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关于为何要读小说，非文学系出生的我能说的很少，我想要讨论它，是因为无意中听到一位毕业于中文系的朋友说，他最近不怎么看小说了，主要在看政治哲学，他认为小说无法回答这世界的重要问题。刚好，我过去主要阅读社科书类，而近来都在看小说。

我觉得很有趣，主修新闻但兴趣在社会学的我，现在想要在小说寻找答案；唸文学的朋友，现在却觉得社科理论更能解答心中的疑惑。我想，或许是因为随着人生阶段的改变，内心追寻的问题不一样了，阅读兴趣也随之改变，那原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我再想深一层，却不怎么同意朋友说的，小说无法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

挖掘生活暗层人事物

我觉得，好的小说一直在回答重要的问题，只是所回答的问题，以及回答的方式不同。社科理论用理性冷静的语言分析经验世界，分析社会现象，厘清概念，拉开视野，提出新观点，试图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或尽提醒之责。

小说陈述，却未必分析，分析不是小说的工作，小说是挖掘深埋在日常生活暗层的人事物，挖掘深埋在情感深处的不可说，挖掘人生深处的不可知，相对社会结构，它更热衷于处理生命。读者不太会期许它提供答案，虽然有些作家很努力寻找出口。

我也是在很久以后的现在，才理解“好的小说一直在回答重要问题”。和许多阅读者一样，我大概在十岁左右就开始读小说，并且像饿鬼一样“吞食”所有到手的读物。1990年代初，马来西亚正要迎接经济起飞的美好十年，但好书匮乏，无法提供精神饿鬼充足的养分。

可惜没有读到好的书

对于那年代的少年来说，书藉只有两处来源。一是中学的图书馆，二是市场大量廉价贩售的翻版言情小说。我的中学是怡保霹雳女中，女中历史悠久，图书馆藏书不少，不过在我印象中，无论我如何乱看一通，能看到比较好的作品多是五四运动后的中国作家，书都很旧，印象最深刻的是巴金和闻一多。

中学课本里收录了闻一多的一篇小诗《也许》，我非常喜欢，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厚厚的《闻一多全集》一口气看完。而14岁的我又如何懂得闻一多？根本搞不懂什么是爱国诗人，也不觉得必须懂。那时的我也不懂巴金，不懂得家春秋的叛逆，不懂得他的时代意义，只是狼吞虎嚥地吞食文字，感觉获得了什么，却说不上是什么。

期间还看了大量的言情小说、金庸武侠小说、张曼娟散文等。那种环境，没有人带着读书，你饿，懵懂无知的杂食，快速粗糙地消化，未消化完，手已伸到下一本。后来，到台湾唸书第一年，选修一位老教授的课，他要我们书写个人阅读经历。他看完所有报告后，在课堂上不点名的说，“有些同学很有阅读热诚，可惜没有读到好的书”。当下我觉得他在说我，现在我特别认同。

未能理解却深印内心

在一个好书匮乏、知识资讯不流通的环境里，读者是孤独的，能不能遇到解答重要问题的好小说，得要靠运气；能不能理解你读着的文字正在解答你核心的问题，得要靠知识的累积。但小说有趣的是，就算你未能理解，它还是会深印在你的内心，耐心地等你长大成熟，等你终于找到通过之门。这样的小说，在我心里有几本。

我忘了在那里买的，要不是金河广场的长青书屋，就是什么奇怪的书展，反正那大约是2000年左右的事。书商把一箱箱中国书拿出来大抛售，一本一令吉，我挑了很多，所有作者都不认识：王安忆、莫言、史铁生、冯骥才、陈建功等。现在当然知道了，一批经历文革的伤痕文学作家，但那时完全不懂，只因为太便宜。

我是在那堆书里读到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命若琴弦》说的是一个老瞎子和一个小瞎子在中国乡间翻山越岭游唱卖艺的故事。老瞎子的琴里有一个秘密，他的瞎眼师傅在他很年轻时告诉他，如果他能在有生之年弹断1000根琴弦，他就可以打开琴取出里头的密方，把眼睛治好。

从此，老瞎子心中埋着希望的火种，努力买艺，努力弹琴，天天一根根地数着被弹断的琴弦，终于在古稀之年，等到最后一根弦断。他心里的小火种烧成大火，赶到小镇的药局，请店员给他打开药方配药。店员打开琴，看了里头的纸，说，那是一张白纸，何来药方？

