小女孩。”

在蔡亿佳脑海中,小女孩笑得很灿烂,是一生人所见过最美丽的笑容。

“我真的被她迷住了,她划着木舟,而且划得很上手。”

小女孩叫蔡亿佳跳上小木舟,并以熟练的划船技术把蔡亿佳载回家。这个家,其实就是一艘船。

“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都在家,我想大概有6人,就在一艘船上生活。”

无国籍巴瑶人位处边缘

巴瑶族(Sama-Bajau)主要分布在沙巴、菲律宾及印尼之间的海域。自古以来,他们在海上生活,靠捕鱼为生,但也有部分巴瑶族住在陆地。据说,巴瑶族在自我介绍时会附上Sama或Samah字眼,但外地人普遍上只称他们为Bajau。

巴瑶族分为几个群体,即住在海上“海巴瑶”(Sama Dilaut或Bajau Laut),其中有些是住在“lepa-lepa”(巴瑶语,意指船)以及住在陆地上的“陆巴瑶”(Sama Darat)。

沙巴的巴瑶族还被分为东岸及西岸两大群体。东岸巴瑶族一般上是渔夫及潜水高手,而西岸巴瑶族则多数从事农畜牧业,也是骑马高手。

他们当中,一些是马来西亚公民,但也有大部分人无国籍,受到政府漠视,处于社会边缘。

蔡亿佳的义学,正是为无国籍巴瑶小孩提供基本的读写教育。

度假结束后,蔡亿佳回到吉隆坡,重新当个上班族。但不久后,她获得奖学金前往匈牙利修读公共行政硕士。就在那刻,她决定以海巴瑶族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蔡亿佳刚于去年6月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她的论文研究海巴瑶社区,包括他们的生活、经济活动、与国家社会的互动等。

硕士课程包含实习,蔡亿佳当时第一时间想到重返仙本那。于是她向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仙本那分部申请,以便研究当地的海巴瑶社区。最终,她获得接纳成为实习生。

由于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奥马达岛有联系,便介绍蔡亿佳前往奥马达岛(见地图)进行访问,并介绍一名40多岁的当地巴瑶妇女罗兹雅(Roziah)成为她的接待员。

访问得靠岛上妇女翻译

蔡亿佳忆述,在仙本那镇上,小孩吸胶毒(glue)就像家常便饭,让她震惊不已,但当下也不晓得如何协助这些小孩,只能继续研究工作。

“这些小孩的年龄约莫5至10岁,他们经常向我讨钱,一些吸胶毒,一些抽烟,其中一个小女孩甚至只有5或6岁。”

接着,她在罗兹雅的带领下,首次踏足奥马达岛,并在当地进行5天研究,包括访问海上巴瑶人家。就在此时,蔡亿佳发现,当地多数的海巴瑶人只会说巴瑶语,无法与她沟通,犹幸罗兹雅懂得马来语,能够充当翻译。

“我想和小孩聊天,但办不到。他们看到我,就只会讨钱。他们会从桥上跳下海,然后说‘你要看我跳海,就得给我钱,我会跳给你看,你还可以拍照’。不过,我并没给他们钱。”

深入访问后,蔡亿佳才发现,许多海巴瑶人没有国籍,不只无法享有公民权益的保障,更得提心吊胆过活,尤其前往仙本那镇时,担心会被执法人员逮捕。

蔡亿佳是在2015年6月中抵达仙本那展开实习。不久后,她在奥马达岛的访问工作已完成七七八八,并准备离开该岛。

然而,就在离开奥马达岛前夕,她在岛上遇见一名巴瑶小女孩,终於让她心中酝酿许久的想法瞬间成型。

小女孩愿意当义学教师

这名小女孩名叫莎吉娜(Sakinas),可说马来语。蔡亿佳与她聊天后了解到,莎吉娜拥有公民证件,所以能去政府学校上学,方才学懂马来语。

她接着要求莎吉娜,代为询问一旁玩耍的小孩,若有机会上学,他们是否愿意?

