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人报道(一):过年
KiniTV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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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反毒机构报告指出,大马的吸毒者人数逐年增长,当中20至40岁的吸毒者占最多数。根据该机构2015年的调查报告,国内的吸毒者中以马来族群占多数,达到80.6%,其次是华人(7.2%)、印度人(7.0%)、沙巴与砂拉越土著(4.2%)及其他(0.8%)。
吸毒者群体中有76%是新的吸毒者,而重新吸毒者占了23%。內政部副部长马西尔披露,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女性吸毒者人数正在上升。他认为青少年及女性吸毒的原因是因为好奇、被同伴影响,有人甚至为了减肥而吸食冰毒。
马来西亚政府严禁毒品,除了对运毒者施予严惩,也通过不同管道帮助吸毒者戒除毒瘾。政府除了设立监管式的戒毒中心,强制瘾君子进入中心接受戒毒,近几年国家反毒机构(NADA)也改变策略,成立以关怀和鼓励吸毒者戒毒为目的“一马治疗及关爱诊所”(Cure & Care 1 Malaysia Clinic)。这个诊所与强制监控的戒毒中心不同,主要是用鼓励的方式,让有意戒毒的人士自愿上门求助。
一马治疗及关爱诊所尊重吸毒者的隐私,上门求助的吸毒者不会留下刑事记录。医护人员会依据吸毒者的情况给以个别的治疗建议,也让他们选择留宿或回家治疗。该诊所的戒毒理念和方式是把有意戒毒者置放在社会脉络下,希望他们在没有脱离正常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自愿参加戒毒疗程,接受双管齐下(生理治疗和心理辅导)的帮助,逐步戒除对毒品的依赖。有成瘾较深者在尝试多种方法后仍然无法成功,诊所也提供美沙酮(Methadone)替代疗法。
美沙酮替代治疗法可以减轻戒毒者对抗毒瘾发作时的痛苦,避免再次接触或吸食违禁毒品。在替代疗法期间,戒毒者必须在医护人员的面前服下美沙酮,而诊所也会逐步减轻美沙酮的剂量,最终希望戒毒者能够完全摆脱毒品。
一马治疗及关爱诊所采取戒除毒瘾的方法与传统强制性的方式有所区别,前者把吸毒者视为病人与犯人的合体,以人性化的方式提供医疗和心理辅导来协助戒毒;后者视吸毒者为罪犯,认为须把他们隔离起来接受管治、强制戒除毒瘾。
除了政府设立的戒毒中心,民间团体特别是宗教团体如基督教设立的戒毒中心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戒毒者虽在戒毒中心戒掉生理上的毒瘾,却无法去除心理上对毒品的依赖。当他们离开戒毒中心回到社会后,接触同伴又再染上吸食毒品的习惯。
然而宗教团体设立的戒毒中心,除了帮助戒毒者戒除生理的毒瘾,也从精神层面着手,主要依靠的是宗教的力量。这种“福音戒毒”的方式让戒毒者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及对家庭和社会重新连接的期望,让其有更坚定的心智拒绝毒品。大马的福音戒毒中心例子就包括“得胜之家“和”新出路福音戒毒改造培训中心”。
在政府和福音戒毒方式外,少数族群独特的组织和信仰文化,也给戒毒工作带来不同的思考方式。中国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提出,人类尝试以文化资源来压抑生物性毒瘾的想法。
换句话说,人们以民族习惯法的约束力量来帮助吸毒者戒除毒瘾。庄孔韶在考察四川和云南大小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注1),发现彝族家支的头人尝试用古老的习惯法以及信仰仪式的力量,让家支中染上毒瘾的族人戒毒。
庄孔韶在1999年11月到梁山观察嘉日家族举行的禁毒盟誓仪式。在仪式中,首先是德古(注2)宣布向毒品宣战,然后族中头人向出席者讲解毒品的危害性,再由毕摩(注3)念经求先祖的保佑。戒毒者会轮喝“决心酒” 对祖先发誓,并杀牛祭祖和负责烹煮招待族人和附近的村民。家支接下来会安排戒毒者集体戒毒的地点。
庄孔韶认为彝族采用的戒毒方式获得63 %至 87 %的成功率,说明调动古老的文化遗产能帮助地方人民兴利除弊。1999年举行的戒毒仪式意义是在群体中培养戒毒意识,目的是以群体认同的心理基础来抵抗毒品的物质诱惑。
我认为庄孔韶提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族人眼中,戒毒者首先是正常人,然后才是瘾君子”。他的意思是以往人们把戒毒者视为罪犯,使之与“正常人”对立。其实这种对立也是吸毒者最为强烈的感受及他们存在的主要原因。
