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迎春午宴 长辈共享盛宴笼的传人新春鲍鱼盆菜层层叠叠吃热闹

温馨迎春午宴 长辈共享盛宴
笼的传人新春鲍鱼盆菜
层层叠叠吃热闹

春节来临,一家人团聚过年,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当然少不了有着喜庆团聚意义的盆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共享一盆色式俱备、原汁原味的大盆菜,一边闲话家常,气氛其乐融融,散发着浓浓的亲情及盎然的爱意。

笼的传人餐饮集团藉着春节的来临,于双威金字塔购物广场的香港粥面家分店举办温馨迎春午宴,设宴款待60名来自雪州的「天父之家」老人院的长者。期间,笼的传人团队更悉心安排连串精彩节目,并向长者送上贺年礼物,一起分享节日的欢乐气氛。

当天的午宴还特别安排了华乐、歌唱表演助庆,并且还精心准备了豪华丰富的新春鲍鱼盆菜宴,以作为向长者们感恩的献礼,场面十分温馨。

笼的传人餐饮集团希望藉此机会创建一个敬老、爱老、养老、助老的氛围。同时,希望这样的一个温馨团聚,为各位老人家带来更多的喜悦和欢喜!而这份温暖可以作为一份力量在老人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心灵支柱。

慈善公益活动之新春添福

此外,笼的传人业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并在新春佳节期间推出“新春添福活动”。凡在新春佳节期间购买任何一款由笼的传人推出的贺年糕点,笼的传人将捐出5令吉推动“厨房暖炉计划”帮助孤老及贫困家庭得到一餐饱饭。笼的传人还开放提早预购“贺年糕点礼券”给大众,用以呼吁社会各界慷慨解积极响应,一起致力提供食物援助予社会有需要人士。在新春期间,除了品尝美食佳肴之外,还可行善,为亲友及自己增添双倍福份,何乐而不为。

何谓“厨房暖炉计划”?

此计划由星洲日报和邻恩复兴教会所推行的福利活动。笼的传人所参与的新春添福活动所筹募的款项将援助近百名贫困老人、流浪汉及缅甸钦族难民领取免费午餐,平均每日会派送100至200份午餐,主要是让社区缺乏关爱和需要的一群得到温饱,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新春鲍鱼盆菜

配合佳节的到来,笼的传人餐饮集团于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3月4日期间推出「新春鲍鱼盆菜」,其中加入了各款海味山珍和鲍参翅肚等高价值的材料烹煮,让顾客可把丰盛的盆菜带回家与全家人欢乐聚餐,在新的一年捞得盆满钵满。

此外,笼的传人在2013年邀请来自香港食神梁文韬先生专程来马交流制作围村盆菜的精髓与秘诀,誓必让本地饕客品尝正宗的元朗围村盆菜。而今年笼的传人则特别邀请了香港著名TVB艺人唐诗咏作为我们的品牌大使。

「新春鲍鱼盆菜」是由笼的传人餐饮集团旗下的上海及香港师傅联合设计,垫出层层美味,并以精铸实用钢品煲盛载。上桌时,卖相精美的盆菜架在卡式火锅炉上,以慢火加热,诱人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外卖的「新春鲍鱼盆菜」以银色不锈钢盛载,随购买附送,加上设计轻巧方便,适用于电磁炉或明火直接加热。同时,笼的传人餐饮集团还精心特制新春鲍鱼盆菜的外卖礼袋,充满喜气又奢华的黄金色礼袋,无疑是赠送亲友最体面的贺礼。

「盆满钵满新春鲍鱼盆菜」,总共有18种的上等食材,包括蚝皇扣澳洲特级十头鲍鱼、南美海参、 日本原粒干贝、日本原粒蚝豉、特级AA茶花菇、班台新鲜明虾、烧鸡、猪手、黄金福袋、猪肉丸、腐竹、金针菇、芋头、发菜、西兰花、素鹅、白萝卜、蚝皇鲍汁。

「鲍参翅肚聚宝盆菜」,总共有18种的上等食材,包括蚝皇扣澳洲特级八头鲍鱼、南美海参、象牙翅、日本原粒干贝、日本原粒蚝豉、顶级花胶、鹅掌、烧鸡、猪手、猪肉丸、特级AA茶花菇、松茸菇、鸡腿菇、发菜、腐竹、素鹅、竹笙、蚝皇鲍汁。

若是觉得新春鲍鱼盆菜还不足够的话,大家还可以加菜噢!笼的传人今年精心推出6道外卖美食佳肴,分别是八福开运翅素食鱼翅汤、富贵百花酿蟹钳、发财豉油皇鸡、生炒腊味饭、日本红烧黑猪肉及如意豉油皇肉丝银芽炒面。凡是有订购新春鲍鱼盆菜的客人,即可以特别优惠价加配这几道美味佳肴,绝对超值!

今年,笼的传人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4日期间与4间银行推出新春鲍鱼盆菜专享优惠给于各银行信用卡用户。优惠包括有:

  1. 汇丰银行 – 以RM398购买RM468新春鲍鱼盆菜或以RM498购买RM568新春鲍鱼盆菜宴
  2. 大众银行 – 购买RM468新春鲍鱼盆菜或RM568新春鲍鱼盆菜宴即可获得1张RM50的现金礼券
  3. 渣打银行 – 购买RM468新春鲍鱼盆菜即可获得1张价值RM68的贺年捞生礼券
  4. 中国银联 – 以RM428购买RM468新春鲍鱼盆菜。

盆菜是源自哪里?

