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街头书坊”（Buku Jalanan）的创办人之一，当时还是玛拉工艺大学（UiTM）的学生。2011年至今，从沙亚南起家的街头书坊已遍布全球80余个据点。

兹克里不仅活跃于街头书坊，他也是“文学之城”（Literacity）的创办人，以文学作品重新挖掘吉隆坡故事；同时，他也加入了大马左翼联盟，目前他们在积极草拟大选宣言。

兹克里参与的活动当然不止这些，他仿佛对任何议题都有兴趣，常在街头示威、声援活动、文艺活动或讲座上碰见他。毫不夸张地说，他走到哪都会碰见几个相识的人，互相寒暄一阵。

他有时身穿抢眼的蓝色夏威夷衬衫，背着一个印有已故马来作家沙古伯（Pak Sako，原名Ishak Muhammad）头像的袋子。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到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硕士班就读。想象新竹街头多了一个颇为嬉皮的马来青年，那画面也蛮有趣。

“我想要更了解东亚。老实说，是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吸引我去的，我什么都不懂，就只是想要跳进一个全新的环境，在里面畅游。”

“我也听说，那里有蛮多学者社运人（scholar-activist），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

寄宿中学的政治启蒙

兹克里在1990年出生于吉隆坡，也在此长大，而父母则来自吉兰丹。他的三个哥哥都是理工科出身，他也在玛拉就读工料测量系，毕业后当了两年的工程师，才决定于2015年离职，全心投入社运和文化工作。

兹克里在吉兰丹的祖父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诗人画家，对他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祖父的家有很多书，他什么都读，也刻版画。他是最早一批由英殖民者送到伦敦接受教育的教师。”

若要说他的“政治启蒙”时期，反而是2006年只身到吉打古邦巴素（Kubang Pasu）就读寄宿学校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当时，有不少来自华玲和锡县（Sik）的同学，向他谈起70年代的华玲农民抗争。

而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阅报，如《新海峡时报》和《前锋报》，同学之间则私下传阅家长提供的《哈拉卡》或《公正报》这些在野党报纸。

作为抗争语言的马来语

街头书坊策略性地使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言，原因有二：第一，让马来语成为抗争语言，直接和当权者对话；第二，让马来语成为知识语言，但这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实践方法和理念却有所不同。

兹克里指出，在马来媒体中几乎没有“抵抗叙述”，大部分人阅读《Kosmo！》或《马来前锋报》等亲政府报章；而一些较批判性的媒体如《商业电台》（BFM）则以英语为媒介，一定程度上能避开政府的监视。

因此，街头书坊试图打开空间，让马来语成为抗争的语言，可以用来谈论被视为“敏感”的课题。他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沙亚南是较保守的区域，但沙亚南街头书坊至今从未面对什么阻碍。

然而，森州波德申的街头书坊，曾因公开讨论什叶派课题，而遭宗教当局查禁。不同的地理空间，似乎也有不同的“言论自由”标准。

另一方面，马来语要如何成为知识语言？街头书坊在2011年成立之时，是少数使用马来语做知识讨论的团体。

“自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出台后，国家语文出版局（DBP）要规范我们说话用语的方式，而我们可否跨越这样的界限？”

“2008政治海啸后，‘后烈火莫熄’世代崛起，我们要重夺语言的本质，让它更具世界主义特质，邀请更多人使用它来传播知识。”

因此，不少街头书坊成员在2015年协力举办“Idearaya Festival”，标榜作为批判性的知识和文化平台，全场活动以马来语进行，讨论文化、政治、知识、历史和哲学课题。

他们目前也在筹备着第二届的Idearaya，冀望将知识“下放”至民间，重夺民众对知识、文化和语言的话语权。

没有形体的文化运动

不过，兹克里对当代的马来独立出版文化也有所保留，并非一味吹捧。

“我有存疑，一些出版社只在乎生意和利益（没有论述和回应）……例如我们应如何破除枷锁，干预出版机制的问题。”

“我们应该挑起论战，扣问事情，直接批评……以撼动体制。”

他也指出，一些独立出版社行销书籍的手法未必令人苟同，有些只是顺应潮流，并没有实质的内容，流于表面。

兹克里认为，在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事情和运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然而，却有必要去反思和论述这些运动的形成意义，以捕捉当中的精髓。

“这样我们才能将种子撒在各处。街头书坊就像颗种子，有些东西会从中生长。”

他说，街头书坊没有固定的结构样板，却不知不觉“开枝散叶”。

他举例，印尼1998年改革时期以前，就有一些“无形”的文化组织（organisasi tanpa bentuk）。他们不如劳工或妇女组织般有清楚的定位，因此“无形”，却能更自在地和各领域合作串联。

“或许那就是本地文化运动的未来。必须先有文化运动，而之后政治才会跟上。”

也因此，他自认是个如此实践的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