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一天就是尤菲琳达（Yufrinda Selan）的19岁生日，离家10个月后，她终于回到印尼东巽他群岛省巴都布爹（Batu Putih）的家乡。不过，迎接她的并非喜悦的泪水，而是家人的哭嚎。

尤菲琳达的身体裹着尸布，安放在白色棺材。她的父亲梅杜萨拉（Metusalak Selan）不敢为木箱掀盖，因上面写着的不是女儿名字，而是梅琳达（Melinda Sapay）。

“我害怕这是一场错误。”

直到印尼移工安置和保护机构的地方官员前来，向他展示尤菲琳达的照片，梅杜萨拉才愿意打开棺材——他的女儿安睡在里面。

尤菲琳达出生于1997年7月15日。去年生日当天，当地警方在医院太平间掀起她的棺盖。家人通过她腿上的一颗痣认出尤菲琳达，同时却惊讶地发现，她的身上多处缝针，脸上布满伤痕。

梅杜萨拉本月初接受访问时说：“他们告诉我，尤菲琳达上吊自杀，死于马来西亚雇主的家中。”

根据东巽他群岛省会首都古邦（Kupang）警方的调查，当地人口贩卖集团涉案，也有伪造文件的情节。

警方鉴定前警官艾杜亚德（Eduard Leneng）和戴安娜（Diana Aman）是聘雇及将尤菲琳达送至马来西亚的猎头公司负责人，他们拥有Pancamanah Utama和Jaya Abadi两家有限公司。

本月初，两人在多项罪名下被控上庭。根据控状，爱杜亚德被指涉及伪造尤菲琳达的文件，再将她交给戴安娜处理。

去年12月，爱杜亚德受访时否认涉及人口贩卖活动，“我从未和聘雇尤菲琳达的人接洽。”

而戴安娜及其律师艾文马努隆（Edwin Manurung）则拒绝评论此事。

至少33移工命丧他乡

尤菲琳达的案例并不特殊。去年，根据印尼官方数据，该省共有至少33名移工命丧他乡——其中包括马来西亚。

当地监督人口贩卖情况的非政府组织协调员梅尔棋（Melki Musu）说，直至今日，从东巽他群岛到马来西亚的移工贩卖状况依然猖獗。

东巽他群岛省有逾500个岛屿，遍布4万8718平方公里的陆地与海。

古邦警区总长阿德杰（Adjie Indra）揭露，在过去两年，该省共有超过2200名移工沦为人口贩卖集团的受害者。

这个数字是根据警方向证人和嫌犯录取口供时所获的资料。

“在东巽他群岛，至少有7个人口贩卖集团。”

阿德杰说，警方尚未侦破所有集团，不过警方将“分阶段进行”。

根据阿德杰，一些集团是由马来西亚的女佣和人力资源中介资助的。

“他们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辙，而且这涉及马来西亚的一名大人物。”

追踪人口贩卖网络

我们的调查自去年9月开始，追踪东巽他群岛、棉兰和马来西亚的人口贩卖网络。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清楚在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期间的财务交易文件中发现。这叠厚文件证明，这期间从大马流入了近100万令吉的资金至东巽他群岛，以聘雇移工。

其中，最大笔的交易是来自一个名叫温妮（Oey Wenny Gotama）的女子。

自2015年8月，一年下来她转汇了至少64万6000令吉（或200万印尼盾）给斯里（Seri Safkini）——一家棉兰聘雇中介Cut Sari Asih有限公司的东主。

例如，在去年6月28日，温妮以“支付五个TKW”为名，转汇了2万8000令吉。TKW是Tenaga Kerja Wanita（女工）的缩写，而TKI则是Tenaga Kerja Indonesia （印尼工人）的缩写。

斯里再将这笔钱分给她在东巽他群岛的联系人。其中一个是付给尤哈呐斯（Yohanes Leonardus Ringgi），古邦机场的保全人员。从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她与尤哈呐斯共有155项交易，近60万令吉。若追溯到2015年1月，则可达70万令吉。

尤哈呐斯在去年11月因涉及人口贩卖被逮捕拘留后，我们和他碰面3次。他一开始不愿意透露资讯，在第三次的会面才终于松口公开人口贩卖资料。

他承认接获指令，招揽家庭佣工以送至马来西亚。他除了指认因尤菲琳达案被控的艾杜亚德和戴安娜之外，也点名斯里涉案。

“他们会给我钱。”

根据上述财务文件，他接获艾杜亚德和戴安娜超过8万3000令吉。

承认贩运逾400移工

尤哈呐斯在机场当保全人员已16年，他确保出国的移工能安全通关。他也承认，已贩运了超过400名来自棉兰和泗水的移工到马来西亚。

“（输送）每名移工，我会拿到50万印尼盾（约170令吉）。”

这个庞大的人口贩卖链，就连孩童也不能幸免。TEMPO和两名未成年女孩碰面——达玛丽丝（Damaris Nifu）和珍妮（Jeni Maria Tekun），她们是尤哈呐斯试图贩卖出境的孩童。两人遭古邦警区警察扣留盘问。