盆菜源于香港元朗围村的传统菜式,一盆菜里可荟萃有百菜百味,共冶一炉,基本原则是“和味”。过去,农村里有喜庆事,便在空旷的地方,配以木台木凳,以木炭加热,大家围着热烘烘的盆菜,一边品尝,一边庆祝。人们喜欢逢年过节时吃盆菜,盆菜就有了喜庆团聚的意义。

盆菜起源的其中一个版本:传说南宋末年,宋帝为逃离金兵追赶,落难到如今的香港元朗,正当随从四出张罗食物之际,当时的村民知道皇帝驾临,为表心意,纷纷将家中最珍贵的食物贡献出来,仓促间以木盆充当器皿,盛载佳肴,这也成就了盆菜一向把最贵重的食材摆在最上层的方式。

欲知更多详情,请拨笼的传人餐饮集团查询热线:03 – 7806 3188 或登入网站: www.dragon-i.com.my 了解详情。

切格瓦拉的启示——马来新青年文化运动

切格瓦拉的启示——马来新青年文化运动

切格瓦拉的启示

马来新青年文化运动

— 苏颖欣

切格瓦拉的启示

马来新青年文化运动

— 苏颖欣

要时时刻刻提倡读书,努力选择好书籍,使大家不至于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要逐渐协助新兵接触文化,关心国家大事。学员内心逐步产生的求知欲望或令人不安的周围客观形势的逼迫,都能推动学员们由浅入深地去阅读书刊。

——切格瓦拉《游击战》第三章

“影响我们的书?那就是切格瓦拉的《游击战》。”

绑起一头长卷发的兹克里拉曼(Zikri Rahman),身穿黑色上衣,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左翼青年的理想和魄力。

图:苏颖欣

他是“街头书坊”(Buku Jalanan)的创办人之一,当时还是玛拉工艺大学(UiTM)的学生。2011年至今,从沙亚南起家的街头书坊已遍布全球80余个据点。

兹克里不仅活跃于街头书坊,他也是“文学之城”(Literacity)的创办人,以文学作品重新挖掘吉隆坡故事;同时,他也加入了大马左翼联盟,目前他们在积极草拟大选宣言。

兹克里参与的活动当然不止这些,他仿佛对任何议题都有兴趣,常在街头示威、声援活动、文艺活动或讲座上碰见他。毫不夸张地说,他走到哪都会碰见几个相识的人,互相寒暄一阵。

他有时身穿抢眼的蓝色夏威夷衬衫,背着一个印有已故马来作家沙古伯(Pak Sako,原名Ishak Muhammad)头像的袋子。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到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硕士班就读。想象新竹街头多了一个颇为嬉皮的马来青年,那画面也蛮有趣。

“我想要更了解东亚。老实说,是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吸引我去的,我什么都不懂,就只是想要跳进一个全新的环境,在里面畅游。”

“我也听说,那里有蛮多学者社运人(scholar-activist),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

切格瓦拉的启示

斋戒月的一天,和兹克里约了一起开斋,我这时才知道街头书坊除了是2011年全球占领运动浪潮下的产物,原来和古巴革命有些关系。

“我们的策略大多来自切格瓦拉的《游击战》。”

兹克里说,切格瓦拉的战斗手册强调书籍的重要,各个士兵战斗时须带上一本书,读完了再互相交换。

“这有点像流动图书馆的概念,我们就在思考,如何以没有良好组织架构的方式赢得战争?我们虽然小,但其实可以战胜国家,可在学生之中留下一些另类想象。”

“切格瓦拉非常激进,他让我们看到如何将理论付诸行动,阅读之后如何从书中吸取东西。”

他声称,理论和实践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并行。

于是,兹克里和友人们在保守的玛拉工艺大学外,建立起了“街头书坊”,以书籍交换和阅读为策略,作为介入“政治”的管道。

他们奉行“BACA”信念(马来语‘阅读’之意),也是书籍(Books)、艺术(Arts)、文化(Culture)和活跃分子(Activism)的英文缩写。

Buku Jalanan

这就让街头书坊和一般读书会或书友会不同,也让它不仅是学生活动而已。

“一些喜欢文学的人来参加,谈着谈着,就扯到人权议题。我们是文学组织吗?还是社运组织呢?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

“我们(街头书坊)是一个混合体……不过,作为一个没有结构的主体也是好的,像一个开放的平台。”

寄宿中学的政治启蒙

兹克里在1990年出生于吉隆坡,也在此长大,而父母则来自吉兰丹。他的三个哥哥都是理工科出身,他也在玛拉就读工料测量系,毕业后当了两年的工程师,才决定于2015年离职,全心投入社运和文化工作。

兹克里在吉兰丹的祖父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诗人画家,对他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祖父的家有很多书,他什么都读,也刻版画。他是最早一批由英殖民者送到伦敦接受教育的教师。”

若要说他的“政治启蒙”时期,反而是2006年只身到吉打古邦巴素(Kubang Pasu)就读寄宿学校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当时,有不少来自华玲和锡县(Sik)的同学,向他谈起70年代的华玲农民抗争。

而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阅报,如《新海峡时报》和《前锋报》,同学之间则私下传阅家长提供的《哈拉卡》或《公正报》这些在野党报纸。

为何要读禁书?