彝族家支的戒毒方式与传统的隔离监控不同,戒毒者从戒毒仪式中感受到亲人的关怀、族人的期望和认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仍然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仍然是家庭中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永远不会被剥夺作为人所具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这个认知加上家支集体的力量,让戒毒者能在被包容和理解的情况下完成戒毒过程。
社会大众经常将吸毒者归类成行为偏差,或是标签为不自爱、堕落、意志不坚定的群体。一般的戒毒方式聚焦在如何压制人类的生物性反应,如强制隔离断绝毒瘾、美沙酮替代治疗法。
福音戒毒是以宗教的力量来加强吸毒者对抗毒品的心理素质,而梁山彝族则动用家支组织、习惯法等文化资本,尝试以集体力量抵抗生物性毒瘾。
彝族的案例提醒我们人类文化力量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毒品并不单纯是生物性药瘾的问题,唯有人们愿意将其置放在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以接纳和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吸毒者,才能找到最合适有效的戒毒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免于毒品的控制。
资料详阅:
注释:
古燕秋,中国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李成钢
业余文史爱好者
加拉巴沙威(Kelapa Sawit)是距离新山市区约26英里的一个小镇,镇上有两条后巷满是壁画,当地人称它们为“文化巷”。
此地的壁画创作始于2014年的 “沙威艺起来” 国庆日庆祝活动,在外界看来,那似乎是槟城“姐弟共骑”大受欢迎后的跟风创作,但三年来在沙威绘制了20多幅壁画的艺术工作者郑凯聪说:“其实这艺术计划的概念原本是放在边佳兰的。”
2012年至2013年间,郑凯聪曾积极推动“拯救边佳兰艺术计划”,广邀艺术工作者进入边佳兰,了解当地反逼迁、反对高污染工业的抗争运动,再透过艺术创作把讯息传播到外界。可是抗争运动后继乏力,居民因各种原因而选择放弃,因此他惟有把经营社区、保留社区文化,以及通过艺术凝聚社区认同的想法留在心里。
“2014年国庆日之前,(沙威社团政党联合会成员、沙威菜农公会主席)黄永好接洽我时,我就向他提出了这个计划,把国庆日庆祝活动变成一个社区活动,用壁画去推广在地文化,打造社区认同。”
是年的活动得到许多当地居民的共鸣,一群艺术工作者和当地居民共同在街头巷尾绘制了30多幅壁画,作品有“26鲤”(谐音当地俗名“26哩”,因沙威距离新山市区约26英里)、“采胡椒”(1980年代以前胡椒是沙威盛产的经济作物)、“收割油棕”(加拉巴沙威现有地名的由来)、“客家擂茶”(客家河婆是沙威居民的主要籍贯,擂茶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日常饮食)、“世鸿影室”(一间在1970年代已休业的老相馆,是当地人的共同回忆)等。
艺术工作者郑凯聪创作谐音26哩的“26鲤”
(郑凯聪提供照片)
艺术工作者郑凯聪创作谐音26哩的“26鲤”
(郑凯聪提供照片)
在推动2014年“沙威艺起来”活动的过程中,一群幕后推手对沙威社区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清楚地看到居民们的需要,他们认为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式活动离经营社区的目标甚远,于是在隔年2月创立沙威文创社,更有计划地推动社区活动。
文创社副社长黄崇辉,
背景是“采胡椒”壁画。(作者摄)
文创社副社长黄崇辉,
背景是“采胡椒”壁画。(作者摄)
担任文创社秘书的的郑凯聪说:“很多本地的小孩、青少年会觉得学习音乐、画画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我们想,如果有一个空间,就可以给他们创造机会。”
他笑说:“另外,也是因为我们画壁画的颜料和其他杂物都寄放在洪仙大帝庙的楼下,给他们造成了很多不便,觉得需要有个自己的场地。”
过去两年间,文创社在沙威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中加入新点子,如鼓励居民交换旧书的“再生书计划”和交换旧物的“不要钱市集”;也在文创社会所内开办绘画班、吉他班、象棋班,为社区中的青少年提供学习文艺的环境。
他们还设立公民学堂,制造平台让居民讨论各类与人权相关的公共议题,如执法者权限、媒体角色、选举制度、恐怖主义背景等。
在刚过去的9月和10月周末,他们就分别在文创社办了人权艺术展和迎接净选盟火炬队活动。这些都是过往走不入小镇的公民教育活动。