她们只接受过小学教育，遭人蛇集团招揽时尚未满16岁。她们是受尤哈呐斯的下线——言多（Yanto）和玛麻（Mama Nona）招揽，言多和玛麻在2015年中遭警方逮捕。

他们拐骗达玛丽丝和珍妮，说会让她们赚得300万印尼盾（约1000令吉）的月薪，当时的最低薪资只是125万印尼盾（约420元）。她们后来被关在Cut Sari Asih有限公司。

珍妮说：“我们遭粗暴对待，有些人被拳打脚踢。”

她们后来被送到班达亚齐，但最后因为雇主恶劣对待而逃走。

必须建立“新身份”

对于达玛丽丝和珍妮这样的孩童，启程之前，不法集团必须为他们创造“新身份”，以符合法定工作年龄。

在马来西亚，家庭佣工必须至少21岁，其他领域的工人则至少18岁。

出发前往棉兰之前，两个女孩拿到新的伪造身份证。这很简单，只需基本设计技巧和一台安装了Adobe Photoshop的电脑。

负责为她们伪造证件的，是一名当地大学生斯比利（Sipri Talan），他和不少非法猎头公司有联系。

在古邦警区警局和被扣留的斯比利见面时，他说：“每做一张假身份证，我会拿到10万印尼盾（约30令吉）。”

这些新身份证是用来制作护照。根据尤哈呐斯，下一步就是和移民局官员串通，发出新的护照。

而在马来西亚上吊自杀的尤菲琳达，她的护照名字是梅琳达，而护照是古邦机场的移民局官员高斯达（Godstar Mozes Banik）所制作。

虽然这是在艾杜亚德的控状中揭露的，但高斯达否认协助人口贩伪造移工护照。

“所有事情都依照程序进行。”

尤菲琳达的案例对印尼移民局来说，是个重大的教训。印尼移民局总监罗尼（Ronny Franky Sompie ）说：“我们在发出护照时会更加警惕。”

雪州的女佣供应商

另一方面，在雪州蒲种再也，NG Bersatu公司入口有个大型黄色商标。这家公司的名字以大写英文字母呈现，对外宣传自己是家“女佣供应商”。商标还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女人抱着一名幼儿，两人都脸带笑容。

这家公司的主要办事处是在一楼，在宽阔的办公室后有个小房。小房中的一个双层床就占用了大部分空间，房内没有窗口，只有一把风扇。

这是沙林（Sarlin Agustina Djingib）2015年8月抵达马来西亚后被安置的房间。沙林也是来自是东巽他群岛省的移工，她是被尤哈呐斯涉及的人口贩卖集团所招聘。

沙林当时仍是一名青少年，不到21岁的合法受聘年龄。

去年12月，沙林在印尼驻马大使馆，给予来自古邦的警方口供。

“我的所有假文件，都是由尤哈呐斯的下属所伪造。”

沙林从她在东巽他群岛的家乡飞往巴淡岛（Batam），一个只需乘搭短暂船程就能抵达柔州的省份。

根据现有的飞机航班资料，巴淡岛与东巽他群岛距离超过3800公里，期间还得在泗水或雅加达转机，没有直飞班机。

在巴淡岛，沙林会晤斯里的女儿安琪琳（Angellin Wijaya）。斯里是Cut Sari Asih有限公司的拥有人。

沙林说：“安琪琳把我送到巴淡岛中央码头，以入境新山。”

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之后开车5小时，把她送到在蒲种的NG Bersatu公司。

在那小房度过一晚后，沙林说，她被她的雇主贾丝敏（音译，Jasmin）接走。

贾丝敏陪同沙林到印尼驻马大使馆。她说：“我付1万9000令吉予NG Bersatu。”

这比马印两国政府所同意的8400令吉招聘费，多出超过一倍。直到今天，沙林连一张合法的工作准证都没有。

涉及诱骗女工来马

古邦警方去年12月在大使馆录取温妮的口供，以调查诱骗沙林来马的人口贩卖网络。温妮自称代表NG Bersatu公司。

“我完全不知道关于人口贩卖的事情。”

她去年12月在大使馆受访时，也否认把资金转移到招聘潜在劳工的工作上。

不过，NG Bersatu经理黄敬豪（音译，Ng Jing Hao）的说法，却与温妮相违。

黄敬豪于3月15日，在他办公室受访时说：“她负责应对我们的供应商（印尼移工代理）。我们付她钱，她把钱交给在印尼的代理。”

不过，他拒绝透露，转移至印尼的资金有多少。

他也坚持，在招聘和安顿移工方面，没有违反任何马来西亚法律。

“我们不收未成年劳工。我们根据他们的护照行事。”

询及在这些移工中，有无未成年者，黄敬豪则表示不知道。

“直到目前，当他们通过移民局入境马来西亚，都没碰到问题。他们的指纹全都没问题。”

“如果女佣未成年，我们不会要她们。”

他承认，NG Bersatu公司与Cut Sari Asih公司在“好一段时间”以前，有过简短的合作关系，但沙林并非他们所招聘的劳工。

“她是通过另一家代理前来马来西亚。我们只是帮助她找雇主。”