老瞎子瞬间萎靡，在大风大雪的店外发了几天呆。他想到小瞎子，振作了起来，回去寻找小瞎子。他说，他记错了，应该是要弹断一千两百根琴弦才对。刚遭遇初恋失败的小瞎子，伤心欲绝，发誓要治好自己的眼睛。两人继续上路，卖力游唱卖艺。

读完这故事，我逢人就把故事复述一篇，别人问为什么，我只说我喜欢。这故事留在心里很久，久到好像昨天才读过。

阅读理论却活得虚无

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我总是对相同题材的故事着迷，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我已忘了在哪一本书读到。故事说的是一个灯塔看守人，由于看守灯塔的工作非常孤独，他必须一个人长时间逗留在小岛上，所以非常寂寞。有一天晚上，他发现对岸城市有灯光在闪烁，一闪一灭，一闪一灭的，他读出那是航海人的灯讯，有一个人正在用灯讯和他说话。

他赶紧回应，对方也给予反应，自此，他每晚都期待彼方的那人，他的生命有了光，他一直不知道真相，作者把真相告诉了读者。灯的那头，是两个不睡觉躲在被窝里玩手电筒的小孩，妈妈唤他们，他们赶紧把灯灭了。

我喜欢这类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没再看小说，读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左派理论、文化研究、政治学等，理论杂食一番，有了结讲／性别／左的视角，还是活得很虚无，但知识已经有所累积，也已懂得这两个故事要告诉我的事情。才发现，这两个短篇，谈得是很大的哲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关于上帝。

展演最深幽的不可知

今天的读书会，和学生讨论香港作家黄碧云的小说《七宗罪》。《七宗罪》是来自基督教里的七宗死罪，书里有七篇短篇小说，每一篇是一宗罪。黄碧云最后说，对于人的罪，上帝始终静默，一言不发，上帝也有罪。静默的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她问读者：要不要相信有罪的上帝？

我们讨论这个核心的问题：这世界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人自然有罪，也有可能被救赎；但如果没有上帝，人就不需要背负任何良知义务，宗教意义上的七宗罪也就不成立，除非触犯了世俗的法律，但人就虚无。上帝的存在不可由经验检证的，以上问题亦是无解，但至少，黄碧云说上帝的静默是罪。

同样的，史铁生也问了类似的问题：要不要相信琴里有药方？药方代表希望和目的，药方扮演上帝的角色，只是这上帝比较不虚幻。老瞎子最后选择向小瞎子说谎，是史铁生的答案。

要不要相信彼岸有知音？此篇短篇小说的作者不让灯塔看守人选择，却告诉了读者真相，彷彿把球踼到读者脚下：知道真相的你，会选择揭穿吗？这是一个好问题。在七宗罪里，欺瞒不是罪。

存在与不存在，信与不信，这些一直困惑我的问题，在小说里化身成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在不同的情景展演最深幽的不可说不可知。我经过30多年的学习，现在回头看小说，看得津津有味。

曾丽萍，毕业于新闻所，曾据任记者工作，目前在传播学院误人子弟。阅读兴趣包括城市、性别、现代性等。

未到伊朗以前，对伊朗的认识仅来自电影。去年刚去世的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他电影中对生命的哲思对白和诗意画面，让人对这片被西方媒体渲染为极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土地，呈现两种迥异的想象。

女性旅客必须带头巾、上衣必须长及膝、男女分坐、异性不能握手、无法跨国领钱、不能刷信用卡、没有连锁快餐店、没有酒、没有面子书……这些都是旅游书和网站提醒的重要事项，无不令人忐忑。

我和十余位年轻朋友数月前有幸随同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伊朗访学，拜访德黑兰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悠久的大学，创办于30年代，这里是众多学生运动的发迹地，亦是伊朗革命和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

什叶与逊尼派之争

随行的朋友大多是穆斯林，对他们而言，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次重要的宗教探索经验，因什叶派在马来西亚被打压，他们自小就被教育什叶派是异端，一切与伊朗及什叶派有关的事务，皆属“Haram”。有趣的是，我们来到什叶派圣地库姆（Qom）和一些神职人员交流、听阿亚图拉（Ayatollah，什叶派宗教领袖）讲道、到圣陵及清真寺祈祷，朋友们笑说，返马后不知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自己未被“洗脑”。