“再生书计划”鼓励居民阅读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再生书计划”鼓励居民阅读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土生土长的黄崇辉是文创社副社长,他说:“沙威人本来就有地方认同,我父亲那一辈的人都有文化使命感,他们在洪仙宫(洪仙大帝庙)教书法,很多本地人都学过。洪仙宫还有图书馆,民办的太极班、外丹功。”
“只是现在一些社团已经渐渐失去了活力,所以才会有文创社的出现。”
文创社的自我定位是成为沙威社区经营的推手、串联者,而不是领袖。他们都认为,沙威社区之所以发生了改变,该社只起催化作用,真正的原因在于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
郑凯聪说:“社区要怎么样,应该是由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参与后决定的。”
在过去三届的“沙威艺起来”活动中,有许多居民的介入方式出乎他们意料,像从事冷气维修业的居民刘南发用环保回收物制作手工艺品,最后它们成为了供人们欣赏的后巷展示品。
另一位居民,花农颜新贵,在壁画后巷周围除草种花,定时灌溉,用植物美化社区。还有一群年龄约50、60岁的年长者,自发组成“黄金年华机动部队”,用废置的木柴、木板钉制成沟渠盖,方便了其他人在后巷闲逛。
沙威“黄金年华机动部队”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 脸书专页)
“我们不寄望市议会在美化工作上会给居民什么帮助,只是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后巷的路灯、沟渠盖,这都是市议会多年来没有做好的,现在居民自己动手去做了。”
沙威的两条后巷从原本的不太卫生、杂草丛生、无人走动一直到如今居民视之为文化巷,常常吸引人驻足看画,这些都是社区经营的一点小成果。
文创社成员希望人们在看沙威后巷壁画时,看到的不只是壁画,而是整体的社区经营,居民如何通过实践去表达他们对家园的关爱。
针对坊间各种批评国内壁画的声音,包括指壁画泛滥、水准参差、内容无关在地、对古迹墙面造成破坏等等,身为艺术工作者的郑凯聪说,他乐见社会关注壁画创作、讨论壁画创作,更多的批评对于提高公众的审美能力和创作者的素养都有助益。
“你可以说你认为郑凯聪画的鲤鱼像蝌蚪,这我可以尊重,也可以尝试回应,这样的对话是能够让创作者受益的。但如果你只是说壁画太多、画得不好,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
他嫌现有的批评一般太笼统,没有明确点评作品,这往往让讨论没有办法真正展开。如果评论者具体地提到壁画的内容或技巧,他总是十分乐意与对方交换意见,比如,有不少批评针对的是壁画内容缺乏本土性,以流行文化、卡通动漫人物入画,没有反映地方文化特色。
郑凯聪问:“孩子们是不是也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他们喜欢的卡通人物是不是应该也属于这个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不应该考虑孩子们的想法?我觉得这牵涉到大家怎么看待社区文化,大家想象的社区成员是谁,壁画要对话的对象又是谁。”
其实是否限制壁画创作主题这想法一直都困扰着文创社成员,为此他们在内部也有过多次激烈的讨论。过程中,他们不断在反思的是“社区”、“本土”、“文化”这些概念。
黄崇辉说:“我们知道沙威的壁画看起来是比较随性,但这是讨论后的结果。我们辩论过是不是要更本土、是不是要接受流行文化、是不是要请外援。”
“有一些居民是希望我们画风景,画万里长城的,我们不愿意。有的屋主起初拒绝参与,然后慢慢被社区动起来的气氛感染,最后被打动,让大家在他后墙上作画。”
“我想说的是,我们一直都在与居民沟通、对话,尊重他们的意愿,征求他们的同意。”
在与居民沟通协调的过程中,文创社成员意识到社区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文史,他们本身所认同的也不是一种死的、封闭式的地方文化,反之,除了过去共有的记忆、关怀以外,社区成员此时此刻的生活也应当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沙威后巷里,不只有当下儿童、年轻人喜欢的卡通人物,像比卡丘、小黄人等,还有壁画记录时事,如:2015年沙巴兰瑙地震,神山向导励万(Mohd Rizuan Kauhinin)背着新加坡丹绒加东的孩童下山;今年奥运,羽毛球员李宗伟表现优异,夺得男单银牌,因为这些都是曾让沙威人集体感动的时刻,他们生活中的点滴。
曾有从事文史工作的前辈善意提醒文创社成员,居民在壁画后巷晾晒内衣裤,有碍雅观,质疑那不应是属于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而认为社区生活恰恰是组成地方文化的重要元素。
郑凯聪说:“戴立贵(文创社执委之一)当时的回应很直接,他说——生活就是文化,居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几十年都是这样把内衣裤挂在后巷,我们在这里画了几幅画,就要打扰人家几十年的生活,有什么道理呢?”