他也承认从贾丝敏所支付的费用中，抽了一笔。

我们无法取得斯里和他女儿安琪琳的回应。

他们的排屋坐落在西雅加达的高档社区，而房子看似空置无人。当地的保安人员之后证实，斯里和安琪琳已搬走，而房子也曾充作招聘劳工的收容所。

在棉兰，随着当地警方于去年8月突击检查，在那里另一个属于Cut Sari Asih公司的收容所，一样已空置。这栋双层房子的大门深锁。

斯里也是一名逃犯。根据古邦警区主任阿吉（Adjie Indra），Cut Sari Asih公司已输出至少251名劳工来马来西亚，而他们最终沦为无证件移工。

输送一劳工获七千

镜头回到东巽他群岛。在这里，另一名猎头者也承认拿到来自马来西亚的资金。此人名为柯巴（Kobar），他一度在贩卖人口罪名下遭被捕。

他坦言曾把6名工人送至一名叫戴艾伯特（音译，Albert Tei）的马来西亚人手中。

“每一个工人（送到对方手中），我会获得2100万印尼盾（近7000令吉）。”

除了柯巴，两名印尼人力资源公司的经理，还有多名在马的佣工公司业者，也称戴艾伯特是印尼移工的主要猎头人。

戴艾伯特现年29岁，是ManPower88总经理，此公司旗下拥有8家佣工机构。他持有“拿督”头衔，也是巴生马可兴燕窝企业有限公司（Maxim Birdnest）的业主。

负责劳工事务的印尼驻马使馆专员慕斯达法（Mustafa Kamal）透露，自己曾诘问艾伯特，究竟每月能引入多少名劳工。

慕斯达法转述，戴艾伯特亲口承认每月能“进口”100名印尼劳工。

“这是非常庞大的人数。”

相较之下，大马雇佣代表协会（PIKAP）主席拉惹祖基菲里（Raja Zulkepley Dahalan）则说，其会员一般每月只能招募20名员工。

其中一名从东巽他群岛来到马来西亚的是瑟拉维娜（Seravina Dahu），她在古邦欧沙巴（Oesapa）儿子的家，向我们展示艾伯特的照片。瑟拉维娜说，他是“前老板”。

瑟拉维娜如今以农为生。她在马工作期间，竟无一纸签证。

“在戴艾伯特那里，有许多来自东巽他群岛的人，大部分是非法的。”

她忆述，自己过去每日工作逾12小时，但只有一餐充饥——白开水与面包。

否认虐待聘请非法工

为了求证此事，记者赶赴巴生燕窝厂（见上图）追问戴艾伯特。不过，他极力否认虐待员工，聘请非法移工。

“我只是处理合法（有证）移工。”

“若他们以假文件到马，我不可能知道。这是印尼相关机构的（审核）责任。”

戴艾伯特宣称与警方、移民局官员关系甚笃，但他否认每月招纳100名移工。

“至多70至80名，而这是在马来西亚经济尚好之时。现在最多只有30名。”

不过，他承认自己在印尼猎头界颇有名气。

“若我在一个月招纳50名移工，两年就有1200名。因此，他们在村庄提起我的名字，这并不令人惊讶。”

此外，他还强调自己不知晓印尼招揽劳工程序的违规行为。

“只要他们有合法护照，通过身体检查，我们（马来西亚中介）会安排他们（找雇主）。我们无权检查他们的护照真伪。”

他解释，一切相关文件须从6个单位获得批准，分别是印尼机构、马来西亚机构、印尼驻马大使馆、马来西亚劳工局、佣工，以及雇主本人。

去年为止，共有120万名持证印尼劳工。不过，慕斯达法却估测，非法劳工的数量或远为庞大。

“此（非法劳工）数字可能是翻倍。”

安云来马从事性服务

一般而言，非法印尼移工在园丘、餐厅、性服务业工作，在茨厂街“招客”的安云（Anggun）正是其中一例。

安云来自雅加达。她说，在茨厂街一带以性工作为业者，以印尼人居多。

“我只是到这里几个月而已。”

慕斯达法说，印尼与马来西亚政府竭力遏制非法移工，但有一个问题，令两国头疼不已。

“两国边境共有150多个热点，可供非法移工用作出入口。”

在婆罗洲的马印边境全场2019.5公里，区隔了印尼北加里曼丹省、东加里曼丹省、西加里曼丹省、沙巴及砂拉越。

然而，这条边境仅有一个跨边境检查站，设在印尼恩德港（Entikong）与马来西亚打必律（Tebedu）。

马印海上边界，则涵盖4个海域，分别为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南中国海、西里伯斯海（Celebes Sea，又名苏拉威西海）。

而移民厅出入境柜台官员之间的串谋，更进一步加剧问题。

在吉隆坡一家印尼菜餐馆，两名来自西爪哇的非法印尼移工，即28岁的依嘉（Ika Fatmawati）与19岁的依娜诗（Ines Nugraini），向记者讲述他们如何在去年圣诞节经由巴淡岛中央码头（见图）抵达柔佛巴西古当。

“我们受促走3号柜台。我们获悉会安全无虞。”