兹克里说,一次沙亚南街头书坊活动,有人带了前马共女战士珊西娅法姬(Shamsiah Fakeh)的回忆录,就有出席者质疑为何要读马共的书,难道不是禁书吗?

事实上,珊西娅的这本回忆录最初是由国民大学(UKM)出版的,已是研究马共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兹克里说,政府的确禁止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和马共相关书籍。而街头书坊曾经办过一次“禁书展”,把内政部的禁书封面列印出来展览,以表抗议。这包括重要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先知》。

兹克里说,从内政部网页上查询,政府自60年代以来查禁的书籍共有逾1600本,其中可看出禁书题材的趋势——60年代以左翼文学为多,其中包括许多中文书刊;70、80年代则以宗教题材居多;90年代至今仍有许多宗教相关书籍被禁,而有关性内容的书籍也被禁不少。

目前,内政部禁书尤以马来语书籍最多。兹克里认为,马来语是被政治化的语言,而他们要重夺公民对马来语的话语权,因此街头书坊的媒介语皆是马来语。

作为抗争语言的马来语

街头书坊策略性地使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言,原因有二:第一,让马来语成为抗争语言,直接和当权者对话;第二,让马来语成为知识语言,但这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实践方法和理念却有所不同。

兹克里指出,在马来媒体中几乎没有“抵抗叙述”,大部分人阅读《Kosmo!》或《马来前锋报》等亲政府报章;而一些较批判性的媒体如《商业电台》(BFM)则以英语为媒介,一定程度上能避开政府的监视。

因此,街头书坊试图打开空间,让马来语成为抗争的语言,可以用来谈论被视为“敏感”的课题。他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沙亚南是较保守的区域,但沙亚南街头书坊至今从未面对什么阻碍。

然而,森州波德申的街头书坊,曾因公开讨论什叶派课题,而遭宗教当局查禁。不同的地理空间,似乎也有不同的“言论自由”标准。

Buku Jalanan

另一方面,马来语要如何成为知识语言?街头书坊在2011年成立之时,是少数使用马来语做知识讨论的团体。

“自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出台后,国家语文出版局(DBP)要规范我们说话用语的方式,而我们可否跨越这样的界限?”

“2008政治海啸后,‘后烈火莫熄’世代崛起,我们要重夺语言的本质,让它更具世界主义特质,邀请更多人使用它来传播知识。”

因此,不少街头书坊成员在2015年协力举办“Idearaya Festival”,标榜作为批判性的知识和文化平台,全场活动以马来语进行,讨论文化、政治、知识、历史和哲学课题。

他们目前也在筹备着第二届的Idearaya,冀望将知识“下放”至民间,重夺民众对知识、文化和语言的话语权。

马来文化革新运动

这些年来,兹克里和许多马来青年试图以文化运动介入政治,改变社会。而马来独立出版社的蓬勃发展, 更掀起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这些反叛、不安分的“小集团”,积极对抗国家霸权,也成功“K.O.”掉了国家语文出版局。虽然国家语文出版局将这些马来文学视为“低俗”,但如今人人手上都捧着独立出版的书籍或杂志,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国家机器。

图:苏颖欣

兹克里(见图)认为,文学和文化是互动和介入社会的管道,而马来文学界内部在80年代以后就没有引领文化思辨的论战,以致让人认为保守无趣。

“上一次在马来文学圈的论战,已是80年代的事,是国家文学家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和左翼作家卡欣阿末(Kassim Ahmad)针对文学如何符合伊斯兰的争论。”

“沙农认为书写是上苍赋予的任务和责任,而卡欣则认为伊斯兰价值能从任何世俗文本获取。对我而言,这场论战很无趣,而且只局限在马来社群。”

“这样的论战还有关系吗?我们如何往前走,再创造新的论战?事实上,无论在文化、文学或戏剧圈,目前并没有任何论战发生。”

没有形体的文化运动

不过,兹克里对当代的马来独立出版文化也有所保留,并非一味吹捧。

“我有存疑,一些出版社只在乎生意和利益(没有论述和回应)……例如我们应如何破除枷锁,干预出版机制的问题。”

“我们应该挑起论战,扣问事情,直接批评……以撼动体制。”

他也指出,一些独立出版社行销书籍的手法未必令人苟同,有些只是顺应潮流,并没有实质的内容,流于表面。

兹克里认为,在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事情和运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然而,却有必要去反思和论述这些运动的形成意义,以捕捉当中的精髓。

“这样我们才能将种子撒在各处。街头书坊就像颗种子,有些东西会从中生长。”

Buku Jalanan

他说,街头书坊没有固定的结构样板,却不知不觉“开枝散叶”。

他举例,印尼1998年改革时期以前,就有一些“无形”的文化组织(organisasi tanpa bentuk)。他们不如劳工或妇女组织般有清楚的定位,因此“无形”,却能更自在地和各领域合作串联。

“或许那就是本地文化运动的未来。必须先有文化运动,而之后政治才会跟上。”

也因此,他自认是个如此实践的文化工作者。

新世代的马来青年

兹克里说,由于他在马来社群长大,念的是国立学校,因此在上大学以前,没有一个华人朋友。我好奇地问,难道他在玛拉念书时认识了华裔学生?