“那些小孩说‘我们不想上学’。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不够好,我们不会读写,我们很害羞……’。”

“之后我托莎吉娜问他们,若她教他们,他们愿意上课吗?那些小孩竟回答说‘愿意’,可能因为莎吉娜是他们的朋友。”

莎吉娜当时只是11岁的小女孩,但蔡亿佳还是尝试问她,是否愿意教其他小孩学习,孰知莎吉娜爽快地一口答应。

当天,蔡亿佳就把她的想法告诉罗兹雅。

“我问她,若叫上过学的小孩教无国籍小孩,妳认为怎么样?她说,这个点子很不错,何况她是岛上居民,她懂得哪些小孩能够教课。”

于是,罗兹雅召来11岁儿子及一名14岁邻居男孩,一同讨论,最终大家决定姑且一试无妨。

坐言起行,他们当天傍晚就召集10名无国籍的海巴瑶小孩,开始试验班,让罗兹雅、其儿子、邻居男孩和莎吉娜教课。试验班后,他们当晚就开会。

这次的实验感觉非常好,蔡亿佳与罗兹雅等人于是开始策划长期的教学班,并在下一个周末正式开课(见图)。这一天,即2015年8月1日,也就是Iskul学校正式成立的日期。

罗兹雅出任Iskul校长,其儿子、邻居男孩、莎吉娜及另一名14岁女孩则担任教师(巴瑶语称Mastal Arikik),至于蔡亿佳则出任Iskul董事。

这些小教师都是在岛上生活的巴瑶族。每逢周一至五,他们会到政府学校上课,而周末则教导无国籍的海巴瑶小孩。

教学班开始两周后,蔡亿佳就离开仙本那,回到匈牙利继续学业,往后一年,她没再回去奥马达岛,但她每个月仍会和刘慧玲、罗兹雅及小教师们通过互联网视频开会,以跟进教学班状况。这段期间,29岁的刘慧玲等董事负责监督教学班进展,包括发津贴,且为小教师们提供文具等所需品。

为了回馈小教师们拨出时间教学,蔡亿佳也决定给他们津贴,他们讨论之后建议每名老师每月领50令吉津贴。

“我开始计划一年的预算,除了教师津贴,其他开销还包括购买文具、黑板、书本、交通费及膳食费,如此一来每个月需要约500令吉。”

蔡亿佳决定先筹一年的经费,数目其实不大,她只需约6000令吉就能让Iskul试跑一年。她的筹款方式也非常简单,就在个人面子书上分享这项计划,并在几天之内就筹足经费。

实验结果:上课环境糟

两人在去年9月回到奥马达岛,进行17天的评估。这时,两人才惊觉,小教师的教学技巧差劲,只会叫学生背书与抄写,而学生的上课环境更是糟糕。

“我们访问那些教师和学生,当下了解很多内部实情,教师的教学真的很差,毕竟他们也都还是孩子。可能他们以政府学校教师为模范,以为教师就应该那样教学。”

目前Iskul有21名学生,蔡亿佳也让学生进行书写测试,结果只有一半学生能写A至Z、70%学生能写自己名字、20%学生能算数及认得1至20号码。

“我认为这个测试结果不算差,但我认为可以更好。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小教师们的教学技巧。”

蔡亿佳强调,Iskul最初的目标,是为无国籍的海巴瑶小孩提供基本读写及算数能力,并尝试让当地人自己办义学。

初成立时,她已在心中多次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实验计划”。

去年6月,她完成硕士学位,回到马来西亚。她立即联络刘慧玲,一起回去奥马达岛评估Iskul开办一年后的成果。

刘慧玲现年29岁,当时她已辞去仙本那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工作,成为自由工作者,但仍担任Iskul董事。

计划筹款建校改善教学

虽然Iskul是学校概念,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课室或校舍。

“没有完善的桌子,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地上写字。有时,他们在教师家的五脚基(见图)上课,就算很热也得顶着太阳,若下雨就取消上课。”

有时,教师会带学生到当地一所小礼堂上课,但周围会有很多小孩,他们一边观看一边评论,让学生无法专心上课。

罗兹雅儿子的课堂则会选择在住家厨房进行。蔡亿佳说,由于相较舒适且无人干扰,学生能专心上课,这可说是学生们最爱的上课地方。

基于此,蔡亿佳与其他董事计划发动筹款,并放眼筹得三万令吉,以建立一间茅屋(pondok),充当孩子们的课堂。

若要总结一年的成果,蔡亿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见年终大合照,前排为小老师)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和朋友,这是一个实验。但是,现在若我们要继续这个计划,是时候建一个简单的校舍。”