她们通过了移民局安检，却落入新雇主的魔掌。

她俩在马六甲担任清洁工两个月，不曾接获任何薪资，甚至除了工作，寸步不可离开宿舍。

在2月22日当天，她们毅然离开马六甲，逃至吉隆坡。

谈到这里，依嘉不禁说：“我现在感到自由了”。

《当今大马》尝试联系柔州移民局总监罗海兹（Rohaizi Bahari）寻求回应，惟不果。

尤菲琳达沉冤待雪

无论如何，依嘉远比尤菲琳达幸运。

时至今日，当局未曾调查尤菲琳达案，父亲杜萨拉仍不知女儿的死因。

“我确信，她是被谋杀的。”

尤菲琳达据称是在蕉赖雇主住处（见图）的厨房上吊自杀。记者重返现场，找到其雇主Conrad Wee（音译，孔勒魏）。不过，她撂下一句话，即匆匆开车离开公寓。

“这是一宗不幸的事故。我不愿多谈。”

记者尝试联系警方，但效果甚微。武吉阿曼肃娼、肃赌及反私会党组（D7）助理总监罗海米（Rohaimi Md Isa）受访时，仅说这宗案件会由两国在双边平台商榷。

“所有涉及人口贩卖的邻国，我们皆举行双边会谈讨论。这是为了协助调查与执法。”

印尼移工保护协会主席尤斯隆（Yusron B Ambary）说，他们已向当局提出申请，以调查尤菲琳达案。

“只有马来西亚警方才有权力调查。”

此时，尤菲琳达的父亲梅杜萨拉（见图），只能在女儿的墓前点燃蜡烛，希望一天真相大白和正义得直。

酒吧的一个如常夜晚，打工兼职的庞克青年艾因（Ein）看到令他感到恶心的一幕。他自认已非常糟糕，抽烟、喝酒及嗑药无不沾上，但眼前一幕，比起他和染上毒瘾的哥哥还要恶劣。

“我看到在酒吧内喝酒的执法人员，公然卖毒品给其他人。”

“这让人作呕，理应缉毒及保护我们的人竟同流合污。那一刻，我觉得够了，我痛下决心，停止吸毒、喝酒及抽烟。”

“我告诉我的乐队成员，我们得改变乐队路线，成为直刃派（Straight-Edge）。”

那一年他22岁，已嗑药数年。

重述这段改变人生的转捩点，眼前的艾因依然显得愤怒，他无法接受执法机构出现腐败，如同他无法接受自己唱着反抗贪污滥权等歌，自己却陷入毒海。

艾因来自巴生，今年39岁，他从14岁起就成为庞克，至今已有25年，在庞克圈已属老辈。

17岁时，他成立一支独立庞克乐队，之后改名为Second Combat，在生活颇为匮乏的90年代，这支乐队算是取得不错的成就，不只受邀到欧洲巡演一个月，更出了不少专辑与黑胶唱片，在当时的地下庞克圈享有小名气。

但这些成就只属个人，艾因和Second Combat更重要的角色是反抗毒品，当他于22岁宣布其乐队成为直刃派后，他们在每一次的演出都会传达不吸毒、不喝酒、不抽烟及不滥交的讯息，艾因之后更成立“青年无毒协会”（Drug Free Youth Association），帮助青年脱离毒海，尤其是庞克群体。

出书推广“X”文化

从吸毒到反毒，来自破碎家庭的艾因有过一段糜烂生活，今年3月他出版了《我是庞克小子》（Aku Anak Punk）这本传记，把自己的庞克人生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由Buku Pojok出版及销售，以马来文书写，词句浅白易懂，不时用上一些英文如“gig”（现场演出）、“rebellion”（反叛）、“scene”（表演场景）等庞克场景所熟悉的字眼，读起来像是一名庞克的自传。

问艾因的写作心得，他腼腆地笑说：“我就直接来”（aku hentam saja）。

庞克起源于70年代的非主流文化，最早流行于音乐界，最后渐成一种生活态度。庞克族以叛逆及充满颠覆性的音乐与造型，反抗主流社会的制度与价值文化。

直刃派则是庞克或硬核音乐的一种生活态度，起源于80年代初期的美国，当时一些庞克族对庞克界普遍存在嗑药、酗酒及吸烟行为感到反感，因此发起直刃派运动——拒绝毒品、烟酒及滥交，一些更主张吃素。

艾因原名凯阿兹（Khai Aziz），但大家习惯称呼他艾因。3月的一个早上，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以分享他的新书。眼前的艾因身穿黑色尼龙外套，下半身是褐色长裤及运动鞋，这和他年轻时的打扮相去甚远。

“以前我也穿夹克、马丁（Dr.Martens）靴子及染头发，什么颜色都有，青色啊黄色。”

艾因的右手带着一个画有“X”的手表，那是直刃派文化的符号，一般上，直刃派乐队在表演时会在双手的手背上画“X”，人们就知道这支乐队不喝酒，而不会供酒给他们。

问他出版此书的目的，艾因说，他希望向其他庞克族传达直刃派的生活态度，启发他们远离毒品。

偶像哥哥深受毒害

在成为直刃派前，初入庞克圈的艾因和其他少年一样，以为庞克一定要抽烟、喝酒及嗑药，他坦言，一开始是为了融入圈子，也以为那样才有型。

他在访谈中毫无掩饰地分享过去事迹，一如他在书中直白的笔调。

“那时我才14岁，刚加入庞克一族，我的同班同学几乎都吸毒，若我们翘课，就会聚集在朋友家，我们会抽烟、喝酒及吸毒。”