“当然不是,玛拉是土著大学嘛。我的华裔朋友都是在街头认识的。”

“是通过社运场合,让我认识华裔朋友。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时代印记,净选盟和其他集会让我们更了解彼此。”

谈及1969年五一三事件以后的新经济政策,兹克里坦言,当然支持扶弱政策,但不该局限在单一种族,而是给有需要的人。

“我支持玛拉工艺大学向全民开放。”

图:苏颖欣

他说,身为马来人,并不和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冲突。而他并不喜欢强调自己的某些单一身份。

“我们可否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可否超越国家强加的身份?”

而他相信,这些身份随时可以置换、改变、更新。

或许,这也是如街头书坊这些“无形”文化运动的精髓,可以自在穿梭于缝隙,也可填补裂缝。

伊朗纪行:神权与诗的国度

伊朗纪行:神权与诗的国度

伊朗纪行:神权与诗的国度

苏颖欣 | 2017年3月10日

未到伊朗以前,对伊朗的认识仅来自电影。去年刚去世的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他电影中对生命的哲思对白和诗意画面,让人对这片被西方媒体渲染为极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土地,呈现两种迥异的想象。

女性旅客必须带头巾、上衣必须长及膝、男女分坐、异性不能握手、无法跨国领钱、不能刷信用卡、没有连锁快餐店、没有酒、没有面子书……这些都是旅游书和网站提醒的重要事项,无不令人忐忑。

我和十余位年轻朋友数月前有幸随同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伊朗访学,拜访德黑兰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悠久的大学,创办于30年代,这里是众多学生运动的发迹地,亦是伊朗革命和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

学校外就是一整条街的书店和书摊,可媲美东京的神保町。

 

 

什叶与逊尼派之争

随行的朋友大多是穆斯林,对他们而言,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次重要的宗教探索经验,因什叶派在马来西亚被打压,他们自小就被教育什叶派是异端,一切与伊朗及什叶派有关的事务,皆属“Haram”。有趣的是,我们来到什叶派圣地库姆(Qom)和一些神职人员交流、听阿亚图拉(Ayatollah,什叶派宗教领袖)讲道、到圣陵及清真寺祈祷,朋友们笑说,返马后不知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自己未被“洗脑”。

什叶派与逊尼派最主要的分歧点是先知继承人。什叶派认为先知指定女婿阿里为接班人,但逊尼派坚信先知没有立下继承人。什叶派最主要派系尊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为“十二伊玛目”(Twelve Imans),他们重视伊玛目圣陵,以致一些逊尼派认为是个人崇拜。

穿上罩袍(chador),我随朋友到清真寺祈祷,在库姆看见第七任伊玛目之女法蒂玛的陵墓旁有许多啜泣的女人,她们除了祈求过失获得原谅,也为法蒂玛的奉献和圣洁流泪。我在马从未有机会上清真寺祈祷,便学逊尼派朋友双手交叉在腰际祈祷,与一旁的什叶派祈祷者不同。我好奇什叶派朝拜时额头必会碰在一块小石(turbah)上,也拿了一块来尝试,什叶派认为祈祷时必须触碰土地(而非地毯)。

什叶派祈祷所用的小石(turbah)

伊朗属于文学电影

我对伊斯兰的认识仍粗浅,此行只能当个旁观者。同行朋友们都积极提问,不少问题颇尖锐,例如科学伊斯兰化的制约、逊尼与什叶派对正义的概念、伊朗女性地位、宗教领袖威权主义、伊朗的核能试验等。我则对伊朗如何处理波斯人以外的少数民族权利感兴趣,尤其记得一名库德(Kurdish)朋友说,3000万库德人是没有国家的民族。

对我而言,伊朗或更属于文学、电影和革命。

到伊朗适逢冬至,他们把这一年最长的夜叫耶尔达(Yalda),家人聚集在最年长的长辈家围着暖炉聊天吃喝,朗诵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据说,伊朗家家户户必有两本书,一本是可兰经,一本就是哈菲兹诗集。

一晚,有人买了本哈菲兹诗集,我们围着朗诗,伊朗朋友也以波斯语朗读,更为我们解释诗中意涵,仿佛人人都能谈诗。文学即是生活与传统,在伊朗,要说每人都能背诵几句哈菲兹或海亚姆(Omar Khayyam),并不为过。

伊朗冬节(Shab-e-Yalda 冬至日)所准备的食物

 

革命前的知识分子

从20世纪初期立宪革命到1953年美国资助策动政变,在此后的三十年间,波斯语现代文学发展达致高峰,作家们也积极介入社会。尼玛尤什(Nima Yooshij)和萨德海达亚(Sadeq Hedayat)奠定下来的现代文学基础,以及之后芙茹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的女性主义诗歌、苏赫拉塞培赫里(Sohrab Sepehri)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可见进步思想蓬勃发展。

彼时,革命与反殖运动风潮在第三世界吹起,不少伊朗知识分子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将之与伊斯兰思想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寻找第三条路,成为伊朗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尤以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为代表。

参访阿里沙里亚蒂基金会(Ali Shariati Foundation)

我们有幸拜访沙里亚蒂的儿女,向他们了解父亲的事迹和思想。沙里亚蒂在革命前数次遭逮捕监禁,他未能亲眼见到革命真正发生就在1977年过世。然而,也因沙里亚蒂生前对神职人员及体制的批评,革命后他的思想被边缘化,五本书遭禁。

根据当代伊朗批判知识分子哈密达巴什(Hamid Dabashi),促成伊朗革命的思想准备有多种面向,惟大致可分为两大共同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彼此却又截然对立:第一、欧美中心的世俗主义,主要在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发生;第二、草根的什叶派信徒,主要为宗教集团、市集商贩、劳工阶级、城市底层和农民(149页)。

而在这两种面向的基础上,还有一群有机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在政治上皆是激进左派,惟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德黑兰,无法如宗教集团般能触及草根阶层,轻易搅动大众的革命情绪。

“反现代”的革命?