什叶派与逊尼派最主要的分歧点是先知继承人。什叶派认为先知指定女婿阿里为接班人，但逊尼派坚信先知没有立下继承人。什叶派最主要派系尊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为“十二伊玛目”（Twelve Imans），他们重视伊玛目圣陵，以致一些逊尼派认为是个人崇拜。

穿上罩袍（chador），我随朋友到清真寺祈祷，在库姆看见第七任伊玛目之女法蒂玛的陵墓旁有许多啜泣的女人，她们除了祈求过失获得原谅，也为法蒂玛的奉献和圣洁流泪。我在马从未有机会上清真寺祈祷，便学逊尼派朋友双手交叉在腰际祈祷，与一旁的什叶派祈祷者不同。我好奇什叶派朝拜时额头必会碰在一块小石（turbah）上，也拿了一块来尝试，什叶派认为祈祷时必须触碰土地（而非地毯）。

伊朗属于文学电影

我对伊斯兰的认识仍粗浅，此行只能当个旁观者。同行朋友们都积极提问，不少问题颇尖锐，例如科学伊斯兰化的制约、逊尼与什叶派对正义的概念、伊朗女性地位、宗教领袖威权主义、伊朗的核能试验等。我则对伊朗如何处理波斯人以外的少数民族权利感兴趣，尤其记得一名库德（Kurdish）朋友说，3000万库德人是没有国家的民族。

对我而言，伊朗或更属于文学、电影和革命。

到伊朗适逢冬至，他们把这一年最长的夜叫耶尔达（Yalda），家人聚集在最年长的长辈家围着暖炉聊天吃喝，朗诵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据说，伊朗家家户户必有两本书，一本是可兰经，一本就是哈菲兹诗集。

一晚，有人买了本哈菲兹诗集，我们围着朗诗，伊朗朋友也以波斯语朗读，更为我们解释诗中意涵，仿佛人人都能谈诗。文学即是生活与传统，在伊朗，要说每人都能背诵几句哈菲兹或海亚姆（Omar Khayyam），并不为过。

革命前的知识分子

从20世纪初期立宪革命到1953年美国资助策动政变，在此后的三十年间，波斯语现代文学发展达致高峰，作家们也积极介入社会。尼玛尤什（Nima Yooshij）和萨德海达亚（Sadeq Hedayat）奠定下来的现代文学基础，以及之后芙茹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的女性主义诗歌、苏赫拉塞培赫里（Sohrab Sepehri）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可见进步思想蓬勃发展。

彼时，革命与反殖运动风潮在第三世界吹起，不少伊朗知识分子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将之与伊斯兰思想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寻找第三条路，成为伊朗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尤以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为代表。

我们有幸拜访沙里亚蒂的儿女，向他们了解父亲的事迹和思想。沙里亚蒂在革命前数次遭逮捕监禁，他未能亲眼见到革命真正发生就在1977年过世。然而，也因沙里亚蒂生前对神职人员及体制的批评，革命后他的思想被边缘化，五本书遭禁。

根据当代伊朗批判知识分子哈密达巴什（Hamid Dabashi），促成伊朗革命的思想准备有多种面向，惟大致可分为两大共同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彼此却又截然对立：第一、欧美中心的世俗主义，主要在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发生；第二、草根的什叶派信徒，主要为宗教集团、市集商贩、劳工阶级、城市底层和农民（149页）。

而在这两种面向的基础上，还有一群有机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在政治上皆是激进左派，惟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德黑兰，无法如宗教集团般能触及草根阶层，轻易搅动大众的革命情绪。

“反现代”的革命？

1979年，没人相信在冷战后期会出现这如今被视为“反现代”的大规模革命。亲美奢华的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位君主莫哈末里扎（Mohammad Reza Pahlavi）举家仓皇而逃，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伊朗，经过全国公投后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自此成为和西方势不两立（尤其是美国）的巨大抗衡力量，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后冷战时代，高举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宣称世界格局已然定论，而伊朗与伊斯兰就被树立为最棘手的敌人。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院长在演讲中，大力批判美国军事策略和西方国家制裁活动，也指责西方媒体不实报道伊朗境况，加重世人对伊斯兰和伊朗的恐惧和误解。他也自豪地说，以宗教为主导的革命能在那个时代发生，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但伊朗做到了。