“一些朋友会尝试（易成癮的）烈性毒品，例如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Meth，一种兴奋剂），之后会很嗨（high），当时我们认为，嗨是一件很酷的事。”

不过艾因解释，当时他只是吸一些轻微毒品，如大麻及K他命，且没成瘾，但他身边很多朋友染上毒瘾，不少更因而丧命。

他的哥哥也染上毒瘾，经常向母亲讨钱买毒品，更因此变卖掉家里的东西换钱买毒品，搞得家无宁日。

哥哥其实是艾因的偶像，是影响艾因少年时期最深的人。哥哥收藏各种庞克乐队的专辑，又是吉他手，艾因想要像他一样酷。

村民称之毒品家庭

除了哥哥，艾因还有一名姐姐和弟弟，有趣的是，四人都是庞克族。但他形容，他们不像其他小孩幸运，中三时父母就离婚，导致家庭乱七八糟。

母亲大部分时间在外工作，无暇关心他们，音乐和庞克是当时四兄弟姐妹唯一的慰藉。

“我们的家庭缺乏榜样来引导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太像一个家，这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经常流连在外，和庞克朋友混在一起的原因。”

后来，他发现哥哥变了，不只常喝得酩酊大醉，更被毒瘾折磨得不成人形，瘦得像骷髅。

“他（哥哥）每天都向我和母亲讨钱，若没钱，家里的东西就被卖掉，电视、煤气桶，甚至连天花板上的风扇他也拆下来卖。”

“甘榜的人都讨厌我们，他们称我们为毒品家庭，摩哆不见就指控我们偷了。”

之后，艾因和母亲不得不报警，哥哥因而首次被送入扣留所及戒毒中心，之后进进出出约8次之多。

成为庞克圈的“医生”

他恨毒品改变他的哥哥，也开始对颓废的吸毒生活感到厌恶与反感。

之后，艾因把全部心力放在乐队上。他爱庞克音乐，当时会购买国外各种独立音乐杂志，如《Maximum Think》及《Self-Dicipline》，并从这些杂志认识到直刃派文化。

艾因青年时常在酒吧兼职打工，直到那个酒吧夜后，艾因的乐队Second Combat才正式成为大马首支直刃派乐队。

“我觉得自己很虚伪，我们的歌词内容尽是要为社会及世界带来美好，但我和队友都吸毒，那时我已开始讨厌毒品。”

但摆脱毒海的过程并不容易，艾因和队友们都有吸毒问题，他们决心和毒品背水一战。重复停停抽抽多次后，他们终用了一年时间摆脱毒海，也戒掉烟酒，艾因更于2004年起成为素食者。

他形容戒毒后经常心情愉悦，于是便开始向身边的庞克朋友推广直刃派文化，但一开始难免发生意见冲突，一些庞克朋友不认同他的无毒思想。

“他们都谴责我说‘天啊，你不再是庞克，你应该吸烟及喝酒’，有时他们会把烟递给我，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没生气或拒绝，我只是说‘没关系，下次吧’。我坚持婉拒，直到他们累了而不再施压我。”

艾因也不会强迫庞克朋友改为直刃派，他只是坚持留在地下音乐圈，以便哪天哪个庞克朋友对烟酒毒反感而想改变时，能够有个倾诉的对象及选择的余地。

“我相信没人能被强迫，在庞克圈我们没互相对抗，我能接受你是无政府主义派庞克（anarchy punk），你能接受我是直刃派庞克，我们没把各自的思想强加他人。”

“我只是要呆在那里（地下音乐场景），随时准备着，以协助任何想要改变的人，就像一名医生：哦，你有问题，来找我吧！”

融入社区耕耘服务

这时的艾因和乐队，每每在地下音乐场景演出时都会宣传无烟酒毒，后来他也在一家学院找到工作，任务是到学校寻找成绩差的学生，以招揽他们到其学院升学，因此他得奔波于各个中学给讲座。

“可能大家会觉得好笑，庞克小子也能给讲座，但我经常会在讲座尾声穿插一些反毒资讯，老师认为那蛮不错。”

在获得一些认可后，艾因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能协助青年反毒，最后他决定辞职，成立非政府组织“青年无毒协会”，举办反毒讲座及活动。

艾因主要会到国中给讲座，他笑说，学生们对庞克文化的兴趣甚于反毒资讯，因此他总会和学生们分享他和其他庞克的故事。他已记不清总共办了多少场讲座，但如今会维持在每个月一场。

虽然身份转为反毒的社运分子，艾因仍坚持自己是名庞克族。他说，庞克的思想本来就主张关心及服务社区，就如落户安邦的庞克社区“火屋”就经常推动社区活动，如“要食物不要炸弹”（Food Not Bombs）以及免费市场（Free Market）。

叹社会排斥边缘人

艾因也曾协助哥哥戒毒，让他一度摆脱毒品，组织家庭，甚至找到一份工作。但艾因感叹，社会不接受像哥哥一样曾经入戒毒中心的边缘人，以致哥哥在工作上遭人排斥，再因自卑而再度沾上毒品，并断断续续与毒品对抗，最终于去年离世。