他们认为,为了满足外来者的期待而去干扰居民的日常生活,制造虚假的、没有居民生活气息的游客区,那是违反社区经营初衷的。无论如何,他们珍惜这种坦率的意见交流,因为它为各方提供了整理和表达立场的机会。
画家陈毅川的作品“李宗伟”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画家陈毅川的作品“李宗伟”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孩童喜欢的卡通也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不同于马六甲或槟城的古迹区,文创社成员清楚地意识到沙威的开发时间短,文化底蕴相对浅,不可能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而只能选择符合本身条件的方法去经营。
黄崇辉说:“你看我们的姐妹社区新邦令金,他们的壁画是有主题的,‘向老行业致敬’、‘1970年代的老巴刹’,这样也很好。我们在开始的阶段,有考虑过要不要把范围限制在客家文化,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开放接受各种不同题材的作品。”
“文创社里的凯聪和立贵,他们都是古来人,不住在沙威,凯聪甚至还不是客家人,但他们为这社区做事,早已经成为社区的一分子了。”
郑凯聪说,现今沙威虽然仍是以客家人为多,但社区结构早已和以前不相同,比如有不少本地男性迎娶的是外籍配偶,当人们过度地强调所谓的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用籍贯身份去建构社区认同时,很可能会把这些少数群体给排除在外。
在后巷的各个小角落都有居民的心血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马来西亚的小镇社区有很多这样的外籍新娘,人们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呢?叫她们‘中国婆’、‘越南妹’?但你知道吗,她们的勤奋,她们融入社区生活上的努力会让很多本地人感到羞愧。”
为了记录社区中的这些变化,他在后巷创作了一幅越南媳妇“阿英”陈美艳在泡咖啡的肖像。他说,他所认识的一些嫁到沙威的越南媳妇,像阿英一样刻苦耐劳,努力融入社区,为了照顾孩子、陪同孩子应付学校里的作业,这些母亲们的华、巫、英三语都是从零学起,但在短短几年间,她们的马来语说得比一些本地人更流利。
壁画“越南媳妇阿英”
(作者摄)
“早前附近的越南工人宿舍失窃,(社区里的一位越南媳妇)小红帮忙同乡去报案,警察也惊讶为什么她的马来语会说得这么好,不相信她才来这里几年,反复问了几次,确认她是不是本地人。”
“还有小燕,(从越南)嫁过来沙威不久,已经完全掌握了做菜粄的技巧,还会说简单的客家话。反观很多年轻的一代,对方言、对美食制作都已经生疏了。”
他希望能够通过创作提醒人们正视社区中的这些变化,因为是这样的新成员在参与延续着社区的生命力。他也常提醒自己,在经营社区时必须把这些容易遭到边缘化的成员涵盖在内。
关于沙威壁画背后的故事,不是每个到访者都了然。黄崇辉说,对于人们看壁画只为了拍照打卡,拍完就走的情况,文创社成员也觉得十分无奈。
居民刘南发用回收物品制作的猫头鹰、榴梿树长期在后巷展出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有的导游是纯粹要在行程中多加一个点,到点就下车拍照,停留十几分钟就离开——Touch & Go。我们也没有对策,可能培训导览员是一个解决方法吧,只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块。”
“我喜欢一家大小开车过来看壁画的人,他们会花更多时间看画。有一些素质好的导游,也会先和我们沟通,了解壁画内容。当然他们也拍很多照,但不应该算是拍照打卡吧。”
他认为人们在评论时不应该简单地把拍照留念的行为都等同为打卡,同时也指出“拍照打卡”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看壁画,因此教育的责任不可能仅仅落在壁画创作者或活动推手的肩上,人们应更深入地探究造成这现象的原因。
从事美术教育的郑凯聪说,哪怕人们不清楚壁画背后的故事,纯粹赏画,时间久了,参与批评,提出意见,这也能够提升审美能力。他觉得其实要创作一幅吸引观众与之互动的作品一点都不容易。