罗兹雅儿子的课堂则会选择在住家厨房进行。蔡亿佳说,由于相较舒适且无人干扰,学生能专心上课,这可说是学生们最爱的上课地方。

基于此,蔡亿佳与其他董事计划发动筹款,并放眼筹得三万令吉,以建立一间茅屋(pondok),充当孩子们的课堂。

若要总结一年的成果,蔡亿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见年终大合照,前排为小老师)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和朋友,这是一个实验。但是,现在若我们要继续这个计划,是时候建一个简单的校舍。”

当地海域菲国海盗横行

近年来,仙本那外海的岛屿发生多起武装分子绑架案,蔡亿佳当然了解其危险。但她笑说,一开始在仙本那及奥马达岛研究与访问时,就经常把安全问题抛诸脑后。

如今,蔡亿佳在印尼雅加达一间私人公司任职。她和刘慧玲都极想在奥马达岛工作,但基于安全问题,这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

她忆述,当初是在罗兹雅的带领下,从仙本那搭船进入蓬蓬岛(Pulau Bum-Bum),接着搭陆路交通前往蓬蓬岛的西部,再搭船进入奥马达岛。

“我没有钱包船,一艘船要价约300令吉,所以我们走公共路线。”

她说,仙本那镇上的人总会告诉她,奥马达岛很危险,当地更盛传海盗绑架人后总会到奥马达岛短暂停留,还有人说海盗特爱绑架中国人。

起初她一点也不怕,但会包起头和身体,并让皮肤晒得黝黑,以便看起来更像岛上人家。

“当我抵达奥马达岛时,那里有一个警察亭,我得登记,警察劈头就问‘你竟然敢来这里,你是疯了吗?我都不敢在这里过夜’。”

警察那番话给了她警惕,犹幸的是,在奥马达岛的几天,一直有当地人罗兹雅的陪伴。

去年9月回去作评估的十多天,蔡亿佳和刘慧玲则不敢在奥马达岛长期逗留。她们到岛上两天再出来几天,之后再重返岛屿,并确保身边有当地人陪伴。

这也是为何,蔡亿佳的Iskul学校概念强调,必须由当地人自行经营。

几经辛苦找回当年感动

在蔡亿佳到仙本那实习时,她曾回去马布岛寻找当初的小女孩,但当地人告知,小女孩已搬去奥马达岛。

兜兜转转,蔡亿佳终在奥马达岛和小女孩重逢,周围依然是碧绿清透的大海,海风拂面,只是小女孩已非住在船上,而是海上的高架木屋。

她也专程到小女孩的高脚屋,要求其父母让她上学。而这名当初启发她办义学的海巴瑶女孩,如今已是Iskul的其中一名学生。

奥马达岛海巴瑶学校(Iskul)

我想更加了解Iskul的近况!我能帮得上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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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

访战地医生洪瑞钗

67岁的她将半生都奉献给巴勒斯坦人,自己也更曾是无国籍难民

苏颖欣

助理编辑,《当今大马》

在战火无情的中东,尤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最为历久而复杂。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下,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大举迁离家园,在异地成了难民。

67岁的洪瑞钗医生带着倦容,轻声说出坚定有力的字句。她穿起黑色的大衣显得身形更娇小,难以想象这位半生奉献给巴勒斯坦人的骨科医生,自己也曾是无国籍难民。

苏颖欣

助理编辑,《当今大马》

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

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

无国籍一点也不好玩

情绪上是难受的

他们要夺走你身而为人的权利

她10月底到吉隆坡出席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译本的发布会,并在文运书坊和读者分享她的巴勒斯坦经验,事后接受《当今大马》专访。

在槟城出生、新加坡成长的洪瑞钗,是新加坡大学医学系毕业生。1977年,她新婚的人权律师丈夫丘甲祥遭新加坡政府通缉,当时丘甲祥已是著名异议分子,曾为被指发动暴动的工人辩护,绘制政治讽刺漫画。当逮捕的风声到来,他选择逃亡至伦敦。