在访谈中，艾因一直重复“启发”字眼，显然迫切渴望自己的故事能改变庞克场景的一些事态，而他的目标是要让全马各地都有直刃派庞克，据他所知，目前只有1%庞克是直刃派。

在Second Combat唱了20多年的庞克音乐，艾因和队员已于去年解散该乐队。

他笑说，Second Combat几乎已经历一支乐队该有的所有历程，包括巡演及出唱片等，队员们都累了，所以决定暂时解散。

但他强调自己依然是一名庞克，且要做永远的庞克。

哲荣（Jerome Manjat）这趟来西马的行程很赶，除了到森林局参加一个香蕉树造纸的工作坊，还出席了本地艺术圈针对近期一起审查事件的闭门讨论会。

沙巴艺术团体“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的作品在国家艺廊和孟沙APW艺术空间展出，惟展览开幕两天后，APW的一幅大型木刻版画“沙巴，我的家乡”（Sabah Tanah Air Ku）因故被撤下。

32岁的哲荣是庞克摇滚舍一员，来自沙巴兰瑙（Ranau）。他日前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谈及这幅被撤下的作品，难掩失望及懊悔。

这幅大型版画是多名成员共同创作而成，配合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逃离东南亚之海”（ESCAPE from the SEA）展览，与另外13位艺术家及团体共同展出。

版画碰触不少“敏感”课题，如沙巴身份证计划、非法伐木、金钱政治等种种扭曲面貌，还有一个长得神似沙巴首长慕沙阿曼（Musa Aman）的角色，引来有心人士关注施压。

“不，那其实不是首长，只是一个无名士。（若真的画首长）那岂不是自杀吗？”

“这部作品描绘的是真实事件，这些事真的在沙巴发生，不过也可在任何国家发生，无论是发展中或发达国家。”

“我们的作品都是关乎事实，每一幅都蕴含意义。”

众人不知道的沙巴

哲荣说，在APW空间展出的这幅作品描绘大家所不知道的沙巴，但却是沙巴人真实的生活；而在国家艺廊的同名姐妹画，则是有关沙巴的梦想，及大家眼中美丽的沙巴。

哲荣（见图）坦承，一些人不满作品上刻了“沙巴是独立之州”（Sabah Negeri Merdeka）这句话。

当作品必须撤下的消息传来，庞克摇滚舍的其中四人在出席开幕后，与主办方和策展人开会讨论，最终决定将作品撤下，并等待主办方发表公开声明。

他们知道，将一部作品从展览中撤下，是件大事。然而，为了不影响其他参展艺术家，减低对他人的困扰，他们决定在短时间内创作新作品取而代之。

“但是，我们回到沙巴后，就感到后悔。我们当时应该要捍卫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作品审查事件，没有经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决定。”

然而，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声明迟迟不来，最后也只以该作品遭人“误读”（misread）为由来交待。两个星期后，庞克摇滚舍决定将所有作品从该展览撤下，以示抗议。

哲荣不违言，庞克摇滚舍的作品碰触敏感社会课题，但他强调，所刻画的都是真实发生在沙巴的问题。

“只有别人认为敏感，这些作品才成为敏感。”

平等参与无领导人

哲荣说，庞克摇滚舍的活跃成员有约8人，正式成员“差不多18至20人”。重要的是，所有成员都是平等参与，没有领导人的角色。

他们每周都在创办成员之一李佐（Rizo Leong）位于兰瑙的家聚会创作。虽然成员都有其他工作在身，但至少每月的首个星期四一定会聚在一起。

顾名思义，“pangrok”是英文 “punk rock”（庞克摇滚）的口语发音，而 “sulap”则是卡达山杜顺语（Kadazandusun），是小屋的意思。成员们都是庞克摇滚乐爱好者，崇尚Do-It-Yourself（DIY，自己动手做）精神，也都爱艺术创作，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及社区服务。

木刻版画成抗争手段

庞克摇滚舍在2010年成立，在这之前，哲荣和李佐等好友已有一个叫“V for Volunteering”的组织，主要从事社区服务。

2013年，印尼庞克乐团Marginal到沙巴举办木刻版画工作坊，哲荣和李佐等人学会了正确的版画创作技巧和工具。同时，他们也深受印尼版画团体Taring Padi的影响，以艺术创作表达社会改革的希望，并利用传统木刻技巧作为抗争手段。

自然地，庞克摇滚舍成员也都是社运分子。哲荣和好友们多是成长于兰瑙的杜顺人，有感兰瑙的社会问题严重，却未受到关注。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无牌烟草的问题。在兰瑙街上，会有不少老妇人摆设小摊售卖自种烟草或槟榔，但遭到执法单位多番驱赶，有时甚至遭拳打脚踢。

“我们感到很不满意，就画了三款海报，在晚上张贴在每一间店铺前。”

这三款海报的标语分别是“要民族进步，就买婆婆的烟草”（Kalau nak bangsa maju, belilah sigup nenek）、“卖也不对，买也不对，是谁说了算？”（Menjual salah, membeli salah, siapa benarkan semua ini?）、“传统卷烟最纯正” （kirai asli original）。