1979年,没人相信在冷战后期会出现这如今被视为“反现代”的大规模革命。亲美奢华的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位君主莫哈末里扎(Mohammad Reza Pahlavi)举家仓皇而逃,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伊朗,经过全国公投后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自此成为和西方势不两立(尤其是美国)的巨大抗衡力量,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后冷战时代,高举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宣称世界格局已然定论,而伊朗与伊斯兰就被树立为最棘手的敌人。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院长在演讲中,大力批判美国军事策略和西方国家制裁活动,也指责西方媒体不实报道伊朗境况,加重世人对伊斯兰和伊朗的恐惧和误解。他也自豪地说,以宗教为主导的革命能在那个时代发生,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但伊朗做到了。

这也是我在不少场合(官方机构或民间)都听见的论述。在德黑兰,到处可见“打倒美国”(Down with USA)的布条标语,昔日发生人质事件的美国大使馆如今成了博物馆,我没有进去参观,但可想而知和好莱坞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的美国英雄主义视角截然不同。

在大马,不少穆斯林青年当时也受到霍梅尼感召,伊党少壮派尤索拉瓦(Yusof Rawa)夺权后也在党内设立如霍梅尼的精神领袖一职,宗教师的地位更崇高。

美国前驻伊朗大使馆旧址,现改为“美国罪行”纪念馆

后革命时代年轻人

一些伊朗学生告诉我,他们认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集团出卖了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建设并期待的新国家没有出现,伊朗反而走向另一种威权。“他们把伊斯兰变得很可怕”,一位年轻女孩这么说,她的黑色头巾里藏着染成金色的头发。但妳以身为伊朗人为傲吗?我问她。“当然,非常自豪。”

伊朗人对自身社会和文化特殊性的自豪,非比寻常。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第一即是不是中国人,第二就是“你认为伊朗怎么样?”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大家都想知道外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伊朗人是我碰过最热情好客的人,走在街上不断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问了以上两个问题后就说:“欢迎来到伊朗”,或是“欢迎来到我的国家”。更别说招待我们的伊朗朋友及老师,还有我之后独自旅行碰到的民宿老板和陌生人,他们的好客和关心令人难以忘怀。

当然,伊朗青年也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渴望刺激、潮流和新知识,但由于公共行为的限制和社交媒体的管制,迫使他们把所有能量都转移到地下。地下读书会、电影节、狂欢派对等活动都在悄然进行。这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文化,向不合时宜的宗教及政治权威挑战。

德黑兰的平安夜只有2度,没有圣诞庆祝活动。一位建筑系毕业的伊朗朋友开车带我们看看夜晚的德黑兰。北部的高级住宅区通常是夜夜狂欢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富裕朋友的家开派对喝酒。是的,公开场合不能卖酒饮酒,他们就自己酿酒或想办法走私,毒品亦然。另一位朋友笑说,我不会猜到他曾在哪里喝醉——答案是警局门口。我们也经过跨性别性工作者招客的街道,但那天凌晨刚好下起微雨,五六辆车内的单身男子苦等不到性服务。

德黑兰的年轻人,不少也曾参与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绿色革命”反政府运动。当时,武装部队进入大学宿舍,逮捕甚至杀害了参与示威的学生。一位朋友说,他的朋友被子弹射中头部,昏迷数月后醒来,家人害怕他再被逮捕,只好把他送到加拿大。

流亡,是许多伊朗知识分子和异议分子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便是其中一例。

古列斯坦皇宮(Golestan Palace)

 

传统与现代伪对立

伊朗革命后,社会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争论不休。传统似乎就指向保守的宗教人士,推崇伊斯兰传统价值作为生活原则;现代似乎就是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世俗派。这样的对立终将掉入进退维谷的无尽循环之中。

革命后,文学与知识运动陷入失语状态,反而是电影成为艺术家得以尽情表达的语言。

哈密达巴什认为,1979年以后,除了电影以外,所有文化表达方式失去了共同行为、社会意义和公共领域。当后革命制度越趋腐败,人民的愤怒与平庸转化成浩大美丽的世界电影。

“伊朗电影成为世界电影,是为伊朗给了世界一个暴政神权体制而道歉,也为了弥补这份恐惧而创造希望。”(209页)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那片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主角开着货车不断穿梭在小镇与山间,只为找到能和德黑兰连线的手机讯号,告知村里一位濒死老人的状况。当乡村医生为城里来的工程师朗诵海亚姆,当工程师为挤牛奶的女孩朗诵芙茹法洛克扎德,这是他们沟通的语言。

此时,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文学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皆在同样一个电影画面共生。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的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

参考资料:

  • Dabashi, Hamid. Iran: A People Interrupted. NY: The New Press, 2007.
  • Afshar, Medhi (ed). Selected Persian Poems. Tehran: Parmis Book, 2014.