“为什么‘姐弟共骑’那么红?那么受欢迎?我从美学的角度去看,那是因为它用了1比1的比例去画,画里姐弟的大小几乎就跟真人一样,因为这比例,吸引了看画人强烈地想与壁画互动。”
“像尔纳斯那样画人物画得神似的本地画家其实不少,但他们在创作时可能不考虑比例对看画人心理的影响,可能没有在意看画人的参与互动,所以没有引起同等的关注。”
尔纳斯与槟城著名壁画“姐弟共骑”
(照片取自 Timeout.com)
他认为,媒体在报导有关壁画的新闻时,往往聚焦在“最红”、“最长”或“最大”这些点上,至于“它们为什么受欢迎”、“为什么创作者选择以这样的比例去呈现”这些更值得讨论的点反而是被忽略了。若评论者想要提升社会的整体审美能力,就应更多地针对作品的原创性、构图、创作意图等方面去评述。
除了有关创作层面和接受层面的问题以外,郑凯聪认为壁画评论还有许多可深化之处,像成本的问题就少有人探究。诸如谁出资金、邀请谁来创作壁画、谁来负责邀请作画者、中介和作画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等,这些前提条件都左右着最后的成品,关心壁画的人应更全面地考虑这个场域的运作方式。
“推动壁画创作是需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要花多少钱?价钱之间的差异是因为画家的技术还是名气不同?还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
2015年,国油公司耗资15万令吉赞助新山老街的壁画创作;今年,俄罗斯画家茱莉亚(Julia Volchkova)到麻坡创作“姐妹情深”,据知仅仅一幅作品的画酬就高达2万美元,约8万多令吉。
黄崇辉说,前年和去年“沙威艺起来”社区活动,推手们四处找赞助,开支最高的一届活动花费也不超过8万。
“沙威社团政党联合会由33个团体组成,国庆活动就得向各团体筹款。我们也通过卖T恤、印制在地美食小册子去找经费,应付开销。”
壁画“世鸿影室”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郑凯聪认为国内和国外画家所受到的待遇确实大有差距,社会普遍存在着“外国和尚会念经”的心理,但他本身不非议像茱莉亚这样的国外画家酬劳比本地画家高,因为他相信艺术作品的价钱在每个人的眼中不同,每个邀请单位的经济条件也有异。
“麻坡‘姐妹情深’最正面的意义是它告诉了大众壁画是值钱的,这对于提高艺术的社会地位有帮助。如果那是属于私人的钱,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如果用的是政府的钱,人民就应该问责。”
他认为涉及公帑、由政府资助的壁画创作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但问责的对象不是壁画创作者,而是政府。
“人们应该问政府出钱的动机在哪?是短暂地吸引人流吗?人流增加了多少巴仙?能不能持续?如果政府花了大钱,却没有带来长期的效果,那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因为那是我们人民的钱。”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情况是中介公司向政府申请一笔钱,中介公司拿了一大块,剩下的才用来雇佣画家,画家还得向中介公司指定的商家买颜料。这里头有很多黑箱作业,很恶劣,但没有人在关注。”
回说沙威的后巷壁画,郑凯聪打趣说,这里可能是全马作画津贴最低的地方了,文创社为受邀而来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交通、膳食和住宿,还有微薄的创作津贴,但其实数百元的津贴根本不足以支付画家远道而来的旅费。
“像不久前霹雳画家赖伟权带着学生、家人一行人下来作画,你想想,三几百块连汽油、收费站也不够。他们都是本着对艺术的热爱、对社区的支持过来,大家互相支援。”
在麻坡作壁画的茱莉亚、汤姆斯(Thomas Powell)和沙贝(Sabek)分别来自俄罗斯、英国、西班牙,这些画家都是在自己的国家起步而成名的,他觉得,国内的画家应该得到更多的平台、更好的待遇,来让他们发挥所长。
虽然有不少评论说国内的壁画已过多,但郑凯聪不以为然。他认为目前国内的壁画一点也不多,反之,它们还远远不够,他期许每一个社区都有人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壁画,让它们成为社区的声音。