“我们这么做的效果其实只有一点点，但只有做了才会些影响。从那次起，我们就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不曾停止。”

之后，他们常在街边举办免费工作坊，教导有兴趣的人制作版画，也不时义卖画作为有需要的人筹款。当然，抗争活动他们也不缺席，如反对沙巴兴建凯端（Kaiduan）水坝等。

而哲荣这次前来位于甲洞的森林研究院参加造纸工作坊，就是希望能把技巧带回到沙巴，教给村里的人。

“我的任务就是要学会它，教给村民们，让我的村子更能够自给自足。”

个人风格与集体创作

木刻版画一点也不简单，需把翻转的图像雕刻在纤维木板（MDF）上，再完整印制在布条或纸张上，极考功夫和天份。而庞克摇滚舍又爱挑战创作大型版画，成员们集思广益、共同创作。

对于像Marginal、Taring Padi和庞克摇滚舍这样的艺术团体而言，“个人风格”似乎并不太重要，反而是集体创作要带出的信息更为关键。

哲荣说：“集体创作很有趣，很多头脑激荡出很多灵感，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很多想法。”

“（组织了庞克摇滚舍后）我们有更清楚的集体目标。”

“完全没有担心（失去个人风格的问题），不同田地不同煌，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创作，所以每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团体的创作风格非常雷同，甚至有人质疑庞克摇滚舍“抄袭”，询问Taring Padi是否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和其画风极其接近的版画团体。

然而，Taring Padi在该访问中却说，他们乐得与人分享共同风格，而且不在乎什么是属于他们的风格，什么版权和所有权等，因为重点是传播信息。

或许，庞克精神更是驱使他们利用艺术表达对世界看法的动力，“为艺术而艺术”则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艺术给人正面力量

哲荣目前在离亚庇市区约40公里的小镇淡布罗里（Tamparuli）工作，经营淡布罗里生活艺术中心 。这片占地4英亩的土地，是由今年已高龄一百的英国画家缇娜（Tina Rimmer）拥有，她在沙巴住了超过半个世纪，一直想在当地推广艺术活动。

胜负就在一瞬间，全球数千万人屏息以待，这一场大战将决定谁会出线，进入败者组决赛，挑战世界之巅。

四个马来西亚人加一个菲律宾人坐在电脑荧幕前，手指在键盘与滑鼠上快速飞舞，每一下敲动都化为荧幕上英雄的攻防动作。

只见一名紫色无脸人祭出时间结界，封锁住一队盔甲骑士。但电光石火之间，大地崩裂，盔甲骑士脱困后击杀眼前强敌，并挥军攻入敌方地盘，最终锁定胜局。

这一幕也宣告，由马菲选手组成的Fnatic战队在“2016年刀塔2国际邀请赛”（The International，简称TI）的征途就此终结。

不过，第4名的佳绩，却也意味着Fnatic战队获得145万3932美元（581万5728令吉）进账。即便经过美国政府扣税及战队抽佣，5名队员还是可以均分87万2359美元（348万9436令吉），每个人顿时晋身富豪之列。

打从2011年首届赛事起，刀塔2国际邀请赛的奖金一直位居全球电竞赛事之冠。

去年8月举行的第6届国际邀请赛网络收视率近1亿5000万人次，总奖金高达逾2077万美元，再破纪录。刀塔2玩家更把国际邀请赛的竞技水平，对比为足球运动的世界杯。

不再是废青癖好

对于许多人而言，电玩已不再是“废青的癖好”，而是一个竞技项目。这也是电子竞技（e-sports）一词的由来。选手日以继夜地训练，世界品牌竞相赞助，支持者购票到体育馆捧场，电竞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一门产业。

现年22岁的亚当（Adam Erwann Shah）是个大专生，在雪州世纪大学修读心理学系。他身材高大，穿着随性，打扮与时下年青人无异。

但在刀塔的世界，亚当是名为343的著名选手，职业生涯累计奖金已破百万令吉。在去年8月里约奥运会期间，正当许多人关注马来西亚健儿在奥运舞台的表现时，亚当则作为Fnatic战队的一员，在美国西雅图的Key Arena体育馆追逐梦想，最终与他的队友捧殿军而归。

据esportsearnings.com统计，亚当迄今赢获的奖金达到35万7158美元63美元（142万8634令吉52仙），位居大马电竞选手第5名。

奖金收入榜上，前面13人全是《刀塔2》的选手，接下来才有《反恐精英》、《FIFA 16》与《英雄联盟》等游戏的选手。不过，与前排选手六位数奖金的收入相比，末端选手的奖金收入不可企及。

选手生活有规律

亚当（见图）是在11岁那年，经由死党介绍认识《刀塔》这款游戏，从此就欲罢不能。

不过，当兴趣变成职业，就连亚当也吃不消。他告诉《当今大马》，在去年8月份的TI邀请赛结束后，他根本不想触碰《刀塔》。

“打完TI回来后，我完全不想碰《刀塔》，只想远离它。我想做些之前无法做的事情，我要找朋友，我要去嘛嘛档。”