喜欢类似的文章?请分享并关注我们的面子书

歧视跨性别者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歧视跨性别者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歧视跨性别者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庄仁杰 | 2017年3月2日

KiniTV最近播出一系列有关跨性别者的报导,反映马来西亚社会少数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虽然这世界对跨性别者渐渐接纳,但跨性别群体又是如何成为被歧视的一群?

从历史上的家庭与社会对于性别的看法,以及理性如何塑造今日世界的过程中,也许可找到一些线索。

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

按照生物性别(Sex),人类可按天生分为男女两类,以及因胚胎发育的关系所导致的“阴阳人”。但不论如何,男女始终是生物性别中的绝大多数。但除了天生的生物性别之外,性别也是是后天建构出来的(即所谓的社会性 别,Gender),家庭与社会则是建构社会性别的基础。

英文中的经济(Economics)一词,与家庭有关。Economics可追溯至拉丁文和希腊文,分别意指“家庭的财政状 况”与“家庭的经营”。因此,家庭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资源的生产与分配,并以此来维系家庭的运作。因此, 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是维持家庭的重要条件,决定分工的方式主要是以生物性别作为标准。

但是性别分工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许多人认为“男耕女织”是中国社会的家庭经济常态,但实际上不是。根据中国经济史大师李伯重的研究,“男耕女织”虽然在江南地区出现得早,但是直到明清时一年二作的农业出现,“男耕女织”才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之前男性参与织布,或者女性参与耕种,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性别角色随时代变迁

这类性别分工也凸显在政治与社会上。例如不论古今中外,家庭是主要缴税单位,并且也是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主要目标对象。例如《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进入华府并改名华安,恰好符合明清时期人们以家庭作为税收单位的制度(当时一些人选择併入大家族以逃税,并取得经济与社会保障)。

社会中的性别分工也非常明显。在新山古庙游神中,可抬神轿者皆为男性。女性在游神中则是负责其他工作,例如准备祭祀用品与管理香炉车。此外,社会也依照自己的习惯,规定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与权利。例如许多父系社会规定男性必须养家糊口而女性则在家相夫教子,以及过去的民主社会排除女性的投票权等等。

虽然生物上分了男女,但实际上性别角色与内涵却不断变化。人们则是通过参与家庭与社会的日常运作,学习成为男人和女人。所以人们除了具有天生的生物性别,也从日常生活中有社会性别。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以生物性别决定人们应该学习的社会性别为何,并且这深植于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之中。

个别传统接纳跨性别

因此,跨性别群体在当今社会之中无法找到他们所属的位置,进而被这社会所排斥。但是在一些传统社会中,这 些第三性别者是被其社会所接纳的。

例如印第安的一些社会,认为第三性别者(除了双性人也包括了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是具有通灵体质,进而社会地位崇高。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社会之中,例如印度与大溪地等一些较为传统的社会,不以生物性别来决定 社会性别者大有人在。

即使在中国,虽然同性恋不被儒家所接受,但是在历史上同性恋等并非罪恶。例如在明代,同性恋关係可见于上层社会,并且儒家士大夫也对其採取默许的态度。

现代性的不宽容起源

虽然传统社会接纳这些第三性别者,但是现代世界又如何变成不接纳他们?也许可从韦伯(Max Weber)、傅柯 (Michel Foucault)与刚过世的包曼(Zygmunt Bauman)三人的说法来理解。

韦伯指出现代社会强调理性,并且以理想型(Ideal type)作为分类标准,以作为现代社会理性管理的基础。理想型突出了某些基本与核心特征(但是不代表韦伯就否定其他的次要特征),因此放入以生物性别来分工的家庭 与社会中,男女成为了最基本的分类方式,但也抹杀了第三性别的存在空间。

傅柯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一书中讨论现代社会逐渐形成时,人们如何渐渐地把精神病看成“非正常”,同时运用了医学来 矫正这些“非正常人”。

到了《性史》,傅柯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在书中,他指出权力如何透过科学和医学,在十九世纪把原先社会所 解难的同性恋、跨性别者等列入“非正常人”的范畴中;并且认为这些是一种病,可以通过医学的方法来治疗。这种思维也获得政府的支持,以政府的力量去驱逐跨性别者。

现代社会的黑暗面——以理性与科学之名,对异己者的标签化,也以各种手段进行排挤、隔离与矫正,在纳粹德 国达致巅峰。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一事众所皆知,但除了犹太人之外,同性恋等社会中的少数弱势群体,也受到 排挤,也成为纳粹德国的受害者。

包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指出,纳粹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就大屠杀,就是因为现代性的黑暗面。现代性是“追求美丽、洁淨与秩序”,因此对于丑陋、肮髒与无序则採取敌视与消灭的态 度。当跨性别者被贴上“丑陋、肮髒与无序”的标籤时,就成了被迫害的对象。

复制西方性别的观念

从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开始,马来西亚社会也逐渐现代化,西方思想也成为主流思维与进步的象征。不论是 对于西方思想赞同者或反对者,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把西方这套性别分类的方式带入了生活之中。

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亚洲各地建立殖民地时,西方思想也随之传入。面对这种状况,许多传统社会诉诸宗教与文化来对抗。这同时也强化了宗教与传统主流文化中(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儒家)对跨性别族群的刻板印象与不道德性。