黄崇辉说,社区经营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文创社成员没有为自己设期限,也不愿夸大本身的功能,只是不断在摸索和学习,像文创社的社长黄永好,从推动活动到现在开档口卖菜粄和桃粄,也是在用不同的形式回应社区需求。
“菜粄的赚头其实很少,你弄破了一片,要卖出两片才能回本。但永好热爱这地方,希望更多人能在这里买到菜粄。”
由于26哩的菜粄大多是以预订的方式经营,很多上门的顾客会买不到,所以黄永好就自己来做生意,希望更多人能在沙威买到菜粄。而与此同时,他也雇用了社区内一些60几岁的祖母级居民来帮忙,让她们能够传承手艺。
“这些居民其实都衣食无忧,但她们很高兴来这里打工,当时薪工人,一边做菜粄,一边吹水过时间。”
菜粄
(照片取自“沙威艺起来”脸书专页)
黄崇辉和郑凯聪闲时也会在档口帮忙,学习准备菜粄,他们都相信,只要用心经营,像沙威这样的社区其实还存在着无数的可能。
他们本身也从社区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知识和人生道理。
郑凯聪说:“永好的父亲说过这样的一句客家俗语——‘暗晚夜想千百样门路,早晨起来还系磨豆腐’,很有意思,可以理解成‘你想再多、有再多的主意都没用,回到现实,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黄崇辉说;“但这句俗语也可以理解成‘不管我们脑子里有多么好的主意,但首先还是得面对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从最基础的部分做起’。”
文创社成员选择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想象沙威社区,用行动去落实心中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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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心中,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往往是充满紧张感的,可能源自于刻板印象中父亲看起来是严肃而不苟言笑的,而儿子则会带着一份畏惧来看待自己的父亲,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古语有云:“父慈子孝”,在严肃的表面下,父亲的爱意却在生活间不经意的传达,而许多孩子忙着拼搏事业,最终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这个小影片就透过两父子间简单的生活互动,传达出一种含蓄却温馨的父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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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迪斯尼
何笠方
学生,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在多数人的评价中,《海洋奇缘》(Disney’s Moana) 是不过不失的标准迪士尼公主电影,只是把舞台移到海上,以及女主角是来自南太平洋岛的原住民而已。这次影片中有两个人人都可注意到的特别手法:迪士尼公主没有与王子谈恋爱,因为影片压根儿没有王子这个角色;其次,公主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了家园,协助她的半神人毛伊,是个不折不扣的“直男癌”。
这样的情节安排,仅仅是无创新地沿用了前作《勇敢传说》(Brave)、《冰雪奇缘》(Frozen)独立女性的人物设定吗?我们都知道,好莱坞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和赚钱,还有较不明显的,宣扬某种生活方式。