在TI邀请赛后，Fnatic战队几经重组，当时拿下殿军的阵容已四散。亚当在TI邀请赛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并辗转替一些队伍打过替补，包括在11月加盟菲律宾战队Execration，并协助Execration取得波斯顿特锦赛资格。最近，亚当则加入了欧洲战队B)ears。

目前，亚当已申请休学，以专注他的电竞职业。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顶尖电竞选手的生活很有规律。亚当说，当他还在Fnatic时，全队住在雪州一间独立式洋房，训练屋不仅设备完善，还配有厨师。

“每天早上我们下楼后，就吃早餐和交流，看比赛，或打比赛。只有《刀塔》，你不会上面子书或做些其他的事情，你的电脑荧幕上只有《刀塔》。”

“通常我们会在下午1或2点训练，大概一天会打上两轮三盘两胜的比赛。中间休息时段，可能我们会去游泳或健身一小时半。”

军训与家人鼓励

到了晚上，亚当与队友又会开始训练打比赛。他强调，要应付如此密集的训练，他们必须要做些运动，否则将应付不来。

更甚的是，亚当说，Fnatic队员当时没有周假，几乎一周训练7天。

“当然，如果有人要出席家庭聚餐，或有人过生日，我们就会衡量状况，然后让他们休假出外。”

虽然军训式的生活异常疲累，但亚当表示，电竞选手可以到多个国家参加比赛，看到许多新鲜事物，感觉就像是种补偿。

一连紧凑训练中，亚当尽量抽空陪伴女友家人。有时候，从国外比赛回国后，选手们会获得两三天休假，而亚当则格外珍惜难得的假期，与女友及家人窝在一起。

庆幸的是，亚当的女友与家人相当支持他投入电竞职业，就连他84岁的外婆也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他打比赛。

“每逢大赛的时候，全家人都会一起看电视。虽然他们看得不是很懂，但也会在电视机前大声喊加油……我觉得这特别感动，因为你会知道，如果你输的话，你就让他们失望。”

“这就像是一种勉励，会让你更加努力。”

打游戏算运动吗？

跟亚当家人的开通相比，18岁新秀杨明健（《刀塔2》网名Syeonix）则费了一番努力，才说服父母让他成为电竞选手。

杨明健（图中右者）来自吉隆坡的小康之家。他的父亲杨富才现年61岁，从事消防用具生意。他一开始并不认同幼子杨明健全职投入电竞行业，更指“打机”浪费时间。

杨富才与妻子黄珊珊都热爱运动，分别喜爱壁球与高尔夫。黄珊珊说，与其让儿子打电动，不如挥杆打高尔夫更好。

杨富才则认为，电子竞技根本就不算是运动。

“我不认为电子竞技是运动……你只是坐在电脑前，能够锻炼身体吗？打游戏是运动吗？”

杨富才的想法一直没变，唯一改变的是，他如今不反对儿子当一名电竞选手。至于改变的契机，则是因为2015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马来西亚电竞赛（Malaysia Cyber Games）。

当时，主办单位邀请首相纳吉与通讯部长沙烈赛益担任特别嘉宾，为得奖者颁奖。纳吉与电竞赛事扯上关系，虽然引起刀塔圈子反弹，但却说服杨富才支持孩子投入电竞领域。

杨富才笑着说：“连青体部都办电竞大赛，我们觉得这可能会有前途。连阿Jib哥都出席，有前途，有前途。”

联名户口存奖金

在这之后，杨明健父母不仅让儿子展开全职电竞选手生涯，更给予许多支持与协助。黄珊珊即为儿子购置全套的高阶电脑，好让儿子能在家中训练。她也与杨明健开设联名银行户口，共同管理杨明健所赚取的奖金与薪金。

杨明健在去年3月加盟号称为大马国家队的“虎牙队”（Taring）。当时，他享有4000令吉的月薪，但却须南下柔佛，跟队友住在新山的训练屋。

当时，杨明健刚完成中学学业，取得大马教育文凭。在新山集训期间，杨明健感染骨痛热症，恰巧碰到刀塔2国际邀请赛东南亚入选赛前一周。

由于杨明健高烧不退，他的父母连夜驱车南下，探望瘦削的幼子。虽然身体不适，但杨明健还是坚持打完比赛。最后，他的队伍无法出线。

“很可惜当时我头晕呕吐，我硬撑上场，但在比赛中，完全无法跟队友沟通。”

须衡量人生抉择

比赛不久后，虎牙队在8月杪解散，而杨明健之后则辗转加盟数支战队。虽然受到业界看好成为新星，但杨明健一直没有打出好成绩。去年11月，他加入马来西亚战队Geek Fam，继续奋战。

面对不明朗的未来，杨明健给予自己最多两年的时间，尝试打职业电竞。

“我给自己一两年时间闯天下，如果不成就回去校园，一切都要在我20岁之前完成。”

同样的，亚当也认为，任何有意打职业电竞的年轻人，除非真的碰上黄金机会，否则不要把人生赌注押在电竞上。

“你应该自我衡量。除非机会跑上门来，否则你不应该把你的人生押注在打游戏。”

“好比我自己，我是因为获得Fnatic这个机会，才全心全力投入电竞。除非你获得机会，否则不应该为了打游戏而牺牲自己的人生。”

“这风险太高，可能你付出200%的努力，最后却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