传统社会中原先的主流文化与宗教观念也借助西方科技的力量而贯彻到社会各个角落。原先各地的差异也随之被敉平,同时对于一些原有的细微差异也变得不容忍。原先还保有一定社会空间的跨性别族群,也不再被社会所容忍。

此外,接受西方思想的人们,也奉这套性别分类方式为正统。因此对于跨性别族群也不容忍,认为这些是“非正常的”,必须给予矫正。

在这情形之下,不论是接受西方思想的西化人士,又或者是强调传统文化与宗教的保守派,都对于这些跨性别族群採取不容忍的态度,两者都把他们视为是“不正常”/“堕落”的象征。

时至今日,同性恋、跨性别族群才被平反,不再被当成是一种病,而是诸多常态中的一种。可是在马来西亚,这 些跨性别者不论在政治或者社会中,都无法恢复原有属于他们的社会空间,只能躲在黑暗处,无法像其他人一样 拥有正常的生活与工作。

现代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选择,仍然还是要他们接受现代社会的标准,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进入现代政治与官僚体系之中,这些跨性别者就如同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一样,面临各种条例上的不公,以及社会上的公然排挤。这其中不但只是不能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也包括了享有各种社会福利与工作权益。

个人与集体价值冲突

虽然现代社会开始承认多元价值并强调必须尊重他人,但是这种强调个人的价值观可说是二十世纪才出现与逐步受认同的产物。特别是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这种价值观才逐渐成为普世价值。因此,跨性别族群才逐渐被人看到,其权益也才受到尊重。

虽然当今社会认同个人价值,但是这恰好与强调集体的家庭与社会的性别观念相冲突。因此,今日跨性别族群追求自我的性别认同时,就受到了来自集体的家庭与社会的各种阻碍,特别是当一个社会仍然非常强调家庭与社会 的性别观念时。

因此,在这样的时空之下,就不难理解为何仍然非常重视家庭的亚太社会对于跨性别者仍然有所不宽容。即使在社会风气相对宽容的台湾,多元成家仍然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至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民风较为保守的马来西亚,仍然不容于这些跨性别者了。

要如何让跨性别群体能够获得马来西亚社会的接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从当下就可做到的,就是不带有色眼光,给予平等的机会,让每个人过着他想要的人生,不论他是否是跨性别者。但是风气日趋不容于他者的马来 西亚社会,又是否能够做到?

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单恋》是一本融汇了跨性别族群议题的小说。虽然跨性别者被社会视为不正常,甚至获得医学的背书。但是重点是这些人也是活生生的人,是我们社会的一份子。人溺己溺,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不论是否是跨性别者,让他人也同你我一样,在这社会一起呼吸自由平等的空气吧。

KiniTV视频

跨性人报道(一):过年

跨性人报道(二):爱情

跨性人报道(三):法律与宗教

跨性模特儿的圆梦之旅

跨性模特儿的圆梦之旅

如何跨出心中那道坎?

跨性模特儿的圆梦之旅 English version available

去年某日,法丽莎如常在吉隆坡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一名陌生人,一个问题,改变了她一生。

陌生人问道:“你想成为时装模特儿吗?”

这位陌生人是莎米拉(Sharmila Ramanathan),即NativesMY电商计划创始人。她当时在找边缘群体,以拍摄屠妖节服装系列,身长瘦长的法丽莎吸引了她的目光。

一直以来,莎米拉包怀着模特儿的梦想,但身为跨性人,她总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像梦一样。”

陷入双重怀疑

然而,惊喜与兴奋后,种种疑虑纷至沓来:起初,法丽莎质疑这是骗局,莎米拉或是江湖骗子;确知NativesMY是正当公司后,她却开始自我怀疑。

她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坦言加入NativesMY之前,只曾自拍,担心应付不来模特儿工作。谈及此处,她不禁莞尔。

“我突然发现在(别人)的相机前。我需要知道如何摆姿势,及怎样是正确的角度。”

承蒙名师指导

现年39岁的法丽莎(Fariesha Adnan,见图)成为模特儿之后,不仅得以圆梦接受时装拍摄,还受前大马世界小姐塔努嘉(Thanuja Ananthan)亲自指导,学习走猫步。

“我之前挺害羞的,现在却可以更开放和人交流。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对莎米拉心存感激。”

在此之前,法丽莎在社交媒体曾遭受恶言相向,但如今却频频接获好评,令她感到讶异,促使她考虑投身全职模特儿。

去年9月,4名跨性人与1名难民参加这场时装秀,法丽莎正是其中一人。

莎米拉的故事

NativesMY的屠妖节运动,打着时装与电子商务的口号,旨在借商业之手,协助边缘群体。

莎米拉说,其他品牌聘请专业模特儿与名人,以推广名气时,她决定另僻蹊径。

“我明白为什么这些公司要这么做,但我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我欢迎所有边缘群体的人,但当我寻找他们时,恰巧我找到的多是跨性人。”

事实上,屠妖节也含有“希望”之意,旨在协助边缘群体,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开心最为重要

莎米拉(见图)原在广告公司任职,工作舒适,但她想到如何融合两种兴趣时,决定退出商界,投身国际非政府组织。

不过,她创立NativesMY后,并非一帆风顺。

“现在,我与我的模特儿见面时,我会搭德士,为她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我拿了这些包包,还擦伤自己的手。”

“不过,最终我会反问自己——我是否开心呢?我是。”