洪瑞钗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洪瑞钗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警方随后找上洪瑞钗,彻夜盘问、迫使她签署招供书,要她劝丈夫回新受审。洪瑞钗签了字,飞往伦敦和丈夫聚首,两人从此展开流亡生活。“我丈夫完全不想知道我到底签了什么,他说,‘没关系,在酷刑下,人人都会签那些愚蠢的东西。’”

与丈夫的流亡生活

2014年,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纪录片《星国恋》遭新加坡政府以“威胁国安”为由禁映,却引起大批新加坡人租巴士过长堤到新山观看禁片。这部影片访问数名新加坡政治流亡者,包括前学运领袖、共产党员、人权律师等,而洪瑞钗也是受访者之一。

她在片中谈起两人的流亡生活,丘甲祥如何以诗歌怀念无法重返的家乡,并在2011年因病去世。洪瑞钗和丘甲祥于1984年在英国创办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不遗余力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救援。

《星国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

《星国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

这个机构的起源,是由于洪瑞钗在1982年到黎巴嫩当医生志工时,见证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种种暴力。她更是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的见证者和幸存者。

“当时,我不是英国公民,还拿着难民证件。英国当局未把我的名字列在幸存英国人的名单中,甲祥在伦敦非常惊慌。”

“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杀了。”

洪瑞钗和一些外国志工当时被以色列军队逮捕,所幸她的亚洲面孔让她得以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角力之间逃脱,幸存下来。

曾100%支持以色列

洪瑞钗是虔诚的基督徒,她说,自己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因她的新加坡教会立场坚定。

“他们认为,以色列得以建国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这么多苦痛,现在有了家园,我们必须支持。”

“我们也被教导,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其他都是封建的阿拉伯王朝。”

1977年,洪瑞钗和丈夫赴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就此在伦敦生活。某天,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看见电视新闻画面出现被轰炸的场景——那是1982年的黎巴嫩。

新闻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摧毁流亡到黎巴嫩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当时,她也相信巴解组织是恐怖组织,但在跟进新闻后发现被杀害的不是所谓的巴解恐怖分子,而是像她一样的普通人、妇女和小孩。她开始和教会的朋友争论。

我开始问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不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这是破坏医院、学校、工厂的行动,造成无数人为了躲避轰炸而流离失所,成了难民。”

当时,有组织刚好在征求骨科医生到黎巴嫩。丘甲祥告诉她,“如果我是医生,我一定会去,可惜我不是。没人在征求律师。”

洪瑞钗最终和组织签了合约,从任职的医院离开,前往黎巴嫩。

“身为政治难民,要在英国重建我的医生事业是困难的。那时我已在其中一家最好的大学医院上班。”

“第一,你是有色人种,一个新加坡华人;第二,你是个女人。(有了稳定工作后)你不会选择就这样辞职离开。”

但她还是离职了。

见证难民营大屠杀

1982年,洪瑞钗抵达贝鲁特,在加沙医院建立整形外科部门。当时,以色列已连续10周炮轰黎巴嫩,占领多个地区,而巴解组织终于在停火协议下答应撤退;由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也答应,将维护难民营老弱妇孺的安全。

“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人们相信那些和平协议,因为他们真的要和平。”

她不知道,三个星期后,医院外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会遭到大屠杀。坦克直接开入难民营将之封锁三天三夜,估计有3000人被杀。

这起事件的肇因和动机各方有诸多解释,一般相信是因黎巴嫩新当选的基督教长枪党总统巴希尔杰马耶(Bachir Gemayel)遇袭身亡,而巴勒斯坦民兵被认定是暗杀事件的凶手。

不少人也认为以色列是背后主谋,並以“搜捕剩余的巴解恐怖分子”为由,作为清洗难民营的合理借口,而多国维和部队也早已悄然撤军。

亲眼目睹难民营惨况的洪瑞钗,在手术室里没日没夜的开刀。她回忆,当自己在努力拯救数人的生命时,外头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她不停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怎么做?”

“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完全没办法自卫,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枪。”

“女人被强暴,头颅被砍,这是多残忍的屠杀。巴解组织已经撤退了,他们怎么还要对付这些妇女和小孩?”