这也是我在不少场合（官方机构或民间）都听见的论述。在德黑兰，到处可见“打倒美国”（Down with USA）的布条标语，昔日发生人质事件的美国大使馆如今成了博物馆，我没有进去参观，但可想而知和好莱坞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的美国英雄主义视角截然不同。

在大马，不少穆斯林青年当时也受到霍梅尼感召，伊党少壮派尤索拉瓦（Yusof Rawa）夺权后也在党内设立如霍梅尼的精神领袖一职，宗教师的地位更崇高。

后革命时代年轻人

一些伊朗学生告诉我，他们认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集团出卖了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建设并期待的新国家没有出现，伊朗反而走向另一种威权。“他们把伊斯兰变得很可怕”，一位年轻女孩这么说，她的黑色头巾里藏着染成金色的头发。但妳以身为伊朗人为傲吗？我问她。“当然，非常自豪。”

伊朗人对自身社会和文化特殊性的自豪，非比寻常。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第一即是不是中国人，第二就是“你认为伊朗怎么样？”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大家都想知道外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伊朗人是我碰过最热情好客的人，走在街上不断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问了以上两个问题后就说：“欢迎来到伊朗”，或是“欢迎来到我的国家”。更别说招待我们的伊朗朋友及老师，还有我之后独自旅行碰到的民宿老板和陌生人，他们的好客和关心令人难以忘怀。

当然，伊朗青年也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渴望刺激、潮流和新知识，但由于公共行为的限制和社交媒体的管制，迫使他们把所有能量都转移到地下。地下读书会、电影节、狂欢派对等活动都在悄然进行。这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文化，向不合时宜的宗教及政治权威挑战。

德黑兰的平安夜只有2度，没有圣诞庆祝活动。一位建筑系毕业的伊朗朋友开车带我们看看夜晚的德黑兰。北部的高级住宅区通常是夜夜狂欢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富裕朋友的家开派对喝酒。是的，公开场合不能卖酒饮酒，他们就自己酿酒或想办法走私，毒品亦然。另一位朋友笑说，我不会猜到他曾在哪里喝醉——答案是警局门口。我们也经过跨性别性工作者招客的街道，但那天凌晨刚好下起微雨，五六辆车内的单身男子苦等不到性服务。

德黑兰的年轻人，不少也曾参与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绿色革命”反政府运动。当时，武装部队进入大学宿舍，逮捕甚至杀害了参与示威的学生。一位朋友说，他的朋友被子弹射中头部，昏迷数月后醒来，家人害怕他再被逮捕，只好把他送到加拿大。

流亡，是许多伊朗知识分子和异议分子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便是其中一例。

传统与现代伪对立

伊朗革命后，社会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争论不休。传统似乎就指向保守的宗教人士，推崇伊斯兰传统价值作为生活原则；现代似乎就是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世俗派。这样的对立终将掉入进退维谷的无尽循环之中。

革命后，文学与知识运动陷入失语状态，反而是电影成为艺术家得以尽情表达的语言。

哈密达巴什认为，1979年以后，除了电影以外，所有文化表达方式失去了共同行为、社会意义和公共领域。当后革命制度越趋腐败，人民的愤怒与平庸转化成浩大美丽的世界电影。

“伊朗电影成为世界电影，是为伊朗给了世界一个暴政神权体制而道歉，也为了弥补这份恐惧而创造希望。”（209页）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那片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主角开着货车不断穿梭在小镇与山间，只为找到能和德黑兰连线的手机讯号，告知村里一位濒死老人的状况。当乡村医生为城里来的工程师朗诵海亚姆，当工程师为挤牛奶的女孩朗诵芙茹法洛克扎德，这是他们沟通的语言。

此时，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文学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皆在同样一个电影画面共生。

参考资料：

• Dabashi, Hamid. Iran: A People Interrupted. NY: The New Press, 2007.
• Afshar, Medhi (ed). Selected Persian Poems. Tehran: Parmis Book, 2014.