为了不受投资者限制,如跨性人不能打扮成女性,莎丽拉不惜自掏腰包,资助NativesMY。

去年,一群穆斯林跨性人入禀法庭,但最终联邦法院推翻上诉庭裁决,恢复男扮女装的禁令。穆斯林跨性人身份证写着“男性”,在打穿着女装时,有被捕的风险。

穆斯林跨性人接受易性手术后,尝试改变身份证性别,但却不果。

成自信跨性人

莎米拉冀望帮助模特儿克服自我怀疑,改善生活。

“我要Natives成为一个人人可以做回自己的平台。(跨性人)要蓄留长发,化妆(都可以),她们一般被告知这样不可。”

“到头来,我觉得这是获得工作与过上更好生活的基本技能(克服自我怀疑)……尤其是边缘群体,她们感到备受歧视,自我感觉没有自信。”

她以旗下一名模特儿为例,她热衷于化妆,但却没有自信追逐这个梦想。不过,莎米拉续说,她参加屠妖节活动后,即开始成为化妆师,为本地选美参赛者化妆,逐梦成功。

莎丽拉希望,边缘群体饱受社会歧视,导致缺乏自信,上述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

降低职场歧视

莎丽拉说,接下来准备为爱滋病患者发声之余,还希望与其他合作,透过社会责任计划,降低边缘群体在职场上遭受的歧视。

“当我寻找跨性人,我是真的到所有商场找。找出她们太难了……我想,她们未有机会获得体面的工作。”

“下一步就是在这方面有所改善,我希望更多公司会聘请她们,给她们一个机会。”

莎米拉相信,NativeMY在社交媒体接获不少正面回应,显示社会开始接受跨性人,但人们可以再跨出一步。

“大马人(在社交媒体)分享,但这只是唤醒关注。他们应该到最近的非政府组织,做一些事情。”

您同意吗?

更多

跨性人报道(三):法律与宗教

跨性人报道(三):法律与宗教

跨性人报道(三):法律与宗教

肖像漫画不仅是街头艺术

肖像漫画不仅是街头艺术

肖像漫画不仅是街头艺术

阿兹米挑战一天250图记录

为了打破肖像漫画(Caricature)只属于街头艺术,无法登大雅之典的迷思,槟城插画家阿兹米(Mohd Azmi Mohd Hussin)将尝试在24小时内,不间断地为超过250名民众作画,以期被列入大马纪录大全。

33岁的阿兹米出生于槟城北海,目前是一名自由插画家。

“出道”才三四年的他已出版两本著作,分别为2015年的丹绒生活(TanjongLife)和2016年的《小嘛嘛》(The Little Mamak)。“Caricature”普遍上被视为一种讽刺漫画,特指肖像漫画,或似颜绘。

阿兹米和《丹绒生活》 // 图取自 The Star Online

为三慈善团体筹款

阿兹米已向大马纪录大全申请,于3月18日早上10点至19日早上10点期间,在椰脚街甲必丹吉宁清真寺外的“排队扁担饭”(Nasi Kandar Beratur)档口旁作画,目标是不少于250幅似颜绘。

届时,他将当场使用A4纸和黑墨水,轮流为公众绘制黑白色和具明暗度的人像素描。他有信心,只耗用3至5分钟画好一幅作品,并在每4小时才稍微小休10分钟。

“所有作画是免费的,所有作品将暂时保管在甲必丹吉宁清真寺礼堂和在接领大马纪录大全的证书时对外展示。挑战结束后,相关的公众可以免费索取相关作品,或要求邮寄(唯需承担邮费)。”

尽管如此,强调艺术不忘慈善的他将在现场放置筹款箱,让被画者乐捐(非强制性),之后再悉数转捐给3个慈善团体,即马来西亚癌症协会、大马肾脏基金会和槟州白拐杖协会。

示范用约2分钟作画

阿兹米表示,肖像漫画一般上只被视为一种街头艺术。他希望,借此挑战抬高其地位到全国的等级,让本地社会的各阶层人士接触到肖像漫画。

“过去,我曾在12小时内画了100幅画,唯当时属于收费性质。有者很好奇,不停作画难道不会疲倦或感到睏吗?这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但我想去尝试,也相信可以办到。况且,我每隔4小时就会小休片刻。”

阿兹米是今天在甲必丹吉宁清真寺主席米拉麦丁(Meera Mydin)和巴当哥打州议员兼行政议员曹观友陪同下,宣布此项挑战。

他在记者会上甚至现场示范,为米拉麦丁作画,结果仅使用了短短的2分钟8秒就完成。

曹观友赞选对地点

曹观友表示,除了甲必丹吉宁清真寺,他和槟城环球旅游机构都大力支持阿兹米的挑战,并会给予特定援助。

“我们支持,阿兹米向全国展现他的艺术才华。”

他也相信,阿兹米可顺利完成任务。

“他选择在世遗区的著名扁担饭档口旁作画,显然是明智之举。那里的人潮到深夜都络绎不绝,要找到足够的民众让他作画应不成问题。”

有兴趣支持的朋友,欢迎在3月18日早上10点至19日早上10点期间,前往椰脚街甲必丹吉宁清真寺外的“排队扁担饭”(Nasi Kandar Beratur)。

Nasi Kandar Beratur

98, Jalan Masjid Kapitan Keling, George Town,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Malay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