向世界说出真相

原本只预计在黎巴嫩待两个月的洪瑞钗,最后决定留下。她把亲眼见到的战地状况快电给在伦敦的丈夫,让他把消息广布。

而她也开始接受采访,向世人披露真相,甚至带着第一手资料到耶路撒冷的卡汗委员会调查听证会(The Kahan Commission of Inquiry)作证。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在1989年出版,即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在2015年和2016年再版,补充了最新的以巴资讯,中译本也終於在今年出版。

演讲中她分享许多照片,有在废墟中比起胜利手势的小孩,也有血肉模糊的受伤躯体,一些观众忍不住拭泪。

“巴勒斯坦人很美丽,至少我碰到的难民皆是如此,他们善良又文明。你很难在他们的家久坐,因为他们即使生存困难,只要他们有什么,他们都要给你。”

“我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自私感到羞愧,我们拥有这么多但我们不分享;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么少,但却如此慷慨宽厚。”

见证了大屠杀后,洪瑞钗与丈夫在伦敦设立“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组织,30余年来不断进出中东,协助巴勒斯坦人。

洪瑞钗在教学时,总提醒年轻医生:“你先是一个人,才是一名医生。”

“如果你忘了身为人的原则,如果你不为正义发声,不负起责任,那我们就能直接以机器人取代你。”

“要说动手术,机器人可能比你和我都做得好,但机器人不会爱。幸运的是,我们能选择对或错,作为专业医生,我们能做的事很多。”

 

至今无法入境新国

2014年,洪瑞钗被以色列禁止入境,甚至被扣留,她和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命运似乎又再靠近了一些。他们心中皆有个回不去的“家”,一辈子成为异乡人。

离开新加坡已近40年,洪瑞钗在家的日子只有6天。那是2011年,新加坡政府特准她带丈夫丘甲祥的骨灰返新。丘甲祥因病去世,洪瑞钗来不及见上他最后一面。

之后,她再无法进入新加坡,就连今年3月她获选列入新加坡女性名人堂,也无法获特准入境。

洪瑞钗的公民身份颇复杂,她和丘甲祥1977年前往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时,原本能在5年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但他们皆坚持保留新加坡身份。

即便在80年代她频密往返中东,却仍然只持有政治庇护者的旅行证件。

“在机场,一定会被移民官员拉到一旁盘问,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三小时。随行的朋友都很着急。”

1990年,洪瑞钗母亲去世,她向新加坡申请入境却不获准。而他们也因东盟之间有相关协议,无法入境马来西亚。

终于,她告诉丘甲祥:“就吞下我们的自尊心吧,申请英国护照,至少我们能到新山和家人见面。”

自此,她更能自由在中东国家行动,因英国政府同意给她两本护照,一本入境阿拉伯国家,一本入境以色列,以免遇到困难。不过,她最终仍遭以色列列入黑名单,遣返回英国。

洪瑞釵带着丈夫骨灰回新后,新加坡政府即要求她放弃英国国籍,否则无法保留新加坡国籍,但她坚持不放弃新加坡身份。

“他们可以夺走我的公民权,但我不会自动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我被迫离开新加坡,那是不公平的,内安法令是不公的法律,是英国殖民者统治新马时的邪恶发明。”

而她虽然愿意放弃英国国籍,但申请过程繁琐,而这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在英国的事业,在新加坡重新开始,她也可能无法继续援助巴勒斯坦人,因此她并没选择这么做。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可能不给我护照,也不会给我两本护照,那我怎么去帮助巴勒斯坦人?这不只是我一人的事,我有责任。这是我无法放弃英国国籍的原因。”

新加坡仍是家吗?

洪瑞钗的母语是华语,但离家40年后,她已经不太能说华语。新加坡仍是妳的家吗?我问她。“我家已经因兴建地铁而毁了”,她笑说。

“我仍是新加坡人,公民权只是一张纸。”

“其实,帮助巴勒斯坦人,也是我身为新加坡人的责任。”

她说,新加坡公民在学校、国庆等典礼中必须宣誓“国家信约”,里头提及国人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我认真实践(这项信约)。写下信约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但作为宣读信约的新加坡人,我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