在开篇的神话中,大地之母黛菲蒂孕育万物,半神人毛伊因为好大喜功,抢走大地之母的心之宝石,导致黑暗力量持续扩散,女主角莫娜的海岛即将遭到灭顶之灾。为了阻止部落小岛的灾难,莫娜踏上旅途把宝石归还给女神,海上冒险的过程中,她最终明白了自己要承担的使命。
整个故事就是标准迪斯尼套路,尽管叙事毫无意外,电影开场对性别再现是显而易见的:女性最高代表黛菲蒂的主要任务是繁衍,男性半神人毛伊如同远征的战士,靠掠夺以彰显力量。
西方一般将性别分成两种:强调先天性征的的生理性别(sexuality),如两性不同的生殖器官;以及后天形塑的社会性别(gender),比如男生性格大大咧咧,女生温柔婉约。摩土奴部落的男女分工反映了我们对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的观念,展现出典范的阴柔特质与阳刚特质:采集椰子、编织、跳舞的多数是女性;制作削尖木棍、捕鱼的猎人则清一色是男性。
电影中,酋长父亲一直都在阻止女儿越过礁石,探索海洋。岛屿/家园是莫娜的牢笼,是压迫女性的父权体制之一。如同其他的女性公路电影一样,这也就决定了,莫娜必须要离家踏上旅途,才能自我发现,自我成长,成为寻路者。与父亲的强加安排不一样,祖母和母亲总是支持着莫娜寻找独立与自主的可能。
同许多男性电影中一样,男性毛伊的个性塑造较为扁平,他自恋自大,享受着人们对他的崇拜,努力符合社会所期待的男性理想样貌,是个硬汉。毛伊的男性气质通过武器镰刀的“类阳具形象”来隐喻,指涉了男性的权力。
图:迪斯尼
他不断与强者对决,以形塑自我认同。他把火、岛屿、阳光交给人类,只要完成了一些事情,毛伊的经历都会化为身上的刺青,就像是部落男性的一种成年礼仪式。毛伊之所以答应和莫娜踏上征途,是因为相信打败熔岩怪物德贾,就能重新获得“人类英雄”的美名与荣耀。
另一方面,半神人毛伊总是处于失去镰刀的焦虑之中,认为没有了镰刀的自己就不再是英雄毛伊,因为人们崇拜的是他的权力来源——镰刀,而非他本身。事实上父权体系中,男人也可以是受害者。他不敢示弱,剧组安排了毛伊身上的纹身小人充当旁白,说出逞强的隐情,来自于童年被抛弃的伤害。
冒险路上,战斗时在船上打鼓、画上银牙和黑眼妆的椰壳军团,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去年另一部父权极致社会下的女权主义电影《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Mad Max4: Fury Road)。有趣的是,打败椰壳军团,是莫娜赢得半神人毛伊尊重的开始。
女性出走以后,对乌托邦的想象,常常需要遭受残酷的考验,《疯狂麦克斯》的Furiosa最终发现自己想寻找的家:绿地(The Green Place)并不存在。迪士尼对公主宽容得多,莫娜跨越障壁岛后,发现并没有什么需要打败的,熔岩怪物其实就是心被偷走而愤怒变形的黛菲蒂。
如果这是男性电影,高潮处必定上演最后一分钟救援:莫娜要趁毛伊奋力抵抗熔岩怪物德贾的有限时间内,把黛菲蒂之心放回原处,再倒回来打败德贾。男性要一直战胜强者,不然男性气质就会永远处在危机中,但女性没有这样的竞争焦虑。
和《驯龙高手》(How to Train Your Dragon)的男主角小嗝嗝不同,莫娜不用除掉巨龙的威胁,来获得继承父亲维京首领地位的资格。她所做的只是,把被男性夺走的、属于女性最宝贵的存在,归还给了女性。
紧要关头时,终究还是莫娜与毛伊合作,才完成救赎,重获新生。最终,毛伊的镰刀获得修复,岛屿恢复生机。大地之母继续孕育万物,完成生命传承;莫娜明白了自己身为酋长继任者的责任与使命,重启祖先的航海冒险,履行世代传承。(事实上,“莫娜”这个词在波利尼西亚语,就是“海洋”的意思。)
图:迪斯尼
女性可以领导众人航海,男性不需要权力与武器的力量来达成自我认同。不需受到不必要的约束,女性的解放,就是所有人的解放,女人自由了,男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正如女性主义论者莫莉海斯柯(Molly Haskell)所说的:“无论在银幕上和银幕下,我们都只不过要有和男性一样多元丰富的选择罢了!”
尽管对抗父权、家庭作为牢笼的意象、归还与重生、女性的独立自主与解放,在性别流动的今天看来相当老套。但《海洋奇缘》反映了迪士尼在时代变迁影响下,为了取悦庞大的女孩消费者,迅速提升与普及的女性意识。《海洋奇缘》当然是一部公主电影,但是它是一部有着新女性形象的公主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